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朱明之绪不绝」：辛亥年孙中山的复明大业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1906年第5号卷首的朱元璋像，题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肖像」

一
§「使朱明之绪不绝」§

 
105年前，武昌首义三声枪响，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几个月之内，十余省宣告光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南京成立，清帝退位，南北一统，中国就此走进了共和时代。
 
在通常的印象当中，辛亥革命既是一场「革命」，那么最重要的意义便在于一举终结了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而新生的中华民国是在欧风美雨滋养的民主共和观念下诞生，自然便同以往数千年的历史（至少在政治上）毫无瓜葛。
 
鲁迅曾在《阿Q正传》写道，杭州光复了，乡里哄传革命军进了城便一个个白盔白甲，「为崇祯皇帝戴孝」。在今天看来，这简直是十足的革命不彻底的象征。不过，拂去历史的尘埃，再度凝视105年前的激荡岁月，却有颇多的细节令人顿足、令人惊讶、令人叹惋。
 
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逊位，3天后，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率领文武百官，到南京城外的孝陵祭祀明太祖朱元璋。这一历史事件想必不少读者都已熟知（参看拙作〈三月十九，岂能忘乎！？〉）。在祭祀仪式上，孙中山代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读了两篇祭文。仔细体察其中意涵，耐人寻味之处颇多。例如，〈谒陵文〉在一开始就说「维有明失祀之二百六十有七年，中华民国始建」，即是明白地表明了明朝灭亡与民国肇建之间的强烈关系。其实，这篇〈谒陵文〉同样有「五大民族，一体无猜」的字样，并非是所谓「狭隘的大汉族主义」之类的产物。
 
更有甚者，在前一年的12月25日傍晚，孙中山刚刚乘船抵达上海。上岸的第二日，他就发表了〈中国同盟会为团结同志宣言〉，既是勉励本党的革命同志，亦是向海内外宣告党的宗旨。

这篇〈宣言〉的开头，却赫然写到「本会……使朱明之绪不绝」，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同盟会的建立是为了使明朝的统绪不致中断」。此话出自孙中山之口，这位为颠覆两千年专制政体而毕生努力的革命导师，竟然在回国伊始就开宗明义地为已经灭亡将近300年的明朝续命，实在令后人大跌眼镜。实际上，在这篇〈宣言〉发出的同时，内地18省已经有15省独立，各省代表云集南京即将选举大总统并订定约法，清廷的诏令几已不能出午门之外。也就是说，此时的革命在政治意义上几乎算是近于成功，并没有再用反清复明的口号去煽动宇内的必要，反而需要考虑的是开国之后的内政建设以及如何给国人、给友邦营造出一番咸与维新的景象。既然如此，还要再提革命是为了「使朱明之绪不绝」，到底是要做什么？
 

1911年12月底，孙中山刚刚回国，就发布了〈中国同盟会为团结同志宣言〉，公然表示立会的目的是「为使朱明之绪不绝」。《国父全集》

 
《阿Q正传》是小说，还可以归结于作者的凭空臆造，丰富的历史材料却足以佐证其渊源的社会土壤。同样是在浙江，根据《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书的记载，在处州府（丽水县）光复时，便有：
 
两人头带方巾，身穿明代古装，腰佩龙泉古剑，站在街头欢迎。（〈辛亥革命在丽水〉）
 
尽管我们没有照片或者影像资料可以还原当时的场景，但不难想见的是，当革命的号角吹响之时，人们对于新生的民国的第一印象便是——快看，大明朝回来了！
 
在清末民初，这样追怀明朝的思潮并不局限在明末的抵抗势力和清末的革命党活跃的南方。就连一向被视为反动保守派头目的袁世凯，也曾经：
 
尝得明太祖画像一幅，悬之密室，朔望顶礼，并私祝太祖在天之灵，祐其平定天下，复兴汉业，意至诚恳。（《洪宪纪事诗三种》）
 
如果说这样的描写也可能是小说家纯出臆想的不经之言，公开的历史线索串联起来得到的结果足令我们更为惊奇。

世人都知道的是，袁世凯在1916年欲僭越称帝，所选定的年号是「洪宪」。而少有人知的是，在议定年号之时，一班文武将吏「群下议年号，佥思绾洪合武，于是有洪宪、宪武之拟称」。另外，从《大公报》、《申报》等报纸来看，当时还曾公布有「明宪」一个备选年号。将「洪宪」、「宪武」与「明宪」三个年号稍加排列，不难发现，除了共用的一个「宪」之外，便是「明」、「洪」、「武」。
 
