「平生未尝曲学阿世」：陈寅恪的学术与信仰

谨以此文纪念

陈寅恪先生逝世（1969.10.7）50周年

陈寅恪晚年在广州的中山大学

一、「把我骨灰扔进珠江，别让人利用开追悼会」

陈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一位奇特的「大师」。

按理来说，知识分子总该是寂寞的。尤其像陈寅恪，自他1925年回国到清华任教开始，至其去世的四十多年间未尝离开大学校园，衬托于那个山河巨变的革命年代，更该冷静地守在历史舞台的边缘。不过，最近若干年来，一种「陈寅恪热」在中国从知识界到整个社会逐渐弥漫。在学界，似乎是个人物，都能跟陈先生攀上学术继承的渊源。在社会上，更是若不能把陈寅恪的一些轶事挂在嘴边，就显得没有文化一样。

总结「陈寅恪热」的种种表现，无外乎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那些近乎段子的轶事，比如恪到底念kè还是què，比如陈寅恪能熟练掌握23门语言云云。再一重境界则是陈寅恪的学术，尤其是他对于魏晋隋唐史的悉心耕耘。第三重便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仿佛这十个字一出来，一个遗世独立、不合流俗的「大师」形象便呼之欲出，理当成为人们顶礼的楷模了。

1963年，也就是去世6年前，陈寅恪曾经反复跟家人提及，「他死后要把他的骨灰撒到珠江黄埔港外，不要让人们利用他来开追悼会」。这样的一番遗嘱，大概是对当时身处的政治环境有感而发，不想让自己身后被曲解利用。然而，即便是政治上的乌云在十几年后就开始逐渐散去，陈先生此语放到后来的日子里，却依然管用。（陆，页377）

在陈先生去世至今的五十年里，海内外的见解纷然迭出。海外的有心人士最早拈出1949年后的「陈寅恪晚年心境」问题，引申为那个更大的政治历史叙事的脚注。大陆上的不少学者则随之翩翩起舞，其目的或者是昭然若揭，或者是心照不宣。陈寅恪在暮年最希望避免的被政治利用的追悼会，却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以另一种「被政治化」的方式时时呈现，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相较于所撰写的学术研究作品，陈寅恪的诗更是他「一生精神命脉所在」，1949年后尤是如此。图为1956年陈寅恪所作的诗，直言自己「晚岁为诗欠斫头」

 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陈寅恪留下的最广为人知的遗产。

这十个字，首见于1929年陈寅恪为之前一年自沉昆明湖的王国维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二十多年后，陈寅恪曾对这十个字有一段口头解释：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旨和独立的精神。……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说这一番话时，是1953年年底。当时，栖居岭南的陈寅恪，迎来了登门拜访的汪篯。汪篯曾在清华大学追随陈寅恪读书、研究十几年，这时已经成为北京大学副教授，并同时在北京的马克思列宁学院（今中央党校之前身）做带职的学员。这一次，汪篯受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与副院长李四光之托，延请陈寅恪返回北京，担任即将成立的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

那年11月21日的晚上，汪篯在陈寅恪家中，将郭沫若与李四光的亲笔信交给了老师。次日早晨，顶着失眠与高血压痛苦的陈寅恪即作正式书面答复，开列了去科学院任职的两个条件，让汪篯带回北京：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无需做任何解释，即便过了将近七十年，这两行每个字透露出来的都是「不合时宜」。

在场的同事劝陈寅恪没必要这样提，陈寅恪回答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如果答应你的条件你又怎么办？」「那我就去，牺牲也可以。」（陆，页197）

陈寅恪夫妇迟至2003年方安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图为其墓，上书「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图/维基百科

其实，1949年后的陈寅恪在许多场合一再表示，他对于执政党「决不反对」。陈寅恪早在宣统三年（1911年）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留学德国时与周恩来算是「患难之交」，到生命暮年也颇为感念陶铸（时任广东第一书记）的礼遇。只是他认为，无论是为学还是为人，都要在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再谈，「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自己也一再宣示不为「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太史公」指司「马」迁，「冲虚真人」指「列」子）。比如，他仅仅为了保留文章里面不合于阶级史观的「黄巾米贼」四个字，不惜牺牲出版个人著作的机会。更曾在1962年致信中华书局「拙稿不愿意接受出版者之修改或补充意见」（卞，页325）。

