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敢以天下为己任？

2016/08/23

核心提示：「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等为人熟知的名言最早在北宋提出，这一精神的滥觞对中国的读书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直接推动了政治形态向「共治天下」的转变。然而，这一宋明两代士人的真精神，在清代以后却遭到最高当局的强力镇压，使得无论是读书人的精神面貌还是社会的整体风气都为之压抑，其影响至今犹存。

北宋东京宫城遗址。自摄

并不专治宋史的陈寅恪先生对有宋一朝最为推崇，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还说，「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演变之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处的「新儒学」便指流行于宋明两代的理学。

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宋明理学的形象大约有二。历史教科书既以阶级分析法划定其背景，以主客观唯心主义论定其内容，结论自然跳不出「理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特别是用纲常名教几条绳索，把人束缚得更紧了」。即便脱开历史课本的叙述体系，人们对理学的印象也不外乎呆板、酸腐、教条、假道学以及「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云云，认为这些理学家只是栖身在书斋之中空谈心性义理，对国事民情不闻不问，把社会的风气引向愚昧与自利，实在是中国不能走向近代文明社会的罪魁元凶。

既如此，理学的出现何以能担负起「大事因缘」四字呢？

这要从一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言——「以天下为己任」——说起。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六个字只是一句场面话。我们从小开始，逢人问到「小朋友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就常常以此回答，便会觉得古人也同今人一样，不过是说说而已。然而，在北宋以前相当漫长的时间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以天下为己任」还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梦想。

上溯二三百年的盛唐时期，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士子一样，即便「独耻事干谒」，为了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在残酷的制度与文化现实面前，也只能一再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终其漂泊的一生，也几乎未能稍见用于于世。

没有诗名留传的杜甫还有千千万万。中国自战国以降，尽管制度上的贵族体制已经瓦解，但在这一千年中的大多数时间，政治权力仍多垄断于在世族门阀的高第之中。隋唐时，科举制逐渐确立完善，不过，科举还只是官员任命的多种途径之一，而既有风气遗留下来的「投卷」与「荐举」等一系列明规则与潜规则，更使得科举考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高门大族保有其政治地位的工具。平治天下，对于大多数士子来说，仍是缥缈的幻影。想必杜甫在奔走豪门乞请荐举的时候，也少不了「你姓不姓李」、「你也配姓李」之类的挖苦。

有唐一代，门第大族基本占据了政治权力的中心，「寒士」始终处在边缘地位，「以天下为己任」不过是梦呓而已。via网络

然而，当历史进入宋代之后，一切都开始显得不一样了。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千古名句。同样地，因为它们的名气实在太大，我们倒反而容易轻轻放过。

范仲淹一岁丧父，出身贫苦，母亲因家计无依被迫携子改嫁，襁褓之中的婴儿也被改姓名为「朱说」。长大后，范仲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发愤苦读，却也在年轻时便「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果然，他高中进士，此后游宦多年，声望日隆，最终被仁宗皇帝聘为宰相，亲自主导了庆历新政的推行。

这不仅仅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励志小故事，它背后蕴藏的则是中国历史一个划时代口号的提出。

南宋的大儒朱熹说范仲淹是「天地间第一流人物」，还特别称誉他：

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范仲淹只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并不出身于高门望族，仅是靠着德行与积累的政声而渐为时人所重，终能以一个改嫁寡母拉扯长大的寒门孤儿而执掌国柄。从这时开始，对全民开放的科举制度成了通向最高权力的唯一途径，而代表了中国精英阶层的「士」也大批量、制度化地登上了政治舞台。

微末之时，砥砺自己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想到了；能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有朝一日真的把「天下」变成「己任」，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变成现实，范仲淹也做到了。

在这一风潮的涌动之下，才有了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今天或许觉得这只是说说而已，过了十八岁就不应该再抱有这样的幻想。然而，在宋代与明代的读书人看来，「为万世开太平」绝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狂言，而是个人应当完成且可以完成的责任。

