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为人知的朝鲜反清复明秘史

去年（2017年）年底，韩国上映了一部背景设定在明末清初的电影《南汉山城》。
 
这部电影的叙事大体符合史实，故事发生在明末的崇祯九年（1636年），讲的是清朝刚刚在沈阳建立，皇太极亲自率兵入侵朝鲜王国。朝鲜国王退守南汉山城，在经过了47天围城的煎熬后，被迫开城投降，并宣誓永远效忠清朝。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中的清国一方，全程使用满语对白。
 
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描写本国本民族「失败史」的故事，在韩国却相当火爆，不仅一度攻下了电影票房的头把交椅，还获得了2017年韩国电影的最优秀作品奖。而如果关注韩国的电影电视剧产业，不难发现，从《最终兵器：弓》、《宫中残酷史》、《三剑客》、《华政》再到《南汉山城》，几乎每年，韩国都会有直接讲述清军入侵朝鲜（即「丙子胡乱」）这一「失败史」的电影、电视剧上映（算上以丙子胡乱为故事背景的作品，则会更多）。再加上历史书的反复叙述、对民族英雄的塑造、与当代史的连结，清军入侵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近300年来韩民族历史中最有分量的一页之一。
 
相对地，在中国，这段历史绝对是无足轻重，如同滚滚长江中的一朵浪花。《南汉山城》并未在大陆上映，而网络上对这部电影的少量评论，诸如「且看东北人皇太极是如何对韩国人杀人诛心的，跪服！」、「看清军如何吊打朝鲜」、「跪在皇太极面前要求停止，这战争爽爆」等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许多国人同胞听闻「我大清征服朝鲜」这段历史时的心态。
 
至于在这部电影的叙事之后，那段朝鲜君臣为了反清复明的事业，前仆后继、奇谋迭出，乃至于蹈死不顾的故事，在中国，则更是少人问津了。
           

《南汉山城》电影叙事的最后，是朝鲜国王跪在寒风中的雪地上，向皇太极三拜九叩。电影到此结束，而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丙子胡乱发生时，距离甲申年（1644年）清军攻破山海关只有7年多的时间，此时，明清之间在辽东的战争正处在最后的决战阶段。而我大清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节征服朝鲜，也恰恰是因为多年来，朝鲜国在明清之间毫不犹豫地坚定支持大明、反对大清。此际，朝鲜经由辽东往返内地的陆路已经被清国截断，朝鲜虽不敢公然出兵，但还是一方面坚持从海路绕经山东向大明继续通使纳贡，另一方面也为大明在辽东外海上的几处军事据点提供物资、传递情报。
 
根据南汉山城的城下之盟规定，除了要求朝鲜国王宣誓「永绝明朝」之外，最重要的一条，即是清国要求朝鲜必须出兵协助攻打大明。作为履行条约的保证，朝鲜国王的世子与次子，乃至于所有高级文武官员的长子，都被拘束在沈阳作为人质。
 
而在黄海的对岸，得知了朝鲜「叛变」消息的崇祯皇帝，非但未予责难，反而还对当时正在北京出差的朝鲜使臣大加宽慰，并赏赐给他若干金钱布匹，请他回去宽慰其国王。明朝方面还十分恻然地表示，「贵国一段苦情，天人共鉴」（原话如此），希望朝鲜不要着急、力图再举。

   
第二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国下达征兵令，勒令朝鲜派兵协助攻打明朝。朝鲜国接到消息，不是表示国内的牲畜都生病了（「牛疫起于国中」），就说「道路泥泞，江水涨溢」，百般推诿阻塞。

朝鲜国王向大臣们转达清国的诏书，却几乎遭到了满朝文武的反对。被征调要出征的武将，或者干脆称病不去，或者故意与副将吵架，以「将帅失和」为由推脱。文官们则表示，万历年间日本入侵，正是大明的神宗皇帝慷慨来救，朝鲜的社稷人民才得以保全，现在虽然时穷运蹇，又怎么忍心「以神宗皇帝再造之国，用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去攻打父母之邦呢。
 
即便在不得不出兵的情况下，朝鲜方面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做非暴力不合作的努力。
 