更令陈寅恪感到「领略新凉惊骨透」的，则是许多故人亲朋，甚至是昔日士林的翘楚，竞相「学习」、竞相坦白、竞相互相揭发以表彰自己进步。陈先生「可怜无力障东流」的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胡适留在大陆上的学生们（其中很多人已经是北大的知名教授）「带头控诉」胡适，陈寅恪就讽刺他们明知是自己的老师反而更要批判，实在比汉代的吕步舒更加「贤明」（参见〈儒见诗话 | 时贤应笑步舒痴〉）。世侄梁思成公开抨击自己的父亲并且划清界限，陈寅恪便说他「非梁启超子孙也」。而当好友陈垣写信勉励同仁「法高邮不如法韶山」的时候（「高邮」指清代考据学家高邮人王念孙），当曾寄予厚望的「理学大师」冯友兰自毁式地「放弃全部思想」还说自己「四十年间作逆流」的时候，陈寅恪闻知消息后更是勃然动怒、深恶痛绝，说这些人「无气节，可耻」、「逢迎贪鄙，殊可鄙也」。（胡，页648）

今广州中山大学内的陈寅恪故居。自摄

 不过，陈寅恪对于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壁立千仞的坚持，并不像许多「有心人士」认为的那样始于1949年。早在1927年，国民党率领的北伐军高歌猛进之际，其在政治、思想领域的专制统治已经广为流传，那时，已经在清华任教的陈寅恪便与挚友吴宓作了一番计议：

又与寅恪相约不入党。他日党化教育弥漫全国，为保全个人思想精神之自由，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吴宓日记》，1927年06月29日）

陈寅恪说，如果未来国民党要推行党化教育，强制用三民主义统制学界的话，便不能再保全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便只有离开学校另谋生活这一个途径了。

尽管后来时局的发展，并不如陈寅恪最初预想般那样恶劣，但是，国民党训政时期的党国体制，已经让陈寅恪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当时，陈寅恪勉予遥领新组建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的组长，却如同他在1949年后从未到过北京一样，从未前往当时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实任。抗战时，党化教育日渐收紧，陈寅恪感慨「读书渐已师秦吏」，认为时局已经走向了以吏为师的暴秦，学术界亦不能免。他也不惜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之前，直接批判「党家专政二十载」。并且就算已经决意在解放军到来前离开北平，陈寅恪也宁可冒着走不成的风险等着和代表学术界的胡适一起，也不坐先期教育部官僚派来的飞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陈寅恪奉之毕生的最高价值，其实并不针对哪一个党派、哪一种主义，而是完完全全地属于他本人这个主体，是直道而行的独立与自由。某种程度上，对这个最高价值的坚守如果能是岿然不动、确乎不拔的，那么就算外在的环境再如何恶劣，就算自己本人遭受过多么大的挫折，也依然能在方寸之间保持无上的自由与尊严。

当然，独立与自由，人人会谈。靠着没有依托的独立与自由，培养出来的可能会是在大街上打砸抢烧的暴徒。陈寅恪谈独立与自由，谈了一辈子，而其真正的学问，尤有出于此上者。

广州陈寅恪故居内的雕像。图/王静得

陈寅恪晚年耗费十余年撰写《柳如是别传》，不惜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称许声名狼藉的钱谦益，盖有史家的慧眼与对世事的寄寓。其中谈及有四库馆臣批评钱谦益，既然吃着大清的饭，就不该砸大清的锅（食毛践土），陈寅恪则回应说钱谦益「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这当然也是陈寅恪的自白。图为1957年陈寅恪在助手黄萱女士的帮助下撰写《柳如是别传》

