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大义而不受辱，欺天乎！

2018/03/11

编者按：本文为一篇对汉魏西晋历史的评论

近来，对司马懿、对西晋的一些造势与哄抬，着实令我有些惊讶。历史只是白纸黑字的几页纸而已，本身并不会说话，但却可以让后人看清什么是黑、什么是白。

「魏晋」两个字出来，总给人以衣袂飘举、风采流动之感。然而，这一段历史，实在让我看不到什么光芒，合上书，留在我眼前前的，只是另两个字——不义。更进一步说，是当整个天下都不再讲正义的时候，这个国家，让后人感到的耻辱感，会不知道到什么地步。

▲19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

「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曹髦）既以帝（司马昭）三世宰辅，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虑废辱，将临轩召百僚而行放黜。天子知事泄，帅左右攻相府，称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相府兵将止不敢战，贾充叱诸将曰：『公（司马昭）畜养汝辈，正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济抽戈犯跸，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车中。」（《晋书》卷2）

这是三国鼎立的时候，魏国权臣司马昭继其父兄辅政，其意欲变乱国体、攘窃天下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魏国皇帝曹髦亲往问罪，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中，被司马昭麾下的成济抽戈当场刺死于车中。

三千年的中国史，犯上作乱的逆臣贼子史不绝书。不过，要么暗中鸩死，要么废黜之后再遣人刺杀，或多或少还有个遮掩，为的是畏惧天下后世之讥。像这样在和平时期，在京城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弑杀皇帝，「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车中」，这十个字，恐怕是空前绝后。

然而，这样的乱臣贼子和他的子孙，竟然坐上了皇位，竟然也成了开创一个大一统朝代的皇帝。

一百多年后，已经南渡建康的晋明帝，曾向大臣问起了自家取得天下的光辉事迹：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顷，王乃具叙宣王（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曹髦）事。明帝闻之，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世说新语·尤悔》）

今人称道司马懿的隐忍，是他为担心阴谋败露，毒杀了自己23岁的长媳妇，只因为后者是曹魏皇帝的外甥女。今人称道司马懿的果决，是「夷三族」三个字遍及司马家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的几十年中，族诛名臣之家时连未成年人和已经出嫁的女儿都不放过。今人称道司马懿的权谋，是高平陵之变时，他指洛水为誓，派亲信蒋济游说曹爽交出兵权即可不死，转而就将曹爽灭族，最后连蒋济都看不下去、拒绝接受封赏……

面对晋明帝的问题，司徒王导把本朝开国之主的「创业」经过娓娓道来，比如司马懿如何诛夷名族，再比如当年司马昭是如何让「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车中」的。听得晋明帝把脸趴在床上感慨：真像您所说的，大晋的国祚怎么可能长久啊！

倾洛河之水，千秋万世，也不能洗脱司马家的篡弑之名。

私欲淹没了良知，野心吞并了纲纪，这是一个让自家子孙都不敢以正脸面对大臣的朝代。这样的家族一旦执掌天下，正义，自然连遮羞布的价值都比不上了。

▲汉魏洛阳城拟图。党锢之祸、司马篡曹、八王之乱皆发生于此。via2017年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

其实，从汉末的乱世以来，几十年间，朝堂上接连发生了曹魏篡汉、司马篡曹两轮重大的事变。人们早就已经学会了不得不一次次地在政治漩涡中站队、一次次地向新的核心宣示绝对的忠诚、一次次地对「刃出于背，天子崩于车中」漠然以对，正义也早就扫荡殆尽。

背着公然篡弑的原罪，新时代的朝廷，对于「忠」，自然三缄其口。剩下能提倡的价值只剩下了「孝」。可是，须知，空有一部《孝经》挡不住黄巾贼，不再谈正义的孝道又如何能维持社会的纲纪呢？

翻开《晋书》，列传排名第一的是王祥，对，就是二十四孝里「卧冰求鲤」的那位王祥。在两晋155年的人物中排名第一，亦好不风光啊。王祥活了84岁，历经汉、魏、晋三代，官拜三公，以孝行名著于当时与后世。仕至三公，正有匡扶社稷之责，举其孝廉，更在于能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可是这位大孝子，纵然誉满天下，而又何曾在污浊的朝堂之上稍稍匡弼正义呢？国柄倒悬、纲纪荡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起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如此者皆是也。（《晋书》卷33）

