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国」下的「愚民」：法家思想之真相

1974年 

前不久，我在美国给本科生上东亚文明史的课。讨论到中国的五四运动时，我简单讲了「德先生」、「赛先生」以及「打倒孔家店」。当时有个美国学生站起来问我，说那些五四的知识菁英们提倡自由民主，但中国历史上支持专制的不是法家么，他们却为何要致力于推翻儒家呢。

那些美国的本科生在上这门课前对中国历史几无了解，大多数人还都分不清Qin朝和Qing朝的区别，但是，这个问题问出来，着实让我感到有一种「当局者迷」般的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在以追求自由民主、反对专制极权为主流的20世纪里，为什么儒家倒了大霉，反而是法家再一次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呢？

我只好抱歉地跟她说，I don't know either.

20世纪的中国人对于法家似乎有一种别样的「温情与敬意」。不仅是历史课本里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等人，都以一副大义凛然、慷慨激昂的表情出现在画像中，而且还形成了「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的判断（注1）。即便最近几十年，讲中国历史渐渐挣脱了「儒法斗争」的紧箍咒，但我们受到的教育中，法家依然是与「反对空谈仁义」、「进步」、「革命」、「实干家」、「以法治国」、「大一统」这些词汇联系起来的。甚至近年还有自称所谓「新法家」的学派粉墨登场。

其实，法家究竟讲了什么，翻开《商君书》、《韩非子》这两本法家的集大成著作一看便知，只是其中的不少内容，恐怕是会让国人看了觉得心有戚戚，甚至倒吸好几口凉气。

比如，法家的核心思想确实在于「强国」，不过这个「强国」完全处在「强民」的对立面。《商君书》就毫不掩饰地提到：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卷5〈弱民第二十〉）

意思浅显到并不需要翻译。总之，「使民尽可能弱」，是「强国」政策的核心之核心。那么如何做到「弱民」呢？整个《商君书》中〈弱民第二十〉这一篇都在具体地出谋划策，比如：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弱民第二十〉）

如果朝廷所颁布的政策故意去搞人民所憎恶的事情，让人民不痛快了，人民自然就会弱下去，「国家」自然就强。反之，如果政策顺着人民的意愿，让百姓过得更舒服了，那将会引发「民强国弱」的麻烦。

那么，该怎么做才能把百姓给管起来呢？商君又说：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商君书》卷1〈去强第四〉）

1974年06月09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登「梁效」写作班子的文章〈论商鞅〉。首段提到「叛徒、卖国贼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拾历代反动派的牙慧，恶毒咒骂法家和商鞅，借以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弱民」之外，还有「壹民」、「辱民」和「贫民」。

像是「壹民」是说「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轴，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商君书》卷2〈算地第六〉）。在统治者的眼中，人民的功能要统一到两件事情上来：承平时则努力种田，为朝廷创造财富，战时则竭力杀敌，保卫君上。在具体的做法上，便「多禁以止能」，多施加禁令让人民的其它才能无从发挥，他们便只能忙于耕战。同时，「民资藏于地，而偏托危于外。资于地则朴，托危于外则惑」（〈算地第六〉），人民的财富资产如果都被束缚在本国的土地上，那么则会淳朴，否则便会生出邪心，倚靠外部势力，从而威胁君上的统治。

至于「辱民」和「贫民」，顾名思义，便是给人民施加以屈辱，还要让他们变得贫困。例如《韩非子》提到「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韩非子·六反》）」这是说人民富足了，「国家」可就不好治理了。《商君书》则讲的更系统：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弱民第二十〉）

人民活得卑微屈辱、没有尊严，便只能对朝廷的官爵发生兴趣；人民活得怯懦虚弱、没有生机，便会崇拜官员；人民活得贫苦饥寒，便会争抢朝廷的赏赐。这是因为人失去了自尊，便只能在权力面前摇尾乞怜，既对掌握权力的人且妒且慕，又会为自己未能跻身这一体系且怜且怨。反之，如果人民在权力体制之外，还能有别的地方获得自尊与荣誉，那么便会轻看朝廷的官员；如果人民享有私人的财富，也会不再对朝廷的赏赐感兴趣，从而让朝廷的经济杠杆失去预想的效力。这其实恰恰与孟子所讲的「人爵」与「天爵」之说所本相同、所用相逆。