我们应该以天下为己任，现实环境也允许我们可以把天下作为己任——这是宋代政治文化与前代显著不同之处，也是宋明两代读书人的真精神所在。

范仲淹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与文学家，他「以天下为己任」开数百年风气之先，并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结构。图为伊川范仲淹墓，自摄

与之相辅相成的，则是宋明士大夫在现实政治舞台上近乎「嚣张」的表现。

既然士以天下为己任，自然，治理天下的权力也不独皇帝一人享有，于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就成为了这数百年君臣共同遵守的政治常态。

北宋中叶的王安石变法时期，神宗皇帝曾对反对新法的宰相文彦博质问道：「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回答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神宗闻言则回应：「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

这段君臣之间的问答曾隆重地入选中学课本，文彦博的答语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的罪证之一还曾用作考题，配套答案则是「表明皇帝与士大夫互相利用、压迫人民，共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云云。

实际上，王安石新政中的青苗等法究竟是否真的「于百姓有所不便」姑且不论，文彦博答语代表的政治观念值得特别重视。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打着「维护人民利益」的旗帜而破坏既有政治秩序、施行反人民之事的勾当不可胜数。在宋代，科举考试对全民开放，农工商子弟中的佼佼者通过选拔而成为「士」，作为人民中的菁英阶层掌控政治权力，即属于当时的政治秩序。文彦博提醒神宗皇帝注意的，正是「百姓」的利益是什么，皇帝说了不算，士大夫说了才算，皇帝不应当绕过从「百姓」中脱颖而出的士大夫，直接宣称自己代表了「百姓」便可以为所欲为，就好像在当代的民主宪政国家中，依照宪法，行政机关自然不能只要宣称「我这样做是为了国家好」就可以违反国会制定的法律一样。

神宗皇帝不再争辩「于百姓有所不便」与否的问题，转而提出也有不少士大夫认为应当变法（即如「也有很多国会议员支持政府的施政行为」般），正代表了皇权对「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一「不成文宪法」的承认与恪守。

宋神宗皇帝

有了这一把钥匙，宋明政治史上的许多问题便都可获得解答。

南宋宁宗时，监察御史吴猎曾猛烈抨击皇帝，言辞激烈，指责其行为的举动属于「乱政」，仅仅因为其任命官员不欲经由宰相：

中外相顾皇骇，谓事不出于中书，是谓乱政。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而用舍之间，为是轻易快意之举。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最早出现在先秦的典籍之中，但在汉唐的千余年间，这一渊源久远的政治观念却鲜有出现，偶有提及也大多以「臣闻古人云」之类的方式委婉表达。吴猎此疏当中，则直截了当地以「陛下毋谓天下为一人私有」的语句明白宣示，不啻撸起袖子、指着鼻子开始教训皇帝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的朝野的共同的意识，天下既然要皇帝与士大夫共治，人员的进退便必须要经过宰相的副署与谏官的核可。士大夫政治主体的意识在吴猎这句话中表现得非常鲜明。

同一时期，朱熹也曾就同一问题批评宁宗，他在奏疏中说：

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

这是说，如果皇帝乾纲独断，绕开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准则，即便所作所为都完全正确，也不符合既定的政治秩序，有朝一日必生祸患。此疏已经不单单是凭着血气之勇骂皇帝，而是有着从理论到现实完整的政治逻辑。如果对文辞略加润色，恐怕许多精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研究的法理学家都不会察觉此语竟然出自1190年代的宋人口中。

南宋临安府太庙遗址。自摄

而他们的北宋前辈也不遑多让。

如在熙宁变法前后的波澜中，王安石与司马光作为新党与旧党的领袖，俱曾出任首相。神宗皇帝刚刚继位时，正欲大展拳脚，听闻王安石的贤名，想聘入中枢。但王安石「每欲以道进退」，在皇帝授予绝对的信任与完全的权力之前绝不肯轻易出山。