  三、1961，「寅恪仍确信孔子儒道之正大」

距今正好一百年前，五四的烽火已经燃遍中土，1919年的秋季学期，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的29岁的陈寅恪，曾与25岁的吴宓有一段关于中国出路的对话。陈寅恪指出：

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吴宓日记》，1919年12月14日）

陈寅恪认为，于己于国，都应该以形而上之学作为根基。这一所谓的「形而上之学」，当然不是指唯物主义发展历史上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而是儒家经典所讲的「形而上谓之道」的那个「形而上」。简单说，就是儒家的「道」。

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上，关于「道」和「修道」的诸种说法汗牛充栋。众多的法门中，最简单也是人们最常忽略的，就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这是说，真正的学问，无论是为了让自己提升还是解答自己的困惑，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虚假的学问，则是「为人」，或者是为了利，或者是为了名，总之是为了那些外在的目标。反过来说，只有真正为己，人与学问才是合一的，人便不会在遇到困难或遭受打击时放弃所学，因为所学就是他的生命。

这是当年的陈寅恪游学十余年并且已经被视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时的观察，也是他毕生所践履的依归。

当时陈寅恪在喧闹的哈佛，过着一种半隐居的生活。与当时热衷于各种活动的中国留学生相比（百年后的今天亦然），陈寅恪被视为「一个奇人」，因为「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

后来有亲友问陈寅恪，他奔走东西两洋十余年数万里，念了很多年研究生的课程，却为何并没有拿博士学位。陈寅恪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言下之意，学位好看，那终究是给别人看的。而为了拿到这个给别人看的东西，还要额外花费青春岁月屈己从人，与其如此，倒不如不拿。

陈寅恪于1919年秋季学期以研究生二年级入住哈佛大学的本科生宿舍罗威尔楼（Lowell House），该楼至今仍为本科生宿舍，至笔者上周探访时已刚好一百年矣。自摄

陈寅恪也从不以留洋的学历沾沾自喜，因为在他看来，「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中国人要学中国的历史，因为种种原因要到外国去念，仔细想来，让人羞愧欲死，何喜之有？

后来，陈寅恪归国开课，声名鹊起，有学生请教他「为学」的心得。陈寅恪题诗回赠曰：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北大学员己巳级是学习毕业生赠言〉，1929年05月）

读书为自己而不是为了他人，那么在做学问的同时也就是在做人，所学与所信便能合一。在旁人看来，或许只是二三迂腐的儒生，可是，这却已经走上了追求圣人境界的道路了。也正是因为有此为己不为人，以「形而上之学为根基」，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才有能真正立身的余地。

尽管中年时代的陈寅恪以研究唐代历史为人所称誉，但他从来不吝惜对于宋代即他笔下「天水一朝」的赞赏，认为华夏文明的文明高度在宋代到达了巅峰，即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而他之所以称许宋朝，正在于宋代理学的产生，如他所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1957年陈寅恪在家中阳台为中山大学学生授课

1964年，陈寅恪将整理自己平生文集的事业托付给了前来探病问学的弟子蒋天枢（字秉南）。临别前，陈寅恪写了一篇短文〈赠蒋秉南序〉，可以视作他的文化遗嘱。在这篇序文的最后，陈寅恪写到：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陈寅恪之所以推崇宋代理学，不在于理气关系之类的哲学思辨，而在于宋人所提倡的气节，在于在欧阳修等一辈儒者的号召之下，宋人能够「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将数百年间积非成是的社会习气迅速扭转，重新让中国人的道德文章光大其时。正因为如此，身为历史学家，即便是在1964年，陈寅恪依然对中国的未来有着相当的信心。

而在稍早前的1961年，陈寅恪曾同登门拜访的老友吴宓言及自己的心事：「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他说，他有一种「信仰」，来自于「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这让他「屹立不动」。（《吴宓日记》，1961年08月30日）

