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8/30
钱穆先生在素书楼
钱穆先生（1895—1990）去世迄今已经29年了。
29年来，世事多变。中国大陆上对钱穆先生的主流看法，已经从1949年时《人民日报》中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极少数人」，变成了受人尊敬的一代国学大师，差可慰藉青史。钱氏的著作得以大量刊行，其学说得以被广泛接受，其「温情与敬意」一语更是风靡海内。
然而，钱穆先生著述等身，教书育人近八十年，他念兹在兹、终身不迁的心志，究竟在哪里？恐怕能言者寡矣。
今日谈到「大师」、「学者」之类，海峡两岸绝大多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必是大学、研究院所中那些出入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若干篇、获得各类基金资助的教授、研究员、院士云云。
如果想要在中国传统文化（或者直接说，就是国学）方面有所成就，恐怕就一定要走上那条「学术研究」的路子。下图所示的日前某官方机构的文章，即可窥见一斑：
笔者不幸，从小就对传统文化还算感兴趣，也认真守法地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上了个还算凑合的高中，然后是还算凑合的大学本科和硕士，现在念着还算凑合的博士。十年来往还海峡两岸、中美两国，对这类问题还算略能说上一二。
「仅靠诵读来学国学」是不是「再用功也只能学到『伪国学』」是另一个值得探讨话题，在此姑且不论。单就图中第一段所称的那个「最好也是唯一的方式」而言，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简直就是奉为圭臬、万世不迁的真理。是啊，假如一个人要成为铁路工程方面的专家，他自然得按部就班地念一个好大学的相关专业，最好再读到硕士、博士，才算是具有了成为专家的可能性。铁路工程是，国学为什么就不是呢？
要想学国学，就得皓首穷经，成为一个研究者，这似乎我们这个时代给那些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孩子们的唯一答案。
一个孩子要想研究（在我们学术界，「研究」会被雅称为「治」）《诗经》，会去报考中文系，要想治《春秋》，会去历史系，要想治《中庸》，会去哲学系，这是一百年来我们习以为常的答案。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略带天真地」说，他不想做研究，也不想去学术界，只是想自己也成为孔子、孟子那样的人物，有哪家学校、哪所院系可以成为他的容身之地呢？
孔子、孟子自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孔子、孟子所教的，是人在精神层面的觉醒和提升，是一以贯之、超越生死的「道」，是无论生活环境好坏都能「不改其乐」的那种永恒的快乐，是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般岿然不动的状态。至于知识和逻辑，那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事情。
宋朝人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去儒者主持的书院。朱子说「读书是学者第二等事」，他教的是「自尽其道，所值之命皆正命也」，教的是一个人如何能因为问心无愧而做任何事情都会一往无前，这当然不是音韵学，也不是训诂学，也不需要人背下多少万字的经典。同时代的心学大师陆象山更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这两位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学术上的观点争鸣了千年，却竟然集体跟人说「读书不重要，识字也不重要」，足令我们今天许多大谈特谈教育理念的人士赧颜。
明朝人更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书院不再只是那一组组建筑，有人的地方就有道场，儒者也不再只是公卿大夫，人人皆可以做工夫、皆可为圣人。「当时讲学之巨子，所至集会开讲，樵夫、陶匠、农工、商贾，无人不可听讲，无人不可讲学。」王阳明十几岁的时候，读到圣贤书，便立志要「做圣贤」，最后也终于成了一位圣贤。他的后学弟子，到天下各地去讲人怎么能做到「自尊无畏」，一次讲会，常常能集中上万人，「知与不知，皆能有所得而去」。
当代的宗教徒们也能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孩子问「我怎么能修成罗汉果位」，我们可以说，到某某寺庙去，跟着某位高僧大德学习。在西方，如果孩子问「我怎么可以得到救赎」，父母会带着他到教堂，剩下的事情，有神父一步步的指点。
然而，当今天的孩子们向我们问到孔子、孟子，问起「我怎么才能拥有颜回『三月不违仁』的那种快乐」、问起「我怎么能达到『四十不惑』的境界」时，我们该怎么回答？支支吾吾地说「好好学习，将来报考清华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可是，这样的答案，我们自己信么？
环顾四海，我们恐怕只能拿出最大的善意，跟孩子说一句，「对不起，没有」。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因为在我们小时候，乃至在我们的父辈、祖辈、祖祖辈的小时候，都没有人能告诉他们，应该去哪里。错的是这个天下，错的是这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代又一代人。
素书楼现况。自摄
抗战前，钱穆先生还在北大教书的时候，就说「持论稍近宋明，则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那是新文化运动之后打倒孔家店、强调「科学地整理国故」的时代，大学里还能容得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授已经算是莫大的恩惠了。至于还想像宋明的儒者那样躬行实践儒家的义理，就差被同事和学生指着鼻子骂了。