也记得高中课本里有一篇〈陈情表〉，作者是出仕蜀汉后又降魏晋的李密。在给晋武帝司马炎的奏表中，李密为了能使皇帝相信自己辞官是真的为了回家侍奉年迈的祖母，而不是表示不愿与朝局同流合污，不得不在〈表〉中自陈「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臣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孝治天下」与「不矜名节」成了同位语，这是什么样的孝道？这又是怎样一个充满了荒谬与讽刺的时代啊！

▲汉魏洛阳城遗址。自摄

于是，对于那些还有一些正义的理想残存、却又希图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士人来说，几乎只剩下了放浪形骸这一条路。但是，天下没了正义，在这滚滚浊流之中，却指望洁身自保，又岂可得乎？

嵇康，官至曹魏的中散大夫，是当时极有影响力的文化领袖。在司马家掌权后，嵇康弃官、复返山林，拒绝司马家的征辟。司马昭派钟会前往征召，嵇康只是自顾自地打铁为乐。良久之后，钟会将行，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暗藏杀机地回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竟尔，因为忌惮嵇康在士林的极高影响力（三千太学生为其请命），司马昭将其处决于洛阳东市。（《晋书》卷49）

阮籍，生长于汉末，很早练就了「喜怒不形于色」的本领。史书上记载他「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司马昭想与他联姻，他故意大醉六十日不给司马家开口的机会。这样一个狂士，竟日「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却终也掩不住在司马篡曹之后，他登上广武原感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晋书》卷49）

千百年后的今日，我们或许只看到了魏晋风流、狂狷不羁、药石美酒，我们或许认为那是一个人性解放、精神自由的时代，却也不应该忘了，在那样阴郁压抑的天空之下，穷途痛哭的声音之中，是士人们终生的无奈与痛苦。

▲在放浪形骸的背后，是终生的痛苦。图为竹林七贤画像砖上的嵇康，南京博物院藏。自摄

代表着国家最高正义的政治问题不能再谈了，一谈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甚至，只要稍稍触及现实，就可能会被政敌盯上、会被当局先记上一笔，那么为之奈何呢？

于是，「清谈」，很快地成为了一时的趋尚。谈得好，就名气大，名气大，官就升得快。流风之下，满朝大臣口尚玄远、竞慕虚无，不敢、不愿也最终不能再触及匡正时弊、尽忠补过的政治事务。

相应地，我们也有幸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怪诞。

晋武帝司马炎，成于深宫、长于妇人，凭借祖父三代对士人的屠戮打压，一朝篡曹称帝，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便宜得来的开国之君。如果他尚能励精图治、逆取顺守，或许还不失为唐太宗、宋太祖。可是这样一个皇帝，一旦偶得天下，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荒唐的开国之君。

「羊车望幸」咸死羊的典故暂且不说，朝臣石崇和王恺斗富，作为皇帝，司马炎不仅不加以诫勉，反倒亲自下场子参战，赐予财宝帮助王恺取胜（要是在明太祖治下，大概早就处死两人了）。东汉的桓、灵二帝已届王朝末世，卖官鬻爵，收入还都用以弥补国库的空虚；司马炎是开国之君，也学着卖官，而其所得尽入皇家私库。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开国之君，在历史上也怕称得上一个「最」字。（《晋书》卷33、卷45）

担任太宰的何曾，参加司马炎的皇家宴会，发现朝堂之上，君臣之间谈论的都是家长里短，不是哪个大臣最有钱，就是谁家又纳了新的小妾，「未尝闻经国远图」。回家之后，何曾召来自己的儿孙，指着儿子说「你们还可以善终」（汝等犹可获没），又指着孙子说「你们就不能幸免了」（此等必遇乱亡也）。可是这样位极人臣、又有先见之明的预言家，自己却也是「性豪奢，务在华侈」，每天吃饭要花一万钱以上还说自己无处可以下筷子（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在史书上，何曾也是「好学博闻」、「性至孝」之人，但面对这岌岌可危的天下，他又敢、又愿、又能做些什么呢？（《晋书》卷33）