后来，神宗皇帝欲召司马光入相，曾就此事询问程颢：「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程颢回答说：「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果然，司马光之后即「以新法不罢，义不可起」，非皇帝全盘接受他的政治主张，便不会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当中。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新法存废问题上存有根本的分歧属人尽皆知，在出处进退上他们对待皇权的态度却表现得惊人一致。他们既以天下为己任，把自己视作政治主体，那么只能本着自己一贯坚持的原则与皇帝「共治天下」。无论是「以道进退」还是「义不可起」，都说明了宋代的士人是为了理想的实现和主张的贯彻才出掌要津，而非诱一高官显爵便能召之即来，有如仆从一般。所以，当皇帝的信任一旦动摇或者皇帝欲单方面变动「国是」时，宋明的高级官员多会选择从「道」从「义」而非从君。

司马光与王安石。via连环画《王安石变法》，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有了这样的风气，无怪乎王安石会说出「士之道隆而德骏者，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的大言，豁然要皇帝北面、以匹敌的宾主之礼相拜了。尽管在当时还是后代，对变法本身的评价皆是毁多于誉，但王安石本人所提倡与践行的「以道进退」、「得君行道」的精神及其背后的丰富意涵，却为宋明的士人无不神往与继承。

因而，北宋的理学家程颐也可以公然地向皇帝上疏，表示：

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经筵是指皇帝须定期接受的经典教育，由翰林院的中层官员充任讲官）

程颐此语一则把治理天下的重任划归宰相，二则要求皇帝以学生事奉老师的礼仪对待经筵讲官，而二者都由产生于全民的优秀士人组成。士大夫或为朝廷的宰相，或为天子的老师，从政治与道德两方面担负「天下重任」，而其中并没有皇帝的份。

程颐的这一论断并非写在私人的日记中，而是明白地在奏疏中向皇帝提出。宋代的皇帝大抵也遵循了这一「不成文宪法」，比如仁宗皇帝政事不管大小，都交给群臣公议，然后施行，看似没有什么主见，获得了「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的风评。程颐作为北宋最杰出的理学家，此言在历史上非常著名，代表了宋明理学于现实政治领域的根本观点，并成为了宋明数百年间群臣共同遵守的政治常态。

作为「程朱理学」中的「程」，伊川先生程颐不仅在理气心性与个人工夫上造诣颇多，还提出了「天下治乱系宰相」而不系皇帝，并为当世朝野所接受与遵循，这也是宋明理学在现实政治领域的核心主张。图为伊川二程先生纪念园，自摄

到了明代，宰相制度遭到废除，大权在形式上统于君上，士人也并不像宋代一样享有宪法性的优容保障。但是，既有的政治与文化所养育的土壤依然肥沃，一方面，最高政治权力对社会仍采用放任与自由的态度，理学的真精神并未受到压制，反而不断光大，士林的风气犹保持不堕；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皇权与士大夫间的相互信任也依旧存续，仍不脱「都是自己人」的认同。两相作用，中国文化的高树依旧根深叶茂。

对明代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大多都会认同，终明一代，「以天下为己任」依旧是读书人的担当，「共治天下」还是政权运作与国家治理的常态，单从书院讲学之盛与皇帝不止一次地主动贿赂大臣便可见一斑。乃至士人们已经开始思考究竟是要「陛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士大夫独治天下」的问题了。

明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发展与阳明后学的流衍，不仅「士」要「以天下为己任」，甚至即便是「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的「匹夫」，在「天下兴亡」面前也要「匹夫有责」了。这一点，晚明民间社会的活力与嗣后风起云涌的地方抗清活动即是明证，兹不展开赘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悬挂于无锡东林书院依庸堂的名联。宋明时期的书院，以讲求治道、关怀天下为先，并非如后世般只是科举考试的补习班。自摄

行文至此，我们不难会有这样的疑问：「你说的历史和我印象中的历史怎么如此不同」，「既然这样，为什么中国到后来还是君主专制」，「宋代的中国人，怎么会和今天不太一样」。不必着急，从清代开始，宋明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与「共治天下」的实践已然受到了否定与压抑。

即如上引程颐「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一语，可谓是「宋明学者帜志」。聪明如乾隆皇帝者，读到此句，登时勃然大怒，在〈书程颐论经筵劄子后〉中大力批判道：

