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九，岂能忘乎？！

2016/04/25

崇祯御笔「松风水月」，本件为北京故宫藏本

今天是2016年4月25日，也是丙申年的三月十九日。

打开日历，这一天只不过是一年三百多日中的普通一天。然而，对华夏文明而言，这一天却别有一番深远的意义。

372年前的今天，正是明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年）三月十九日，换算成西历，恰好也是在4月25日。

那一天，大约卯时，天色刚刚微亮，下着小雨，崇祯皇帝带着百般的无奈与坚忍，走上了皇宫后的煤山。回望京城，硝烟四起，李自成部将的呐喊声遥遥可闻。特别是在东南方，崇文门一带已是火光冲天，那里坐落着新乐侯府与巩驸马府。这两家早就约定好，闯军破城便阖门举火自焚，其中还包括着崇祯皇帝年逾九旬的亲外祖母。

时至今日，我们已很难推摹，目睹这番景象，崇祯皇帝发出了怎样的感叹，春雨中的场景又是何等的凄凉。唯一能考究的，是他啮指写成的一份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诏书：

朕自登极十有七年，虽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到今天为止，这一幕，过去了整整372年。

「明思宗殉国处」碑，在今北京市景山公园东南隅，民国33年（1944年）立

有人说，赶紧打住吧！崇祯死掉了固然可怜，但是明朝腐败到了那种地步，肮脏黑暗，早就该丢进历史的垃圾桶了，有什么好怀念的！

确实，我曾广泛地翻检晚明史料，看到了那一套体制运行将近300年后衍生的种种弊政，赋税、宗藩、职官、武备以及个人意识高涨之下国家整体动员能力的衰弱，而崇祯皇帝因其作风与能力既难以力挽狂澜，甚至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剧了问题的恶化。然而，我还看到了，在衰朽的政治体制之外，晚明的中国依然保有繁荣的文化、昌明的科技与蓬勃的经济，社会充盈着自由与活力，正是人文精神狂飙突进的年代。明朝灭亡的原因，究竟是源自时代的偶然抑或是历史的必然容由争论，可是明室政治上的溘然终结，绝不意味着中国的文明已经衰亡到了「需要注入外来新鲜的血液」方能挽救的地步。

有人「只知道中国给满洲兵吞灭了，便说中国民族早已衰败，该亡国了」，钱穆先生罕见地用了「丧心病狂」四字加以批评

也有人会说，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朝代，我最崇拜强汉盛唐，凭什么你偏偏提起明朝灭亡的这一天？民国都105年了，还要缅怀专制帝王吗？

诚然，汉唐宋明，朝代数十，帝王上百，明朝既不是疆土最大的，崇祯也不是政绩最多的，但一度却是最系人心的。还记得上中学时，学到鲁迅的〈阿Q正传〉，说乡下盛传，革命党进城，个个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当时以为这篇小说极尽讽喻之能事，这一处自然是在批判那些革命的跟风者。后来，看的书多了一些，才知道那一笔蕴含着一个悬系人心上百年的历史记忆。「反清复明」，作为实实在在号召与凝聚的旗帜，从甲申直到辛亥，足足激励了人心267年，也足足困扰了清廷267年，上下五千年再难找出第二例。当然，崇祯皇帝十七年忧国如病最后以身相殉的历史平添了丰富的人格魅力。除此之外，却也还有一种源自人之本性的力量，使得人们集体而自发地将目光投向了267年前。

在革命成功、建立共和之后追崇明朝，绝非鲁迅的妄笔。民国元年（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南北和平统一。当天，时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即率领文武百官参谒明太祖的孝陵，以光复成功、民国肇造而「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谒陵文开篇「惟有明失祀之二百六十有七年，中华民国始建」一句，深意寓焉

也一定有人要问，将近400年前的事情，拿到21世纪来谈，还有什么意义啊？

是啊，正因为人性的高贵与文明的高度并不像器物科学那样始终向前，甚至频有中衰、折断，才使得历史不仅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也不是精神cosplay，而真真切切地关乎着世道人心。时下中国国力渐盛，故今人每每好言「中华文化」，然究竟何为「中华文化」？倡言复兴的「中华文化」是不是就是鲁迅笔下的「吃人的礼教」？如果连这些基本问题都尚不能清楚回答的话，恐怕只是叶公好龙，侈谈起「文化自信」来，还不如熟稔回囬囘迴四种写法的孔乙己。而甲申之变所带来的明清易代，正包含了解开以上问题的关键钥匙。