那么，在具体的统驭政策上，就只剩下了一件事：

治民羞辱以刑。（〈弱民第二十〉）

翻开《商君书》和《韩非子》，像这样的论述比比皆是，恕不一一列举。总之，朝廷应该想方设法使用严刑峻法来羞辱人民，让人民失去尊严感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从而真正地、绝对地匍匐在权力面前。

商鞅最终被秦国施以车裂之刑。他感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与李斯被腰斩前对自己的儿子说的「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起出上蔡城的东门去追逐兔子，岂可得乎」如出一辙，只是懊悔与追恨，不当是此图一副慨然就义的模样。图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商鞅变法》

其实，法家眼中的「国家」并不是现代意义上建立在人权基础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国家」，而仅仅是指最高统治者而言。在法家的理论体系之中，只有最高统治者一人，超然凌驾于「法」之上，他的手里攥着一条叫做「法」的绳子，把全天下除了他之外的所有人都绑到了一起，无论是黎民黔首，还是位至三公的丞相，都只能在「法」之下老老实实地跪着。即便亲如扶苏，即便贵如李斯，一帛诏书便可让其自裁。「法」所扮演的角色，只是教会最高统治者，找到人民的动物性本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人性阴暗面，施加统治的权术，让人民更加害怕，让人民更加听话。在法家体制统治之时，除了最高统治者一人之外，任何个体都不可能有尊严与自由。

当年在秦孝公的时候，许多秦国的百姓说变法不好，十年之后，又争先赶到商鞅面说变法真好。商鞅却说，「此皆乱化之民也」，把这些乱民都发配到了边地，此后秦国再无人胆敢对于变法发表个人的意见。这是因为，法家把所有人都看成是工具，人民在平时是生产粮食、缴纳赋税的工具，在战时是冲锋陷阵、献身朝廷的工具，那些侥幸进入到权力体制内的大小官吏，也不过只是这个所谓「国家机器」上的一枚钉子、一个齿轮而已。一个工具，就应该完全遵照使用者的指令，怎么可能有发出自己声音的自由呢？即便是赞美的自由，那也不行。如果说法家也追求「人人平等」，那么这样的「人人平等」只能是「所有人都平等地是最高统治者的工具」般的平等。

「儒法斗争」这个概念在1973年年中才被创造出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便迅速在政治上销声匿迹并受到批判。然而其对于人民历史观念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图为1974年07月07日《人民日报》头版

而与孔孟儒家所主张的「法先王」主张不同的是，法家提倡「法后王」，即无条件地服从于现实的最高统治者。比如秦始皇驾崩之后，在秦二世的统治时期，丞相李斯还想稍稍追述秦始皇的功德事迹，借以规劝当时执政秦二世，最后却落得个身陷囹圄、具五刑而伏诛。所以，普天之下的人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完全地臣服于权力，完全地臣服于权力中的最高权力，完全地臣服于最高权力中的现任最高权力。

因此，在法家统治的时代，整个天下，只能听到来自于现任最高权力的这一个声音。现任最高权力不仅在政治上是一切的权力的来源，在精神上也是天下臣民的唯一主宰。故而在法家统治的时代，绝无可能像宋代之有朱子、明代之有王阳明那样，容许任何不是最高统治者的「匹夫」成为天下人的精神导师。

而法家统治的一切，都要建立在「愚民」的基础上。

《商君书》就明确地提出，「民愚则易治也」（《商君书》卷5〈定分第二十六〉）。因为「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商君书》卷1〈垦令第二〉），只有人民始终处在愚昧的状态之中，不懂得上进好学，他们便只能顾着眼前的蝇头小利，安心得给大秦种地缴税、给朝廷创造财富。「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垦令第二〉），否则，一旦民智渐开，不管是向外看，还是像秦始皇所禁止的那样「以古非今」，便都容易「学坏」，便容易威胁君上的统治。这类「贫民」与「愚民」的政策，同孔子所谈的「富之」、「教之」（《论语·子路》）正好相反。

那在大秦想要学点儿东西该怎么办？不要着急，朝廷早就都替大秦的黔首们想好了，李斯丞相指出「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史记》卷87〈李斯列传〉）。想要学习？就去找官吏嘛！要相信，当官的人比不当官的人水平高，当大官的人比当小官的水平高，今上皇帝的水平永远最高。庶民学县令，县令学郡守，郡守学丞相，丞相学今上皇帝，拾级而上，岂不美哉！

