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4年过去了，为什么人们仍念念不忘！？

2018/05/04

今天是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99年的日子。

马克思的200岁生日也将到来。今天的新闻头条将是「纪念马克思同志诞辰2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今天是旧历的三月十九日。374年前的今天（崇祯十七年），崇祯皇帝走出宫苑、步上煤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周之后，清军入关，迁都北京，旋即挥师南下。这一年岁次甲申，这一系列事变在历史上被称为「甲申之变」。虽然这一年并不是明朝灭亡的年份，但是无论在时人还是后世看来，毫无疑问地，这一年都是此下数十乃至数百年的「新的」历史阶段开始的标志。我相信，就在今天，在北京、昌平、台北、汉城以及国内外的其它地方，都会人想起374年前的那一天，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悼念和追怀。

当然，这才是本文的主题。

北京景山公园的「明思宗殉国处」前，往来游人指点遗迹。自摄

有人说，374年过去了，又到了民族主义的破旗散发出臭味的时刻，反对「大汉族主义」明定于宪法，这些皇汉每到这一天又要高潮了。

当然不是。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血缘从来重要，但也从来不是判别是否善恶的唯一标准。甲申前后，在这片土地上，愿意追求良知和正义的人，无论他的血缘、语言乃至宗教信仰是什么，都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挺身而出，也都值得我们予以景仰。

崇祯九年（1636年），清兵入塞、践踏中原。直隶定兴县被攻破时，居乡儒臣鹿善继本无守城之责，仍率众入御，血战七日，城陷身死。临死前，对于索要他官服的满洲士兵大骂曰「天朝鹿太常衣肯覆羯狗奴耶」。他是蒙古族。

弘光元年（1645年），清兵渡江，江南板荡，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西儒上海潘国光」率领教众「竞起兵为恢复计」。当时，在兵部任职督造火器的陈于阶是徐光启的外甥，感叹「吾微员也，可以无死，然他日何以见徐公哉」，于是在南京雨花台天主堂自缢而死。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基督徒。

永历四年（1650年），尚可喜率清兵第二次攻入广州，守城的三位「达官」羽凤麒、马承祖和、撒之浮率领「达兵」抵抗，终因孤军无援，城破殉国。后有诗赞曰「天方为教本坚刚，受命先朝卫五羊。生死只殉城下土，姓名不愧羽林郎。血流大地终成碧，骨化飞尘久亦香。世禄几家能矢报，为君歌此问苍茫。」至今广州还留有「回教三忠墓」。他们是宗奉回教的色目人后裔。

崇祯皇帝手书「九思」，出自《论语》，现藏台北故宫。自摄

有人说，374年过去了，民国都已经107年了，怎么还有人对专制皇帝的祭日念念不忘？

当然不是。

由于性格上的一些弱点和政策上的疏失，崇祯皇帝本人的施政与明亡之间或许确实存在着一定联系。不过，明朝「刚」的特点在崇祯皇帝身上的集中体现，以及其个人的悲剧命运和最后死社稷的抉择，确实应该得到后人的尊重与轸怀。以374年前的那一天为标志，天下开始瓦解。

身经甲申前后的黄宗羲形容这一事变是「天崩地解」。顾炎武则剖析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分别：「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朱明一家的兴亡固然可愍，然而明亡的意义却不止于此，更在于一个「仁义充塞」的天下也随着明朝的灭亡而去。这个天下，包括刚烈的君王和正直的大臣，也包括慷慨正直的儒士和视死如归的庶民，甚至也包括在秦淮河的曲声传不到的地方里那些不愿意做安安饿殍的饥民。

「维自甲申以后，煤山龙驭，宇内沸腾。数十年间，其孽子孤臣跋涉岭海、蹈死不悔，所欲挽坠日出沉渊者，岂独明室乎？天下也！其逸士遗民持节自守、赍志以终，所思处明夷而俟中兴者，岂独明室乎？天下也！操心也危，虑患也深，盖天下之所存，非倚一姓之起废，而视礼义之兴亡，是则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正是此意。

崇祯皇帝思陵。自摄

有人说，看了你们去年今天的文章，最后说「三月十九日，凭吊1644，凭吊自由，凭吊人之为人的尊严」；看你们大前年的文章，标题直接是〈三月十九·凭吊自由〉。「自由」二字，能和那个君主专制的时代扯上关系，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当然不是。

明太祖开国，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国」为号召，廓清中夏，建国以后，又有「以理学开国」之誉，养士养民，培植士气。然而，除此之外，明朝最大的特点或者说最令人称道之处，恰恰是在于「没有特点」。这并不是说明朝的社会毫无特色、死气沉沉，反而是指明朝那些所谓「成就」，正是社会发展的当然结果，不是故意去求出来的。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那正是人的「直」的本性自然流露的结果，该怎么样就能怎么样，这个社会自然会呈现生机勃勃、绚烂多彩的景象。什么是自由？这就是自由。