在严复、杨度、刘师培这些袁记谋士看来，他们所欲建立的新朝，不过只是有了「宪」的「明洪武」、一个颁布了宪法的大明朝而已。
 
感叹，惊讶。
 

袁世凯称帝备选的年号为「洪宪」、「宪武」与「明宪」，恰好是有了「宪」的「明洪武」。《花随人圣庵摭忆》、《申报》1915年12月30日

身着传统样式祭服的袁世凯像，展示于河南项城袁寨古民居。不过，此像所着的祭服与真实的大总统祭服差距颇大。自摄

二
§「十三陵畔奠先皇」§

 
其实，这样追崇明朝的思潮也并非是到20世纪初方才出现。
 
众所周知，有清一代的文化统治，一手使用高压而随机的文字狱，一手将历史的解释权收归君上。两相作用，士人们只能以玩味文字考据作为最高的追求（「茴」字的四种写法），不敢轻言历史，不敢轻言政治。尤其是明朝和明清易代的历史，自康熙初年的庄廷鑨「明史案」开始，便是朝廷关注的重点，烧书毁版、凌迟流放，必欲将关于明朝和明清易代的历史从民族的基因中抹去方为后快。于是，当在诗中写下「明月」二字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当藏有一本有关甲申之变的古书就可能抄家问斩的时候，中国人对于百多年前那个朝代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而濒于消逝。
 
然而，一片萧索肃杀的寒冬，纵然会压抑大地上的一切生机，但一朝春风鼓荡，深埋于民族灵魂深处的种子再一次激活膨胀，将会迸发出空前的活力。毕竟，我们生活在中晚清的祖先们，他们还是明朝人的子孙。
 
清代中叶道光、咸丰之后，国祚中衰，朝廷对社会的控制力逐渐下降，许多封闭长达百年的禁书开始小心翼翼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正是所谓「遗书渐出」的时代。如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咸丰时，南方的士人间流传着一部《荆驼逸史》，载有大量与明清易代有关的史事。一位名为李慈铭的文史学家买来此书，看了其中收录的〈扬州十日记〉，捧读之下便陡然感觉「悚然增沟壑性命之感」。
 
如此的场景想必每日都在发生：人们拿着从墙壁中、从古井下找出泛黄的书册，在阒静无人的夜晚就着昏暗摇曳的油灯，战战兢兢地铺开。身处今日的我们，大概已经难以推摹他们颤颤巍巍地翻阅那些文字时的恐惧、喜悦、惊奇乃至疯狂。
 
在这样的风潮吹动之下，国人倏然发现，原来「自古得国最正」的「我大清」竟然是以那样的方式攫取了天下，原来今日习以为常的发饰服饰是数千年来所未有的孤例，原来就在日日行经的道路之旁还掩埋着这么多哀哀无告的忠魂，原来二百年前的明朝祖先居然活得是那样的面貌……
 
仅仅过了二三十年的光景，中国人关于明朝的记忆就被纷纷点燃，而清廷的丧钟在同时已然敲响。
 
翻检革命派的文集，一时俊彦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思绪勾连到了明朝：
 
南方的革命党人柳亚子在诗中说「好待收京传露布，十三陵畔奠先皇」（〈四月二十五日〉）。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同盟会是我国第一个现代政党，其机关刊物《民报》在卷首即曾刊印明太祖的画像，称他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之伟人」。27岁的汪精卫北上刺杀摄政王事泄被捕，在系狱待决之际写诗，开头就道「煤山云树总凄然，荆棘铜驼几变迁」（〈狱中杂感〉），直接点名了此行之目的便是在使崇祯皇帝殉国的煤山不致凄凉如故。浙江的陶成章1904年创办革命组织龙华会，在〈章程〉第1条就表示立社的宗旨是要「收回大明江山」。甚至在1903年，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更计划将事成以后建立的国家命名为「大明顺天国」。
 