同样的意思，在〈赠蒋秉南序〉中则有了更精炼的总结：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在这篇文化遗嘱里，总结将近八十年的生平学术，陈寅恪对后世交代的不是研究内亚语言的心得，也不是对隋唐政治史分析方法，只在于他回首平生，念及经受的风雨再大，也从未折辱气节、阿谀当世，是故问心无愧，也对得起自己所学。他想告诉后来人，要相信中国文化，因为即便是在沧海横流、人心不返的年代里，还有人能用自己的生命证明着它岿然不倒的力量。那是他少时留学海外所最看重的「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也是他晚年「屹立不动」的「信仰」。

这是陈先生早年对自己的最高期许，也是晚年对自己的最大安慰。

陈寅恪1945年后即基本失明，这造成他学术研究与生活上的极大痛苦。图为1950年中秋节陈寅恪盲写的〈庚寅广州中秋作〉一诗。其中前两联曰「秦时明月满神州，独对婵娟发古愁。影底山河初换世，天涯节物又惊秋」

   四、兴亡遗事又重陈

1965年时，陈寅恪曾对自己的人生有过另一层面的总结：「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这种家国兴亡之感，弥漫在陈寅恪著作的字里行间，也弥漫在他生命的各个角落。

当然，陈寅恪给人的「遗老气」实在是重了一些。胡适在民国初年认识他，就说他是「遗少」。到了1930年代，北平的大学生们在课下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就是陈寅恪究竟是文化遗民还是政治遗民。

其实，陈寅恪虽然确实曾经骂过辛亥时期的革命党是「潢池小盗」、「养兵成贼」，那不过是在挽词里顺着王国维的意思说而已。陈寅恪本人做过民国政府的公务员，也称许孙中山「孙先生开国伟人，自宜表白」。尽管他多次表示对清末光绪、宣统的时期所谓「盛世」的怀念，却从未对清皇室有任何现实的感情，反而认为驱逐溥仪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而且常人眼中的「康乾盛世」在陈寅恪的笔下也全是以负面形象呈现。

义宁陈氏一门三代，确实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息息相关。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晚清著名的改革派大员。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陈宝箴29岁落第留京，在酒楼宴饮之际遥遥望见数十里外圆明园的冲天大火，满腔悲愤不能自已，拍桌恸哭，满座动容。后来在抗战时，身居香港的陈寅恪拒斥日寇当局，几经磨难返回内地，也是一脉相承的生动体现。可是，陈寅恪与中国历史的联系，又绝不是简单的「爱国」二字乃至于最近流行的「家国情怀」四字足以概括。

1899年，陈宝箴（左四）与诸孙、曾孙于江西南昌，陈寅恪（左二）在焉。据记载，寅恪4岁时参加大家族的聚会，便已喜欢「离群独坐」

与其说是遗民情结或者是家国情怀，毋宁言是当中国的文化命途多舛的时候，当难以寻觅那样一片属于历史也属于自己的桃花源时，深受中国文化浸染的读书人所陷入的无尽且无解的哀愁。在1929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陈寅恪对此曾有精辟的论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实在令人不胜唏嘘。

而氤氲出这种痛苦的环境，也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有任何的好转。抗战后的第一个双十节，陈寅恪的挚友吴宓感慨说：

教化学术，悉秉承于美、俄，即中国名号犹在，甚至人民安富尊荣，其国魂已丧失，精神已荡灭。我辈生息此国中，所感直如异国异世之人。此则今已久然，不待来远矣。（《吴宓日记》，1945年10月10日）

吴氏的感慨，也即是陈氏之忧虑。左右两派，或宗苏俄，或直英美，无外乎是「西方的这一套」和「西方的那一套」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则一概斥之不论，以为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元凶巨恶。即便中国的国号仍称为「中国」，甚至经济发展也上轨道，但归根结底，不过是说着中文、自称中国人的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罢了。在此情境之下，美去俄来也好，俄去美来也罢，对于固守中国文化之人来说，无非是更多一重痛苦罢了。

据弟子回忆，陈寅恪「先生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如生命。早岁游历欧美各国时，仍潜心旧籍，孜孜不辍」。从旁人的角度看，陈寅恪的生命体现了一个人受到所处时空环境由外到内的影响。而就史家自身的立场而言，这恰恰是一个人的真生命由内到外畅快淋漓地播撒：因为了解，所以爱，因为爱，所以痛苦，了解越多，则爱之越多，爱之越多，则痛苦必然反复加深。