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琦）、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安石）、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此段批语意思至为显豁，无需转译。在清代的皇帝看来，「天下」不过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已，只能是皇帝一人的「己任」，「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自然只能为君上一人所独有，大臣是人君统治意思贯彻的工具而已，绝不能在君意之外更具有自己的独立意志。特别是「居然」二字，足见在乾隆帝眼中，「以天下为己任」这一宋明士人的共同理想已经荒谬狂悖疯狂到了何种地步！

诚然，清代是一个尊崇儒学并且推重程朱理学超过前朝的时代。然而，无论是程颐还是朱熹，「以天下为己任」是他们高擎的旗帜，与皇帝共治天下则是政治领域提出的「大宪章」。清廷对程朱之学阳为尊奉，却仅是将其奉之高阁，绝不许理学的真精神流布于人间。

乾隆帝〈书程颐论经筵劄子后〉

在现实当中，乾隆帝的批语得到了严格的恪守。他本人不无自豪地表示「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与前引朱熹奏疏中「正使实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之句两相对比，从宋明到清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已显而易见。

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王安石的「以道进退」与司马光的「义不可起」都处在这一准则的规范之下。不过，若以此标准揆诸清史，在267年中称得上是「大臣」者恐怕寥寥无几。对于此点，乾隆帝倒也诚是，明白地指出，我大清有贤君就够了，并不需要任何贤臣。

既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被冠以「居然」，贴上了狺狺狂吠的标签，那么继续留在朝堂之上的官吏们自然只能「以迎奉皇权为己任」了，从我者尊、逆我者贱，「大臣」所应当有的尊严与操守扫地殆尽。大概我们近百年所谓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从这一刻起，开始真正地走入了国人的脊梁。

著名的纪昀（晓岚）还算是乾隆时期的「名臣」，曾官居协办大学士，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国务委员，官职可谓不低。一次，纪昀言事情偶违圣意，便遭乾隆帝训斥：

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倡优蓄之」四字，算是道破了终清一代的帝王心术。

然而，经此一事，我们却没有看到任何纪晓岚反驳皇帝哪怕是不堪其辱而奏请辞职的记录。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明代还算「高压」的嘉靖时期，一次，皇帝因对刑部尚书林俊所作的判决不满，下圣旨说「着林俊回将话来」。接到这一还远远算不上人格侮辱的圣旨，林俊立即面见皇帝，当面指出「臣官至尚书，天子无故不呼名」。史书记载当时林俊的发言「辞严色厉，声震殿陛」，最后，皇帝亦不得不为之让步。

其实，在世袭的君主时代，有正常的风气在，即便皇权偶有出格的表现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则是当最高权力有如脱缰野马开始疯狂奔肆之时，整个社会从自高阶官员以降所表现出的冷漠与谄媚。二百年的奴化教育，已经把中国人对「道」与「义」的信仰压抑成为了对权力的绝对服从。甚至当这头野马蹂躏的对象是各人的自我尊严之时，他们所表现出的麻木与卑贱也丝毫不让人觉得意外。

鲁迅曾近说，中国历史只有两个时期，一是做稳了奴才的时期，二是欲做奴才而不得的时期。此话能否适用于上下五千年的全部历史，笔者阅历有限，难以置评。但如用置诸鲁迅亲身成长起来的清代，恐怕是再合适不过的形容了。

对于当代那些热衷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士而言，鲁迅着实是一个令他们头疼的角色。只要谈起「传统文化」四个字，鲁迅洞彻的批判与辛辣的讽刺都是必须直面并一一回应的关键。复兴传统文化，是不是就要让读书人除了「茴」字四种写法之外不必再关心天下之治乱、民生之利弊？复兴传统文化，是不是就要让中国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复兴传统文化，是不是就要让中国回到做稳了奴才、全凭主子定夺的时代？

这些问题都很宏大，回答起来并不容易，不过，它们的答案或是可以从「以天下为己任」从宋明到清的命运以及「居然」二字上窥见些许端倪。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