事实上，这样推崇、追念明朝的思想并不限于革命党的圈子之内。1908年，年仅17岁的胡适向报纸投稿，篇名为〈爱国〉，在文中说「中国历史有个明太祖，是我们国人天天所应该纪念着的」。同省的陈独秀此时已经自己办了报纸，也把明太祖和美国的华盛顿、现代意大利的建国领袖马志尼并称。而据周作人回忆，当时绍兴的乡绅孙德卿还把明太祖的画像分发给农民，号召他们颠覆清廷。
 
这些不管是在晚清还是在民国的阶级属性、政治主张完全迥异的人们，在辛亥年前后有着如此相似的举动，那么在革命成功之后无论是孙中山祭扫孝陵还是浙江的乡民为崇祯皇帝戴孝，都实在是不足为奇了。
 

留日江苏同乡会刊物《江苏》第6期所印的照片，题为「为民族流血之阎公应元祠宇」。有关阎应元的事迹，可参看拙文〈南明四十年的慷慨悲歌〉

三
§「这不是晚明人的复活吗？」§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华民国的真正「国父」就是一些明朝人。
 
1902年的旧历三月十九日，是甲申之变的纪念日。革命党的灵魂人物兼理论大师章炳麟太炎此时正在日本避难，特订于这一天在东京上野召开「中夏亡国纪念会」。孙中山特地从横滨率领华侨代表赶往参加，甚至当时尚属于保皇党的梁启超也附名支持。不料，在纪念会召开前一日，清廷驻日本公使特别咨请日本警方，要求制止章太炎等人「伤害清国人民感情」的集会。东京警署遂传唤章太炎问话。
 
警长问：「你们是清国哪一省人？」
 
章太炎答：「余等皆中国人，非清国人。」
 
警长「大讶」，乃继续追问：「你们属于哪个阶层？是士族还是平民？」
 
章太炎回答：「遗民。」
 
警长听了这个闻所未闻的答案，「摇首者再」。最终，纪念会得以如期召开，旅日中国人数百人参加。纪念会最后还发表了那个著名的「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的宣言。
 
「我是中国人，不是清国人」。「遗民」。章太炎是有资格这样讲的。21岁时，他的父亲去世，临终前嘱托章太炎要给自己穿上明朝的衣服下葬，并说「我们家在清代生活了七八世，死后皆着明朝的衣服入葬。现在就要死了，不要穿清朝的衣服」。而章太炎本人在十余岁时，曾读到记载了吕留良等明遗民事迹的史书，「便觉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他之所以号「太炎」，则是兼取黄宗羲（字「太」冲）与顾「炎」武的名字。
 

章太炎曾与孙中山仔细讨论，确定推翻清廷之后国名定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共和国」，亦可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之一。图为章太炎手书「中华民国」，藏于杭州章太炎纪念馆。自摄。另关于章太炎，可见本刊〈异代萧条同此志〉一文

 
而说「明遗民建立中华民国」，不限于夷夏之防，他们身上所表现的「现代性」同样令时人惊讶与倾慕。
 
晚清以降，国门洞开，在一片欧风美雨的「肆虐」之下，颇多国人对近代欧美诸如民主、共和、法治、人权、科学等价值观念都经历了从惊愕而鄙夷、从鄙夷而膜拜的过程。在这些观念的武装之下，他们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与此同时，逐渐复活的晚明文献也开启了一片新的世界。
 
比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开篇就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并申述了一系列屈君权、伸民权的抽象政治原则与具体制度主张。自然地，这本薄薄的册子在盛清漫长的二百年中并不能见于人世。直到晚清「遗书渐出」风气一起，《明夷待访录》才作为明遗民的著作渐为人知。