而对于明朝的怀念，则恰恰在于这样的这样的一种人和社会的「直」被外力强暴地摧折压抑。甚至自甲申以后，不仅「直」再难在中土觅其踪迹，就连「罔之生也幸而免」在很多时候恐怕也变成人们的奢求了。

皇帝对大臣，「不过以倡优蓄之」（乾隆帝对纪晓岚语）。大臣对皇帝，「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道光名相曹振镛的为官心得）。在那个如你所愿的盛世里，也就是那个百余年间「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时代里，我们的先民或者与人通信的书稿要立刻焚毁（与人语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卽焚，不留片纸），或者对于藏书不管是否被禁全都付之一炬（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史稿斑斑，不烦枚举。我们不要低估，有清一代征服中原之始的屠戮与267年间的防猜与奴才的培养和选拔，会把这个民族的性格折磨到什么地步。

清初三藩之一的尚可喜是著名汉奸，制造了广州屠城等一系列大屠杀，而今却被其乡里（辽宁海城）奉为乡贤，年年俎豆不绝。与之相对的是，绝大多数抗清烈士的纪念地都已经埋没在荒草之中，其故事也早就被历史的尘埃掩藏。图片来自网络

鲁迅说，如果把清廷打着发扬中国文化的幌子来遂其专制压迫的言论行为「分别排比，辑成一书，我想，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

钱穆先生则批评那些认为满洲入关267年，终于被汉族在文化上所同化的观点（当然，持这些观点的人也大多是好意），说「说者尤谓满族入关，卒为我所同化，政权虽移，中华文运依然，诚浅之乎其为谕也」。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是最近十几年日益流行的口号。

我非常愿意相信，在当代的中国，尚有许多人真正地服膺这一理念，并希望能为历史传统与当代后世之间的联络尽其力量。但是，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传统」，乃至什么是「中国」，这些问题不能一一辨明就奢谈「复兴」，蜂拥鹊起，竞附时新，恐怕不啻徒增历史上一个笑柄而已。

江阴文庙，是「江阴八十一日」故事的发生地。1645年，为了反抗薙发易服的暴政，近十万江阴人民据城反清，杀身成仁。自摄

在374年前的甲申之变前后的数十年中，从辽东到滇西，从雁塞到闽海，从三尺童子到耄耋老人，从天潢之绪到匹夫之微，数千万的中国人，为了天下，也为了自己，最终杀身成仁。史张李郑中原路，浙闽粤滇南国都……钱海岳在他的《南明史》序中说，他「握笔至此，几于一字一泪，有不忍书而不忍不书者」。对于读者而言，那就是一个个「不忍读而不忍不读」的故事。

在此，笔者只想提及明清之间在中国大陆上的最后一战，发生在1664年（康熙三年）的茅麓山之战。茅麓山位于川楚交界处，当时，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已经殉国三年，而李来亨领导的明军残部仍然在此举着义旗抵抗。

皇帝已经不在了，整个中国大陆除了这几十里的山地都已经沦陷了。谁都知道，在此负隅顽抗的明军已然是瓮中之鳖。在姚雪垠的小说《李自成》中，部下质问李来亨：
如今永历皇帝已经死了五年，我们为谁守土呢？名不正言不顺。全中国都被满清占了，我们这一点点地方，如何能对抗满清？今日再守下去，大家死到一起且不说，没有正当的名义了。明朝连一个最后姓朱的宗室都没有了，我们为谁守土呢？

李来亨回答：
为中国人守土，为我们良民守土……永历皇帝虽然殉国了，可是我们大明的正气不能消灭。

最终，清廷出动满汉四省近10万大军「四山搜剿」。李来亨部的明军在经历了长达六个月的血肉之战后，绝大多数壮烈捐躯。李来亨本人，则是点燃了屋舍，投入到了大火之中。这是明军在中国大陆土地上的最后一瞥，自此，「来亨败没，中原无寸土一民为明者」（王夫之《永历实录》）。

在熊熊的烈火中，燃烧的是什么？是大明三百年的宗庙社稷？是不愿薙发易服的执着坚守？是捍卫人之为人的尊严？可以说，都是。不过，要用一个字概括的话，就是，「直」，是一个直的人、几千万直的人在那个时代、那个场合都会做出的选择。

南朝的文人谢灵运有一首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这是说，听了张良、鲁仲连那些古代伟人的故事，即便是埋首田园、潇洒世外的「江海人」，也不得为他们的忠义精神所深深感动，这也是所有「直」的人的必然反应。

374年过去了，致敬当年千千万万为了保卫自己与天下「直道而行」的人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