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我们从小到大所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反复出现在课本中、电视里、街头上。以至于今日若有人提及，大家都知道它一定又是被用来做「爱国主义教育」，甚至已经听得不厌其烦了。

可是，您是否曾经探求过这句经典的出处？是否曾发现，无论是形式上的语句排列，还是个中蕴藏的丰富历史信息，都绝非能以今天的「爱国主义」四字一笔带过？
 
翻检史料，不难发现，这句话的原型出现在《日知录》：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原文特地拈出「亡国」与「亡天下」两个概念，加以分辨而使之不能混为一谈。
 
所谓的「亡国」，即是最高政治权力的转移，所代表的是一家一姓的兴替。赵家人的「国」是赵家人的事，朱家人的「国」是朱家人的事，至多地也就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肉食者」们帮忙谋一谋。而万千匹夫，既然不姓赵不姓朱，自然也就不一定去承担这个「国」的兴亡了。
 
而所谓的「亡天下」的意义则远远不同，是仁义闭塞、天理人伦殄灭，代表的是中华文化乃至华夏文明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其君其臣既在其位，当然有义务担当责任。而身当斯时，即便如匹夫之微末，即便为受「国」恩，也应当挺身而出，捍卫文明的存续，盖因吾人得能享有自由繁荣的物质精神生活，并非受惠于执政者的恩赐，而是我们这一文明普照的成果。
 
讲出这一段话的人，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
 

高中历史课本中对顾炎武的介绍。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3，必修》，人教社2007年版

 
顾炎武的名字，确也曾出现在高中历史书之中。不过笔者所用的历史课本在介绍其人时，却是这样写的，「明末统治者日益腐败，朝政混乱。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顾炎武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合上书，仿佛顾炎武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被「明末统治者」的暴政逼出来的。
 
但是，真实的历史，又是另一番模样。
 
1645年（乙酉），清兵南下，顾炎武此时32岁。
 
他的家乡所在的昆山县最称富庶，也是晚明衣冠荟萃之地。然而，同江阴等城市一样，在北兵过江之后，昆山早早地就竖起了降旗。直到数日之后，清廷下达薙发令，强迫所有居民必须薙发易服，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大骇之际，江南的士庶才开始恍然大悟——这一次的改朝换代在朱明一家的「亡国」之外还有更加深刻的意义，遂不得已又重新拿起了武器。
 
顾炎武和他的朋友归庄共同组织起了昆山的抵抗，还曾经冲进县衙亲手擒斩了伪知县。可是，昆山并未能如彪炳史册的江阴一般坚持了81天，仅仅20天后便再次失陷。城破后报复性地大屠杀中，顾炎武的胞弟顾子叟、顾子武皆被杀害，生母何氏也被屠刀砍断了右臂，险些丧命。顾炎武的嗣母王氏居住在邻县常熟，得知消息，绝食16天而死。弥留之际，她对顾炎武说：「我虽妇人，世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目于地下矣。」顾炎武含泪点头答应，从此变换姓名，走上了浪迹南北、孤忠复明之路。
 
看着这样的史料，回顾着昔日的中学教材，真不知历史课本上的叙述经过了怎样的精心剪裁，而还有多少更精心的剪裁尤未被发现。

 

顾炎武本名绛，字忠清。入清以后恶以「忠清」为字，又因追慕宋末文天祥的弟子王炎午的为人，且希望能从戎报国，遂改名炎武、改字宁人。图为顾炎武墓，在今江苏昆山。via昆山名人网

 
当时，有组织、成建制的大明朝廷仍然保有闽粤滇黔等地，而背负着国破家亡重担的顾炎武，则主动按剑北上，足迹远及山海关外，选择到「敌后」策动各地的反清义士，奔走呼号，联络隐逸，期待一旦时机成熟便能够南北呼应，促成大事。不幸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明的数股正规军被清军渐次消灭，顾炎武的希望也逐步落空。
 
三月十九日，是甲申之变的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顾炎武都会举行仪式，追悼故国与先帝。最令他刻骨铭心的一天，当属1662年（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的三月十九日——就在昌平思陵（顾炎武仍然称其为「攒宫」，因春秋大义「君弑，贼不讨，不书葬」）祭奠崇祯皇帝时，顾炎武得知了数月之前永历帝在缅甸被吴三桂擒获的消息。
 
明朝最后一丝复兴的希望破灭，顾炎武近二十年的经营随之也必将以失败告终。不过，在「遗民」这一群体中，顾炎武被认为「志最艰卓」。即便当如此的困厄，许多遗民同志意志消沉，甚至开始使用「本朝」称呼清朝，使用「圣天子」歌颂清帝，顾炎武依然慨然以志节自许：

人寰尚有遗民在，大节难随九鼎沦。
 
1680年（康熙十九年，永历三十四年），顾炎武的妻子王氏病逝，顾炎武尤作诗哀悼说：

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
 
此时上距甲申之变已经过了将近40年，不久之后，顾炎武竟也撒手人寰了。
 
结合在明清两朝各逾30年的经历，顾炎武沉痛地揭示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分别。这二者既然可以分别来看，自然有时国虽亡而天下安然如故，有时则国虽存而天下已岌岌可危，还有时则国被灭亡的同时承载着文明意义的天下也随之灭亡。尽管顾炎武并没有直接给他所处的时代以明确的论断，但以其所亲历的明亡清兴的历史悲剧而言，他的答案，我们也不难推知。
 