在众多的遗书当中，《明夷待访录》是影响力最大的一本。
 
1894年底，孙中山远赴夏威夷创办兴中会。当时革命党人用于宣传的书籍，除了鼓吹民族主义的《扬州十日记》之外，有关民权的部分便只有《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两章。相信体制的改革派亦对此书极为重视，梁启超回忆说，「此书乾隆间入禁书类，光绪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同其它许多单纯表达黍离之痛、夷夏之防的诗文不同，时人从《明夷待访录》中看到的，是一个遥远而真实的景象，一个和西风吹来的「新思想」相去不远的景象。人们突然发现，几十年来给国人思维带来前所未有震撼的许多西方观念如卑君尊臣、言论自由、地方自治等，原来早在三百年前便曾为许多中国杰出的知识分子所擘画。而这样的冲击同样令人倍感震撼，即是所谓的「外国的书，虽说这自由平等，还怕我们中国人不相信。到了中国人说的话，就没有一个不相信了」。
 
于是，在1904年的报纸上，作者推介黄宗羲说：
 
教你们晓得中国此前的人，也有晓得讲民权的，就是这一种平等自由的话，也未必是外国人造出来的了。（《中国白话报》）
 
于是，当有人感叹为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过卢梭那样伸张民权的伟人，旁人登时反驳他：
 
有！有！明末清初，中国有一个大圣人，是孟子以后第一个人。他的学问，他的品行，比卢骚（卢梭）还要高几倍，无论新学旧学，言及他老先生，都没有不崇拜他的。（陈天华）
 
于是，有人冷静地做出学术上的比较：
 
卢骚《民约论》出世之前数十年，有这等议论，不能不算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梁启超）
 
于是，还有人作诗铺张：
 
民权发达最高潮，难得梨洲（黄宗羲）识相超。
试读中华《民约论》，东方原亦有卢骚。（高旭）
 
在黄宗羲之外，许多其他晚明儒者的「现代性思想」亦被时人重视与推崇。对于顾炎武，人们说「（顾炎武）乡治之说行，而神州早成地方自治之制」（《国粹学报》）。对于王夫之，自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之后，其著作更是风靡海内，有人将其自由经济的观念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比，得到了「今读王船山之书，其中所言，与斯密生计自由之说，真若无毫发之差者」（《东方杂志》）的结论。
 
对于黄宗羲与卢梭或者王夫之与亚当·斯密之间的思想异同，我们尽可以有许多的争辩。但不应否认的是，当中国人体内的这些「明朝基因」复活之际，也就是在辛亥年前后，人们对理想中国的规划确曾一度步入明遗民的轨道。

无怪乎梁启超在评价晚清的思想史时，会说「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最初的原动力，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更有人在亲历了清末民初数十年的变局之后，发出了「这不是晚明人的复活吗？」（刘声木）之感叹。
 

武昌首义之后，各省风从，纷纷宣告独立，清廷被迫在四个月后宣布退位。辛亥革命进行之迅速，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亦可见当时的人心之所向。2011年电影《辛亥革命》
 

四
§「巍巍的明孝陵正象征着民族魂」§

回到南京，回到孙中山。
 
相信有不少人，在第一次听说孙中山祭拜明孝陵、第一次读到两篇祭文的时候，都会产生疑问：谒陵的举动究竟是出于孙中山自己的意思？还是为了照顾那些素来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帮派会党而不得不为的安抚措施？
 
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将临时政府文武官员共同祭扫明孝陵作为民国统一庆祝大典的第一项仪程，完全出自孙中山本人的策划。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的当天，孙中山即特别召见代理内务总长的居正，说「我欲祭明太祖之陵，尔其准备可也」，并就乘舆、仪仗、秩序、礼节四方面做了细致的讨论。之所以在2月15日谒陵，是因为在从决议到实施之间，孙中山特地为祭祀而斋戒了三天。
 