这样一股力量，也无可避免地贯彻到了陈寅恪的史笔之中，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寒柳史学」。陈氏的许多史学著作，常常能见到的是大段的史料胪列和长长的因果探究后，歧出枝蔓的「寅恪谨按」，即作者对有关议题个人情绪的抒发，有时谈到他年轻时候的一些交游见闻，有时甚至还是陈寅恪写的与历史人物单方面的诗词唱和。

比如写《柳如是别传》，写到一位清初「三百年前国家民族大悲剧之主人翁」在作品中常用「松风」二字时，陈寅恪便荡出一笔，谈自己少时曾见到崇祯御笔「松风水月」字幅，感慨这四个字的书法真是「端劲轩翥」。后来写到钱谦益襄赞郑成功攻入长江欲光复南京最后功败垂成时，陈先生更是不免激动地评论：「吾人至今读之，犹有余恸焉」。

作者把自己完全置身于历史现场，这种饱含深情的历史书写——甚至可以说是蘸尽泪滴写就的文章——常被今日学界内的批评者们抨击为「不够客观」，却恰恰与中国史学的传统相通，与作者的心灵相通，更与读者的心灵相通，称得上是真正的历史。无怪乎吾人至今读之，亦有余恸焉。

自摄

自然，陈先生的流离之苦、兴亡之叹，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钱穆先生对此曾有一耐人寻味的记载。抗战时，钱先生在云南宜良一座破庙里潜心撰写《国史大纲》，一周之中有四天时间不与人交一言。一次，陈寅恪前来拜访，

寅恪……在楼宿一宵，曾在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寅恪言，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师友杂忆》）

陈先生的某些特征是否符合某些精神类症候（比如亚斯伯格症）的临床表现，倒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题目。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与通常人们印象中冷淡孤寂的外在形象相比，潜在陈寅恪心中的是洞察世事、不安于静寂的那一团火。他发展着孤独，却总是不安于孤独。看他晚年写的诗，一方面是彻骨的寒冷高峻，一方面则是对时局难以放下的热情，诸如苏共二十大、拉萨事件、王光美出访、越战爆发、林彪崛起等「身外之事」竟皆萦其怀。在那里，我读到的，不是那个思绪如飞、逻辑精密的陈寅恪，而是他，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通过他，渗透出来的无力与深沉的苦闷。

与能够浑然相偕的钱穆先生相比，陈寅恪的性格让他内外拉锯的信仰与时运形成了一种空前的张力，也造就了家国兴亡的历史长河中那个「四海无人对夕阳」的背影。

自摄

五、师道：最终的遗憾

章太炎是20世纪上半叶一位研究兴趣颇丰的大师，他对于自己的学问曾有一论断： 

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惟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

这一论断可谓精辟而又无奈。经典的章句、历史的著述、文章的写作，只要聪明、脑子好、肯费一番力气，不愁学不好，如至今称「章黄学派」传人者有之。但是作为「诸子哲理」的那些心性之学，却如广陵散一样，恐怕从此只是在历史上留下令人瞻仰的空谷足音而已了。

类似的遗憾，也在20世纪许多真正的大师们身上发生。包括陈寅恪。

1949年的冬天，陈寅恪曾经在诗中表达了自己始终念兹在兹的，是招魂楚泽之心、续命河汾之梦。所谓「招魂楚泽」字面上一般认为指宋玉哀怜屈原所作的《招魂》，「河汾」则指隋唐之际的大儒王通。陈寅恪对自己生平志业的定位，正在于以表彰中国历史上的忠义精神来使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招魂续命，其意旨与后来余英时诚誉钱穆先生的「一生为故国招魂」恰出一义。

遗憾的是，章太炎的感慨同样发生在陈寅恪身上：历史知识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发皇，尚有学术界中人能够继承表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世人或可略言，至于其以形而上学为根基的气节、遗有余恸的家国兴亡，直至在大时代下招魂之心与续命之梦，则已经在历史的天空中骨化成灰。