《韩非子》文字云。图自ctext

当年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风俗本以淳朴闻于诸侯。而变法仅仅「行之二岁」，便「秦俗日败」。原来谦让纯良的风俗立刻消失了，甚至父母回来向儿子借农具时，儿子都觉得是在施舍，经常横加辱骂，觉得这好像是大大减损自己的生产力似的（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嶹，立而谇语）。商鞅的变法只是利用并且放大了人贪利的弱点，终究还是与人的本性相违背。所以秦的统一维持仅仅十年，原来各国的人民便都已经觉得「天下苦秦久矣」，相率揭竿而起。即便是原属秦国的百姓，也有「苦秦苛法久矣」之感叹。当刘邦挥师进入关中、尽除苛法的时候，这些本来最应该忠诚于秦廷的百姓，也是「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了。

然而，秦虽然亡了，法家的阴霾却始终还是徘徊在中国人的天空之上，或浓或淡，正所谓「秦月至今长夜照」。就像宋代大儒朱子所言，「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尽管如此，却还是没有一个朝代、一位皇帝——即便是极权统治巅峰的清代——敢于公开地赞法扬秦，反倒是在许多儒者的努力之下，宋明君主的权威受到一步步事实上的限制，直到清军入关才又再一次沦入到了法家极权的铁幕之中（详参拙作〈居然！敢以天下为己任？〉）。

唯是近代以来，国门洞开，欧风美雨渐次吹入。很多中国的有识志士向慕西学，希图维新自强。他们发现西洋各国强大，是因为西洋各国提倡「法治」，便希望中国也能讲求「法治」。这本来不错，只是有识志士们出于种种心态，急欲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找到能与西洋各国的「法治」相契合的思想渊源。于是，翻看历史，一看，嘿！法家这不是就讲「法」嘛！名字里面都带个「法」字啊，就是它了！

德国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外墙上所写的《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前段：Die Würde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图自维基百科

只是现代的「法治」本以天赋人权、人民主权为基石，除了名字里都沾了一个「法」字之外，根本与那个迎合最高统治者绝对权力的法家绝不相同。比如现行德国宪法（1949年《德国基本法》）在第1条第1款就规定：

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Sie zu achten und zuschützen ist Verpflichtung aller staatlichen Gewalt.）

我曾在法学院学习有年，后来专门研究宪政史，德国宪法第1条第1款的这句话是足堪令人拍案叫绝的。宪法是一国立政之本，宪法第一条又是一国立宪之本，这一「人性尊严条款」正好把人类现代社会的「法治」的根本性质展示得淋漓尽致，又岂是「治民羞辱以刑」和「欲学者以吏为师」能相望于万一的呢？（注2）

从人性尊严的角度上来看，恐怕反而是儒家的传统主张更与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若合符节。像是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是很清楚地在说人民的生命、尊严与自由永远是最重要的，代表着国家主权的「社稷」应当为前者服务，而统治者本身的功名利禄实在是轻如鸿毛嘛！

历史中令人颇感讽刺的是，近代以来，『有识志士们』看上了法家，儒家被批判得体无完肤。20世纪儒家最衰落、法家最高张、亿万人民投入「批孔扬秦」运动的年代，恰恰是最不讲法治、最不讲人的尊严、人们生活在父子夫妇和老师弟子都互相猜忌的恐怖之中的时期。而到了最近这几十年，人们一边面对许多无奈的现实奔走呼号渴求昌明的法治，却在另一面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反复地搜索寻觅……

孟子说：「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愿法家的阴霾从中国人的头顶驱散，永远。

（全文完）

20世纪儒家最衰落、法家最高张、亿万人民投入「批孔扬秦」运动的年代，恰恰是最不讲法治、最不讲人的尊严、人们生活在父子夫妇和老师弟子都互相猜忌的恐怖之中的时期。

★注释★

• （注1）1973年08月05日毛泽东对江青语。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页490。

• （注2）我国大陆地区现行宪法颁布于1982年，亦在修正后于「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首条即第33条第3款明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允为法治社会、人权社会之彰显。

★主要参考文献★

• 《商君书》、《韩非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各该部分及《人民日报》有关报导

★延伸阅读★

• 〈居然！敢以天下为己任？〉

• 〈儒见诗话 | 时贤应笑步舒痴〉

• 〈儒声会讲 | 反抗暴政是儒家本色〉

• 〈「平生未尝曲学阿世」：陈寅恪的学术与信仰〉

（本文之撰写，蒙孔阳先生审阅及Oncemore等学友提出修改意见，谨此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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