2月15日一早，孙中山在总统府前登上专为谒陵准备的马车，率领一众文武将吏经明故宫、出朝阳门，在孝陵的拱桥前下车步入，并特意在前殿更换了祭祀用的衣服，再与诸人「穿内殿，进甬道，上高陵」，在海陆军仪仗队鸣礼炮之后，开始了正式的谒陵仪式。在宣读祭文、行鞠躬礼之余，孙中山还特别「述明太祖之丰功伟烈，勗勉同志」，并且「指点陵殿之倾圮处」嘱托迅速修复，甚至还要求访求明室裔孙，由民国政府拨给专门的祭田，以维持孝陵的日常祭祀，其对明太祖的尊崇竟然到了如此的地步。
 
在新的国家肇造之初，政府全体官员即向数百年前的皇帝致敬，不仅在中国历史罕有，即便在世界史上，共和革命成功后，民选政府的元首亲自祭拜帝王陵寝，也是前无古人。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脉络之下，这次的谒陵仪式令许多人感动不已。药学家赵燏黄当时在内务部卫生局任职，全程参加了谒陵，题诗一首曰「雄心已雪前朝耻，大义竟亡九世仇。谒罢孝陵天未晚，马头重睹旧神州」。台湾籍的抗日英雄丘逢甲此时已经沉疴缠身，也在去世前10日强拖病体出席了仪式，感慨道：
 

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就此兴。
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

冬日的明孝陵。自摄

 
令人惊诧的是，民国政府以官方的形式祭祀明孝陵，并不只有开国这一次。北伐成功之后，国民政府在1928年定都南京，中国的国内局势进入到了数十年来相对安逸的一段时期，人们暂时免于战火的纷扰，也能够审慎地考虑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
 
1935年，国民政府将清明节定为「民族扫墓节」，并派员前往陕西祭祀黄帝陵。翌年，国府委员邵元冲、于右任、戴传贤季陶联名提案，认为明太祖「为民族光复之伟人，功勋灿烂」，希望政府考虑将明孝陵与浙江的大禹陵也一同纳入国家祭典，还提出把明太祖的事迹「广事宣传，于振作民族精神，关系至大」。
 
这一提案随即在国府会议上获得通过，明孝陵正式纳入国家祭祀的范畴。而就在1936年4月5日，第一次明孝陵祭祀大典举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担任了主祭，行政院院长蒋中正介石担任了陪祭，率领各部部长及在京简任以上文官、上校以上武官共六百余人亲赴明孝陵，向明太祖像行三鞠躬礼并诵读祭文、进献花圈。在祭文中，林森说：
 
今者奠都建业，接近山陵。仰龙盘虎踞之形，思济世安民之德。恭行秩祀，式荐苾芬。冀灵爽之凭依，佑生民于无既.（《林公子超遗集》）
 
言下之意，即希望同样定都南京的明太祖能够继续保佑民国国运昌盛、民生安康。此时上距推翻帝制与新文化运动爆发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而这一次祭祀明孝陵，则是中国自共和革命之后第二次也是迄今最后一次由国家元首以国家的名义亲临帝王陵寝致祭。
 

1936年4月5日，林森、蒋介石等祭祀明孝陵，为中国历史迄今最后一次.《中央日报》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的清明节，对日抗战已经成为了国人心头第一阴云，故林森、蒋中正均未参加祭祀。不过，祭陵仪式依然以国家元首的名义举行，在京的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及行政官员等二百余人参加，国府委员马超俊代表林森主席主祭。谈到将孝陵纳入国家祭典的意义时，官方表示「因为明太祖是我们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特别是在当前「外患日亟」的时候更需要「热烈崇拜」，并且号召「我们本着明太祖的民族思想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前奋斗，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精神，巩固中华民族的地位，这样才可以对得起我们的民族大英雄明太祖」。而这一次的祭文，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
 
复兴民族，为今日之先声；定鼎金陵，实大明之宏轨。（《中央日报》）
 
祭文的意思翻译成白话就是在说：我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实际上就是在明太祖铺设的轨道上继续前行以复兴民族——这简直是本文一开头所引的「本会……使朱明之绪不绝」的翻版。
 