实际上，将政权的更迭与文明的兴衰分开来看，倒非顾炎武的独创。早在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便质疑齐国的宰相管仲，说他作为公子纠的大臣，在公子纠被公子小白（齐桓公）射杀之后，不仅没有死难，反而还出仕去做了齐桓公的宰相，不能称得上是「仁」。孔子回答说：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第十四》）
 
孔子认为，此前的中原王政不纲、夷狄交侵，而管仲能够帮助齐桓公，联合诸侯、匡扶天下、尊王攘夷，保卫诸夏的文明免受四夷的野蛮所侵扰，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他与公子纠的君臣之伦上。否则，频于内战的中原各国恐怕都要「披发左衽」（改行夷狄的发服），沦入野蛮了。

 

在今天，吾人或许不易理解明清之际的人们对发饰与衣冠的执着。自孔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与《孝经》开篇揭橥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开始，发与服就始终就是区别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所在，甚至「华夏」二字的「华」也因为「中国有衣冠之美故称华」。清初，薙发令的下达在旬月之内点燃了大江南北反抗的烽火，自然与此相关（清初「金钱鼠尾」的发饰与现代清宫剧的表现亦不相同），也是因为国家权力对个人自由前所未有的深入干预。其实，从「亡天下」的视野观察，薙发易服之外更别有事在。图系采薇寒士绘

 
到了清初，浙江的理学大儒吕留良（号晚村）发挥孔子「微管仲」的意思，说：

君臣之义固重，而更有大于此者。所谓大于此者何耶？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于披发左衽也。
 
吕留良所提出的命题，便是著名的「华夷之辨重于君臣之义」。

关于「华夷之辨」的含义，笔者前曾论及（参见〈一位明代基督徒的奋斗〉），即「华」与「夷」的区隔，取决于文明的高低有无，而非血缘或地理的亲疏远近。换句话说，「君臣之义」所约束的是「君」与「臣」，不入仕者不为臣，自然不受这一「义」的限制；但是「华」所代表的文明高度则由今世的每一庶民所共享，当面临「夷」所代表的野蛮所侵犯的时候，所有被这一文明所滋养的人们都应当奋起反抗，此际人们所捍卫的是那个人所共戴的「天下」，而非仅仅是赵家或朱家的「国」。

而「亡国」与「亡天下」的分辨，恰是我们回答中国近四百年来历史上许多疑难问题的钥匙：

否则，我们便不能明白为何江阴、昆山等许多书写了国史上最悲壮一页的城市，大多是既归降在前、又反正于后，而那些身经晚明盛世的遗民们又何苦当初领衔乞降，却在尔后经历了痛苦的煎熬又甘冒极刑去实施「杀尽羯奴才敛手」的擘画。

否则，我们我们也就不能解答呼喊着「嗟尔明朝，气数已尽」的李自成、张献忠的部队，为什么会在清兵南下之际迅即归附明室，成为了大陆上支撑大明宗社最后的两根砥柱，而以吴三桂人所共知的反覆与卑劣，一旦打出「复明」的旗号，何以能在数月之内八省响应。

否则，我们也就不能回答为何历代造反或借宗教之名、或诱分田之利，独独「反清复明」困扰了清廷将近300年，乃至辛亥革命之后乡里百姓自发地给崇祯皇帝戴孝，孙中山也迫不及待地亲率百官到孝陵祭告明太祖。
 

王夫之，号船山，湖广衡阳人，崇祯秀才。国亡后游走在湘黔桂粤的深山之中，「栖伏林谷，随地托迹」，据说终身未薙发，得「全发以终」。图为岳麓书院的船山祠，对联为「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自摄

也正是在这样的思考脉络之下，明清之际的潇湘儒者王夫之提出了他著名的天下国家学说：

可禅，可继，可革，不可使夷类间之。（《黄书·原极第一》）
 
文明的高度俱有无上的价值，在这一前提之下，政治权力的更迭，能以尧舜禅让的方式进行固然尽善尽美，而过渡到家天下后采父死子继的方式亦无不可，甚至是「犯上作乱」型的或如未尽美也的汤武革命、或如逆取顺守的唐宗宋祖也尚可以接受，唯独不能让野蛮殄灭了文明。

王夫之本人曾亲身参与了永历朝在广西的抗清战争，失败后归乡隐居，著书立说。身经了前后数十年的时代变革，凭着他其独到而睿智史学家洞察力提出了悲观的预言：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靡不夷矣。（《船山思问录·外篇》）

中国尽管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文明的进展却绝非一帆风顺，而处在「乍明乍灭」之中。将来会有一天，华夏文明斯文扫地，或许这片土地上建立的国家还会号称「中国」，或许这里的人民还会自称「中国人」，或许他们所讲的还会是「中国话」，却对中国的文明早已经毫无知觉，「靡不夷矣」。

三百多年过去了，王夫之的预言成真了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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