再往前几百年，清代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人修《明史》，在《儒林传》的最后讽刺明代儒者「经学非汉唐之专精，性理袭宋元之糟粕」。在清代高压的政治氛围之中，始则不敢言春秋大义、华夷之辨，继则不能学性理精微、修身工夫，终则只能相率逃于故纸堆中。因为学了真的儒学，人就会挺起脊梁，就会不服那个讲假儒学的朝廷。于是，他们只能也学起假的儒学，在安全而空洞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目录之学上费劲毕生精力，研究「三省吾身」的「省」字汉代怎么念、唐代怎么念，考证「脍不厌细」的「脍」到底是什么好吃的，美其名曰「汉学」、曰「考据」、曰「朴学」。
这三四百年来，「儒学」的异化如此层层展开。人们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沦入了一套规模宏大、炫目多彩、空洞不实的体系之中，此体系便曰「学术」、曰「研究」。几百年来，有多少人，在儿时读书时尚怀有那些无比天真却又无比真实的兴趣，一旦步入这一体系，就被不断吞噬、不断扭曲。
以我在学术界混迹交游的经历而言，许多「学者」，都曾经无比珍视自己对文化的挚爱，后来却不得不接受将挚爱变为自己的谋生工具，「著书都为稻粱谋」。他们在学术界立足，假装自己确实在做着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却觉得越来越痛苦，觉得自己的「研究」越来越不能真正让自己感到意义。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因为这三四百年来，就不曾有人讲到过出路。
他们曾经读过的书告诉他们「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他们曾经膜拜的人物留下的名言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竟然与自己的生活丝毫不发生关系，与大街上的老百姓不发生关系，更联系不到国家民族与天下的兴亡。
在许多时候，他们会沉浸在一种悲观的情绪当中，渐渐地麻醉自己，让自己相信：自己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自己所热爱的文化终究只是属于那个一去不返的古代；缓解痛苦的唯一方式就是接受现实。尽管自己很喜欢那个东西，尽管自己也是在研究那个东西，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这几十年上百年的历史告诉他们，他们能做的，无非就是隔着玻璃，看着那个花落去，至多是发出二三声嗟叹而已，根本插不上手，可能也从来没想要插上手。
至于更多的人，则是毫无察觉。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法定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亦代表了民国最高的「学术研究水平」。不过，钱穆先生于196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嗣后直至去世，除当选酒会之外，未曾一步踏入中央研究院。图为在台北市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自维基百科
回到钱穆先生。
钱穆先生早年确实是因考据学而声名鹊起，凭着《刘向歆父子年谱》等皇皇巨著，居然能以一乡间寂寂无名的中学老师而跻身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讲席。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越到后来，钱先生越发地不再那么看重考据，也和大学研究院体制渐行渐远。
1949年，钱穆先生避走香港，赤手创办新亚书院，后来在新亚书院被并入港英殖民地政府创办的香港中文大学后愤然辞职，不久后即赴台湾。据我所熟识的钱门弟子介绍，钱先生旅台二十余年，几乎从未前往当时的「学术中心」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台湾大学，尽管受聘于私立中国文化学院（今私立中国文化大学），也只是于自己在素书楼的家中开设讲席，让学院的学生及各界人士到自己家中「来学」。
钱穆先生后半生逐渐不事传统考据学的「学术研究」，转而从宏观上关注如何为中国文化兴灭继绝、如何「为故国招魂」，这在许多「学界中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有人觉得，钱穆前半生的几部大部头的经学著作才是其最高水平的表现，后半生转而直接面向全社会而非仅仅是学术界来谈宏观、谈文化、谈天下、谈青年人的担当、无所不谈，不是学者应该做的事情，飘飘然了，自以为是国师了。甚至我曾听故老转述，其尝亲眼目睹钱门某主要弟子当面对钱先生说「如果您能重操旧业，在考据方面再下一番工夫，您的名气一定会越拉越大」。实不知钱先生听闻此语，当时做何感想。
对于自己毕生的心志，钱穆先生晚年在一次讲学时曾一语道破，「我要找的是中国文化的义勇兵，不是研究生」。换句话说，钱先生所自我认同的、所期待培养的，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客观的研究者，而是真诚的信仰者与传播者。
尽管这不是钱先生病逝前留下的最后遗言，但我相信，这是他晚年始终最牵挂的事情。他所希望找到的，是能和他一起在文化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解救同胞、收复河山的战士，而不是躲在学院里流连于所谓的「学术」、陶醉在世人钦羡的目光中的学者。
孟子强调儒者所追求的是「天爵」而非「人爵」，「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义勇兵所冀望与推广的是对天爵的择善固执；若只有学者、研究者的身份，即便是到了所谓的最高学府（如哈佛大学），至多不过是人爵的提升，「膺时」而已，即便把儒家当成研究的对象、即便对儒者发自肺腑地尊重，到头来也与孔孟朱王所传的真儒家洵属两端。
在这个意义上，能有人与钱穆先生「谈知识」、「论学问」，钱先生固然会感到欣喜。但无可否认的是，钱先生个人安身立命之所与对学生的期许，必有超越于「知识」与「学问」之上者。
1986年06月09日，九十二岁的钱穆先生在素书楼家中讲完最后一课，结束七十余年的执教生涯。图自新亚师友
在《宋明理学概述》一书的序言中，钱穆先生说到：
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阨，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虽数十年光阴浪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