说起「定鼎金陵」，不能不提的是，辛亥革命的首义发生在武昌确实具有相当高的偶然性，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会承认，一旦革命军攻克南京，那么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一定会选择南京作为首都。关于这一点，有美国的学者就明白地指出，「民国定都南京是明朝（给予）合法性的证明」（Mary C.Wright ,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当然，还是中国人自己的说法则更为透彻：
 
巍巍的明孝陵正象征着民族魂。（朱文长）
 

1911年12月2日，反正的清新军第九镇克复南京，各省代表旋于一周后的12月9日决议「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值得一提的是，光复南京的革命军司令徐绍桢系明初开国功臣中山王徐达之裔孙。图为日本人所绘的〈革军南京城内进入奋斗〉

 
五
§谁与斯人慷慨同§

 
辛亥革命和国学有什么关系？
 
有许多人都抱持着这样的观点：「国学」与「革命」绝对是两个不同范畴的词汇，「国学大师」对于革命天然地就具有恐惧与敌视，天然地眷恋旧物，天然地便是遗老遗少。革命把线装书统统丢到了茅厕里，这些「大师」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其实，国学大师并不都反对革命，或者可以说，真正的国学大学，对于辛亥年的这场革命，大都甚为赞许。除了前文提到的章太炎之外，当时年仅16岁的钱穆先生亦是一个显证。
 
有鉴于1920年代之后的国势，对于流行的「革命」一词，钱穆先生常予以否定的评价，认为中国历史的下层革命鲜有进步的意义，而秦汉以来，只有「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国史大纲》），当然，辛亥革命亦在其列。1910年，还在常州府中学堂念书时，中学生钱穆就自己剪除了辫子，以至于将近七十年后回忆起来，还能想起剪掉辫子之后「大得意，一人独自欢乐」的样子（《师友杂忆》）。而钱氏赤手创办的九龙新亚书院特别选定1949年10月10日作为开学之日，也是为了向辛亥年民国肇建致意。
 
一方面，钱穆先生毫不否认他庆幸清末的变法功败垂成，否则立宪成功了，那么「圣清、圣天子之歌颂拜舞，犹将在吾侪之耳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另一方面，钱氏也指出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由狭隘的部族政权所主导的政治绝无推动改革以至成功的可能性，故「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革命）」（《国史大纲》），即只有在革命成功之后，举凡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接续与革新方能逐步展开。
 
长期以来，围绕辛亥革命的意义，有两种争雄不下的观点。一派认为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革命，未能将数千年之封建遗毒扫荡殆尽，致使国人至今犹受其苦。另一派则由20世纪中国的种种「乱象」回溯，认为辛亥革命的价值纯粹是党人虚构臆造出来的，甚至对国家来说只有负作用，进一步主张「告别革命」。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说法互见优长。然而，我们不应该忽略的是，在「彻底革命，扫除一切封建余孽」与「告别革命，辅佐大清再造荣光」两条路径之间，还有另一条道路，一条把固有文化与现代观念两种看似迥异的价值融而为一的道路，一条既是回家又是向前的道路。
 
当然，这条道路注定充满了荆棘。不过，在后来一场接一场更加狂暴的、指向灵魂深处的「革命」席卷人心之前，辛亥年的中国，确曾一度驶上了这条路。翻读后来这105年的历史，当我们再次回眸这条已经被丛生的芜草掩盖的荒径时，自然是充满了感慨与唏嘘：
 
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
 
（全文完）
 

10月10日于台北市

南京钟山，两峰并峙的明孝陵（右侧黄色建筑）与中山陵（左侧远方蓝顶建筑）。自摄

 

※延伸阅读：
※孙中山，〈挽刘道一〉、〈祭明太祖文〉、〈谒明太祖陵文〉、〈中国同盟会为团结同志宣言〉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居正，〈祭明孝陵〉收录于《居正文集》
※汪兆铭，《双照楼诗词藁》，香港：天地图书，2014年
※钱穆，《国史大纲》第46章第4节、第5节
※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遗书复出及其意义〉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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