自崇祯七十七年（1704年）三月十九日即甲申60周年纪念日起，朝鲜君臣每年三月十九日皆会在王宫大报坛祭祀崇祯皇帝，直到19世纪末日本侵占朝鲜时方止

明亡后一百多年，一位名为金钟厚（김종후，1721-1780）的朝鲜士人就曾尖锐地指出，明清的更替与汉唐的鼎革并非等量齐观，对明朝的思念亦不止在思念明朝本身，而是明朝背后的文明高度：

若彼之不思明朝，仆亦未尝以为罪也。……。顾陋意以为，此当以言于三代，若汉唐之革易，而不可以言于明朝也，岂独明朝之独可思乎？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故仆非责彼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

在今天，谈起本国的历史，国人大多数以为，自秦迄清只是一成不变的封建专制，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就平如静波，而「明清」「明清」地听习惯了，则明与清的更迭也只不过是静波之上被微风拂起的一阵涟漪。

表面上，此言大抵不谬。满洲入关，政治上虽由士人政府变为「狭义的部族政治」（钱穆语），主奴之伦也取代了君臣之礼，但大体上还因袭历代的规模；人口的统计数据冲高到了四万万的极值；在文化上，清代尊奉孔子朱子的力度也远迈前朝。

然而，这就是历史的全部了吗？须知，在繁复华丽的表象之下，别有一无形的力量贯彻于历史当中，便是人文精神。倘使折断了这根脊梁，再庞大的体量也只是让这副行尸走肉徒增虚胖而已。对于一个文明来说，这样的人文精神便决定了他屹立于世间的高度。

在当时人的眼中，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开启的是一场「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大变局。单看这四个字，这一场变局之于华夏文明的意义绝不只是改朝换代那么简单。固然，诸如「崖山之后无中国」或者「煤山之后无华夏」种种论调洵属不经之论。然若立于中国文明的角度观察，甲申之变，如果仅仅因为一君之生死、一姓之兴亡，为何足以当得起「天崩地解」四字？

这一问题其实并不容易直接作答，但却值得每一个关心历史与未来的中国人仔细思考。

三月十九日的文化意义并不限于士大夫。根据史料记载，明亡后，东南沿海的百姓为避清廷耳目，假借奉祀太阳星君（又称大明之神）的名义缅怀故国故君。太阳星君的生辰即订在三月十九日的卯时。笔者曾至台北市太阳堂就此风俗问询，掌庙人斩钉截铁地回到「就是崇禎皇帝受難的日子」，乃知史事不谬。在当代，仅台湾本岛就有超过20座庙宇还在奉祀太阳星君，每当三月十九日，都有象征太牢的糕点奉祀。图即台北市太阳堂

身经明清之际的士人们，在森严的文网之下，自然不能像朝鲜士人般提出如炬的论断。然而身阅鼎革的经历给予了他们切肤之痛，在目睹惨酷的肉体屠戮之余，还有对人性高贵与自由的戕贼。他们从晚明走来，并非不清楚前朝的种种弊政，也在论著中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但是，作为曾经有过那样生命体验的「人」而非奴才来说，他们更加清楚人性高贵与自由的价值。

这一切，都自甲申年的三月十九日开始。于是，这一天，也就同时成了一代人集体记忆中最特别的一日。

翻开时人的著作，写在这一天的诗文尤其的多，既有对先皇帝身殉社稷的颂扬，也有对个人忧辱苟活的感怀，还有对亡国之恨的痛彻。比如，顾炎武谈起三月十九日，就说「一生愁恨集今辰」。他以遗民存世将近四十年，志最艰卓，而其一生的愁绪与愤恨都集中于每年的这一天。

同籍苏州府的遗民杨炤（1617-1692），名气虽不大，却也有很多首诗径以「三月十九日」为题，其中一首这样说到：

身是崇祯士，生从万历年。
故国能无念？今朝倍怆然。

每逢三月十九日，想起刚烈的崇祯皇帝，想起大明王朝的最后背影，也想起那一份不应被遗忘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