这是钱先生将近百年人生的信仰自白，也是一位中国文化义勇兵给20世纪这个时代留下的见证，我每一次读到，都感到畅快淋漓。
文中说，「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先儒顾炎武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钱穆先生立身行道，所据的身份的根本，并不是因为他是某某大学的教授、某某研究院的院士，而做一种「职业上的」行为，而是与千千万万普通的如「匹夫」一般的中国人一样，以一个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发于至诚的感情所驱使。只不过，他自认为是稍稍向前多走了一步的「义勇兵」而已。
匹夫不一定能做研究生，但是匹夫却一定能成为义勇兵。
研究生要学《史学方法论》、要懂校雠（chóu）学、要读遍八百年来论朱陆异同的所有文献，但是义勇兵不一定非要有大学的毕业文凭，只需要明白人不应当是工具、只需要知道「人能弘道」、只需要懂得「匹夫不可夺志」。
研究生要会熟练使用多种研究语言、要发表多篇SSCI级的期刊，义勇兵只需要「己欲立而立人」和「斯友一乡之善士」、让自己的温暖能带动身边的人。
研究生自诩冷静、谨慎与客观，却常常因在念书时担心能不能找到工作、找到工作后担心能不能评上终身教职而整日惴惴，义勇兵只需要有一腔的真诚来直道而行，便可昂然自立在天地宇宙之间。
素书楼现况。自摄
钱穆先生还曾经说：
人总有一死，在此短短数十年间，总盼有能感到痛快舒服的一段。这绝不是知识，也不是权力，又不是经济，又不是环境，而是将我内心中所蕴蓄的最高要求，能发挥出来，而成为道德精神的，这决然是人生中最舒服最痛快的一段。
对这种「痛快」和「舒服」的追求，是钱穆先生本人毕生的精力所在，是孔孟以降历代儒门教人的宏旨，更是世间所有人想要满足的形而上的本能。
人生短短几十年，我们今天再讲儒家，讲天下国家，已经根本不需要再用学院或者其它什么地方作为聊以安身的幌子，也早该冲破清代及以降施加的重重枷锁与相应而来的「学术研究」的藩篱，尽可以直接以匹夫之身，奋义勇兵之志，直道而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社会的各个职业，把人之为人的高度坦坦荡荡、舒服痛快地做出来、传出去。
我曾与中研院一位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前辈学者谈起我正在做的事业。大家都治明清历史，并不需要解释太多，我只是说，我和我的老师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四百年前王阳明的弟子和他们的老师做的事情。语毕，我能够明显地察觉到那位前辈学者的情绪波动。
几百年来的中国人，对于没有真儒家的世道已经感到习以为常。对于中国的历史与儒家仍抱有兴趣的人们，主动地或者被动地，或者黯然把那一团火悄悄地埋在连自己也看不见的心底，或者躲在「学术研究」的场域，或者，其中的豪杰之士，干脆遁入禅林。不过，假若他们看到儒家的义勇兵们真正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来的时候，他们会感到惊讶。在惊讶之余，他们会感到欣喜。在欣喜之余，我相信，他们也会振衣相从。这并不是因为任何「学术研究」上的快感，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所研究的、被几代人认为只是属于古代那个特定时代的、那些仿佛博物馆橱窗里静态展品般的「对象们」，又重新活了过来——那些流离了几百年的中国人，终于有家可回了。
钱穆先生在台北所居住的素书楼，除为纪念其无锡七房桥祖居「素书堂」外，亦取《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之意，意为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儒者的状态始终岿然不动。自摄
「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于天壤之间，不再能抟聚凝结。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生莫大之作用，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这是钱穆先生在《灵魂与心》中所著的一段话，正可以用为本文的尾声。
随着时间的推移，窃谓钱穆先生的意义还将越来越彰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并为所有对儒家与中国历史尚存关怀的人们所愈加重视。而我也相信，那些属于知识的、逻辑的、研究生职业的「学术研究」或有升降，但钱穆先生在20世纪的滚滚浊流中独树一帜，其所大声疾呼并力行终身的「义勇兵」精神，终将成为时代的旗帜，指引着新的义勇兵们再造乾坤。
（全文完）
谨以此文纪念
钱穆先生逝世（1990年08月30日）29周年
（本文作者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生也可以做义勇兵！）
★延伸阅读★
★参考文献★
《明史》卷282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
钱穆，《国史大纲》卷首语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
钱穆，《宋明理学概述》自序
钱穆，《灵魂与心》
钱胡美琦，《宾四先生与素书楼》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
余英时，《余英时回忆录》
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载北平：《人民日报》，1949年08月15日，版1
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严禁以「国学」「私塾」等形式替代义务教育办学，网友：大赞！〉
（本文之撰写，蒙孔阳先生审阅及三不能斋、生无所息等君提出修改意见，谨此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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