一个朝代腐败至此，可有丝毫开国气象否？

▲晋武帝司马炎，选自阎立本绘《古帝王图》

当然，在西晋的大小官员里，清谈谈得最好、官也做得最大的，当非王衍莫属。

王衍其人，出身琅琊王氏，「神情明秀，风姿详雅，盛才美貌，明悟若神」，以玄学起家，名闻天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出身好、长得漂亮、谈吐不凡，放在今天也是国民老公一样的人物。在当时，更是倾动当世，以至于到了天下人「莫不景慕效仿」的地步。在个人奋斗与历史进程的合力之下，王衍如愿地官拜宰辅，执掌了天下的权柄。

然而，身兼朝廷重臣与士林领袖的王衍，在山雨欲来、烽烟渐起之时，却丝毫不以国家为念，反把国家的资源倾予自己在外镇守的两个弟弟，还十分自豪地夸耀这是自己家族的狡兔三窟之计。皇太子无辜被废，天下冤之，身为皇太子岳父的王衍不仅不予以同情，反而上表请求自己的女儿与皇太子离婚，以至于女儿都看不起他。

最后，五胡乱华，西晋倾覆，被任命为主帅的王衍置两京于不顾，一路东逃，直到被胡族骁悍的将领石勒率大军追上。在石勒面前，王衍继续发挥擅长清谈的特长，不仅把亡国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还倒过来劝石勒称帝自立。以至石勒都看不下去了，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下令将王衍活埋。简直大快人心。

直到临死的那一刻，王衍似乎才终于反应过来，感叹说「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43）

▲描绘魏晋名士清谈的《高逸图》（孙位绘）

在王衍的生前与身后，先是西晋皇族内部自相残杀，历时16年的八王之乱耗尽了中原积累数百年的元气。紧接着五胡之乱，神州陆沉、万姓涂炭，自此之下「百年之中，九宇鼎沸，有史以来人类惨遇，未有过于彼时者也」（梁启超语）。

王衍说「勠力以匡天下」，说得容易，可是，此前的这一百多年里，还有谁敢记得「天下」呢？

稍稍回想不久之前的东汉季年：范滂出仕，「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面对着朝廷遍于天下的钩党之捕，景毅说「我的儿子仰慕李膺的为人，即便没有录碟也是他的学生，既然朝廷逮捕李膺，也请将我一并罢免吧」。通缉犯张俭望门投止，收留他的人家纵使「伏重诛者十数，宗亲并皆殄灭」也会「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后汉书》评价这些名臣义士时说，「汉室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我们尽可以嘲笑这些人的迂腐固执，但不应该否认，在那时，有这些人在，理想就可以被伸张、世道就可以被匡扶。因为天下那时候还有正义，世人还仰慕为了正义敢于献身的烈士。

可是，在汉末以降的这几十一百多年中，对正义的坚守，渐渐地，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模糊了、淡然了。党锢之时，还有从朝廷重臣到乡野百姓为了正义跟朝廷死磕、身死家破也在所不惜；汉末，还有孔融、荀彧对大义的竭力维持，还有诸葛孔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死而后已；到了三分天下时，只剩下了魏国反对司马家的起义失败后，数百士兵「不降，每斩一人，辄降之，卒不变，以至于尽」。再然后呢？就没了。

读《三国》到诸葛亮去世，很多人感叹这是全书的最大悲剧，就不愿继续往下看了。我不愿继续看的原因，则是感觉，自此以后，黑暗、与人们在黑暗面前的匍匐乞怜却又难逃折辱，终于吞噬了正义的光芒。这恐怕才是三国故事最大的悲剧所在。

在这几十、一百多年中，或许是因为在仅仅一次仗义执言就会使宗族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前害怕了，或许以为小己个人的福祉完全可以与世道的清浊隆污相分开，或许是因为真的「能活下来的本来就都是顺民的子孙」，正义终究远离了这个民族。

人们在正义面前保持缄默，却又乞求性命与尊严的保全，岂可得乎？无大义而不受辱，欺天乎？

再一想，这样的局面又岂是王衍一人或者司马氏一家之罪？从东汉的党锢之祸以降，在天下板荡、世风沦丧之际，每一个没有坚持正义与良知的人，虽是受害者，同时，也都是罪人。

是的，每一个人。

历史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会把一切记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