1980年代以后承平渐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称陈寅恪学生弟子的人士也越来越多，好像只要曾听过他一门课、一次演讲，就如同是古代行过拜师大礼的及门弟子了。而在更早的那漫长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年代里，真正能挺身而出捍卫师门者却可以想像的寥寥无几。

至今并不为世人熟知的蒋天枢，可以算是其中一人。1958年，蒋天枢还是在给组织的交代里「主要社会关系」一栏写到「陈寅恪，六十九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相比后来在北京的学术界大出风头的教授们，蒋天枢前半生跟陈寅恪的交集并不算最多，却在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口号甚嚣尘上之际，毫不掩饰对老师的尊崇敬重。草草两行，过了六十多年依旧能让读者感到其温情。也无怪乎陈寅恪在1964年把毕生的心迹向蒋天枢和盘托出，做成了文化上的遗嘱。而蒋天枢也在后半生中致力于搜集、整理恩师的史料，放弃了自己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

更多地，则是从历史的角落里传来的一声又一声叹息。

1961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

陈先生本人最重师道，在1954年时犹在论文里一上来就写「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论韩愈〉），故而对于为了个人利益背弃师门者最为不耻。在前文引述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看法是否有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先生毕竟有着「读史早知今日事」的慧眼。他的推测很快成真。这也是〈答复〉一文中比意识形态的对抗更教人感到悲凉的。

周一良，是陈寅恪众多学生中学术成就最大者之一。不过，在时代的巨浪中，这位某种意义上的「大弟子」却义无反顾地攀向了潮头。数十年后，周一良教授自己回忆1950年代末的情形时说：

当时我入党已经两年，对于党的号召更是无不积极响应，义无反顾。党叫我批判陈寅恪先生，我的态度和五年前批判胡适时就大不一样，不加任何思索就执行支部的意图，从未想到有一天万一跟陈先生见面的话何以自处，或者见陈先生于地下之时应该怎样。（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陈寅恪的心情可想而知。据学者考证，1963年，陈寅恪在修改旧作时，把序言中记录与周一良师生之情的序言尽数删掉，用「破门」之罚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这种后继无人的感慨，也弥散在陈寅恪的后半生。1946年，他说「余生所欠为何物？后世相知有别传」，感叹自己最大的欠缺是没有足以继承衣钵的学生。二十年后，纵然其文稿的整理托付有人，陈寅恪却更直接地嗟叹「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知识与逻辑，纵能薪尽火传，但那以毕生的生命所挣扎着要托起的志业，终究要从人间凋零。

1968年，暴风雨中，为了对付已经失明的陈寅恪，红卫兵创造性地直接把批斗用的喇叭挂在了他的床头。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陈寅恪晚年最得力的助手黄萱女士赶来探望。陈寅恪表示，希望去世之后能由黄萱女士来撰写文章总结自己的生平学问。黄萱女士为难地说：「陈先生，真对不起，您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

黄萱女士本人回忆，听罢，陈寅恪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蒋，182）

我难以想像陈先生说出此语时的心情。我也不敢想像。

蒋天枢（秉南）先生（左）与黄萱女士（右）是陈寅恪晚年最器重的二位后辈学者。他们也确实在自己所及的范围内尽力呵护了老师

六、何必去父母之邦？

这几十年关于陈寅恪研究的学术著作，我还算基本通览过。所谓的「陈学」中最富有争议的问题，就是1949年陈寅恪的去留问题。既然他已经离开了北平，为何不到海外，而止于广州？对于此一问题的探索可谓是仁智互见、论据纷陈，基本占了近年陈学研究领域将近一半的篇幅。

我也曾随着学术界的前辈们徘徊异论，苦思冥想，直到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两则史料。

一则记载说「在全国解放前夕……香港大学聘陈先生去当中文学院院长，他也婉言谢绝了。他只说了一句：『何必去父母之邦！』（《羊城晚报》，1980年09月11日）」另一则说：「国民党战时内阁教育部长杭立武许诺，只要陈离开广州到香港就给十万港币和新洋房，最后到了几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态度坚决地要留在岭南大学，并对人说『何必弃父母之邦』。（《广州日报》，2009年11月17日）」

两则史料的情境或有出入，却都指向了一句经文：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

至此，其实这个难题就已经解开了。以陈先生在学术研究与个人创作中最擅长歇后体（故意隐去语头或者语尾，以使真实含义不轻易暴露）及他对于柳下惠的敬重而言，「何必去父母之邦」哪里是「陈寅恪先生以他赤子爱国的情怀表示坚决不愿远离故土」呢！

陈寅恪何尝不想远走海外，他想效仿开拓新大陆的清教徒，却「避地难希五月花」，他想也如孔子申发的志向一样乘桴远去，却也知道「浮海宣尼未易师」。去哪里？去香港还是台湾？那里前方是大海，后方也是汪羊，过去经历了苦难，未来似乎还是苦难。去美国还是英国？可以假装风光旖旎、岁月静好，终究还是寄人篱下的二等公民，跟故国从此切断联系，成一真正的「自遗之民」。永远不要离开这片土地，因为我知道，离开了，就再也不能回去。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这句话，恰好是陈寅恪毕生的悲情性的最佳解说。在他所生活的年代里，直道而行，想去做一个守护中国文化的真正的中国人，哪里能真的容得下他？既必须要枉道立身，又何必再接连受辱呢。

我知道，那恐怕是世间最痛苦的一种感受。

现存陈寅恪先生的第一篇作品，是1910年重阳节他20岁留学德国时所写的〈庚戌柏林重九日作〉。诗的最后两联是「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这也正是他和他的时代的伏笔。图为陈寅恪年轻时在柏林

稍感庆幸的是，时间过去了50年。

在前文反复引用的〈赠蒋秉南序〉中，陈先生还表达了他深深的自责：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

同样在1960年代，陈先生还一句诗说「今生所剩真无己，后世相知或有缘」。

我最不愿在文章的结尾呼喊抒情的口号，抑或是胪列空洞的排比句。

但是我确信，读过陈先生的书，总还是会有人觉得「至今读之，犹有余恸」，总还是会有人站出来「一匡浇漓，返之醇正」，总还是会有人能「守先哲之遗范」终身不移，总还是会有人坚信「后世相知必有缘」。

（全文完）

陈寅恪先生与夫人唐筼女士结褵41年，夫妻之间的真情相伴是陈先生生命中最大的慰藉。现存陈寅恪先生的最后一篇作品，是1969年他去世前数个月预感夫人可能先走一步时所预做的挽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这也正是他和他的时代的句号。后来，在陈先生去世45天后，陈夫人亦病卒。图为1951年夫妻结婚23周年时的合影

★延伸阅读★

• 〈陈寅恪 | 赠蒋秉南序〉

• 〈陈寅恪 | 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 〈陈寅恪诞辰125周年 | 陈寅恪为什么要写《柳如是别传》〉

• 〈「中国梦」出处背后的亡国心史〉

• 〈不信人间耳尽聋〉

• 〈儒见诗话 | 时贤应笑步舒痴〉

• 〈忘不了的人和事〉

• 〈钱穆先生最后一句话：我要找的是义勇兵，不是研究生！〉

★主要参考文献★

• 陈寅恪：《陈寅恪集》

• 吴宓：《吴宓日记》

• 钱穆：《师友杂忆》

• 俞大维（等）：《谈陈寅恪》

•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

• 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

•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 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

•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 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

• 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 周言（编）：《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

• 周言（编）：《陈寅恪研究：新史料与新问题》

• 孔阳先生「百年国学人物」访谈

• 王兆珅：〈近代传统知识分子关于中西文化与自我使命的论说及其悲情性解读：以1926年至1937年的陈寅恪为例〉

   

（本文之撰写，蒙孔阳先生审阅及Stefania、Oncemore、Master、清容、王鹤、Amelia等学友提出修改意见，谨此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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