当时，根据南汉山城的盟约，朝鲜每年要进贡大量粮食给清国。这些贡米，对久受大明坚壁清野政策之苦的清国来说，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然而，在从朝鲜前往辽东这并不算长的路上，朝鲜粮船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却高得惊人。比如，崇祯十三年（1640年）初，正值明清的松锦之战爆发之际，朝鲜被迫启运10000石粮食供应清军。不幸的是，先是一部分船队遇上了穿着黑衣服的海盗，「尽掠所载军粮而去」，紧接着，又有船队相继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不是「遭风败没」，就是「相继漂没」。最后清点，竟然有9367石粮食未能成功运达，堪称人类交通史上最「悲剧」的一页。（刘家驹，《清初朝鲜潜通明朝始末》，页365）
 
在战场上，实际负责「援清征明」的是朝鲜名将、节度使林庆业。
 
松锦之战爆发后，林庆业作为朝鲜元帅被清廷要求攻打旅顺。偏偏这一次，又遇到了恶劣的天气，林庆业船行甚慢。而且朝鲜舰队出发时的115条船，因为途中各种「自然灾害」，竟有63条相继失联。其中有3条船最为不巧，被风吹到了山东登州，并在明军的「拷问」之下，供出了清国的作战计划。在战场上不得不短兵相接之时，大明与朝鲜的水师则互射空炮，实现了零伤亡的海战奇迹。
 
其实，在此之前，林庆业早就开始了与大明辽东军事当局乃至中央朝廷的联络工作。林庆业派遣一名擅长汉语的朝鲜僧人（法号「独步」）三次往返辽东，与蓟辽督师洪承畴暗通消息，还一度到达了北京，获得了崇祯皇帝的嘉奖。林庆业也组织了秘密的暗杀计划，指派麾下的退役士兵崔孝一招募力士，阴谋在沈阳刺杀皇太极，以报明室。
 
在林庆业的背后，则是自国王以下、全体朝鲜臣民的支持。一边是衣冠相同、文字相通、有近三百年事大字小之义和「再造之恩」的父母之邦，一边是薙发易服、给本国带来「国耻之耻」的强暴敌虏——朝鲜国上下，只有策略上的积极与稳健之分，在根本的「反清复明」立场上，别无轩轾。

底层士兵李士龙在与明朝作战中，故意去除鸟铳的弹丸，在清国诘责他时回答「皇朝（指明朝）父母于我者，何敢射之」，最终被杀。义士崔孝一就直接宣示，「本国欲潜通中原，三公六卿皆有此意」，可谓是当时朝鲜国民的真实写照。
 
甚至当时位居副丞相（议政府左议政）高位的儒生老臣沈器远，嫌国王在明清之间的态度太过暧昧，策划发动宫变另立新君。失败受审时，沈器远等人说，「国势艰危，百姓皆思中国」，「拒斥清人，日月重光，乃是男子事业」。而在此二十多年前，前任国王光海君就曾因为希望在明清之间「保持中立」，引发了全体大臣的反对，乃至集体罢工以相抵制，最后则被朝廷反对势力以对大明「忘恩背德」为由推翻。

   
1644年（崇祯十七年甲申），崇祯皇帝在北京自缢殉国，清兵入关，明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一个月后，消息传到朝鲜，这些「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即便社会地位再低，也是「及闻此报，虽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不久前，因为接连发生的「交通事故」实在太过于离奇，而洪承畴降清后更是将林庆业暗通中原的前前后后悉数供出，引得皇太极大怒，行文朝鲜，通缉林庆业归案。未料到，在朝鲜举国「全力缉捕」之下，林庆业竟然莫名失踪了。数月之后，他出现在了辽东外海的明军大营之中，正式成为了大明的一员将领，往来征战于胶辽山海之间的抗清战场上。据说，崇祯皇帝还授予了林庆业副总兵的职衔。
 
清兵入关后，山东覆没，林庆业闻知福王在南京称帝，再一次打算南下，继续参与抗清，直至遭属下出卖后，被清廷解赴北京。最终，清国借朝鲜亲清派权臣之手谋杀了林庆业，亦使得林庆业获得了「朝鲜之岳飞」的称誉。不过，他的名字在中国，实在是少人知晓了。
 
嗣后，南明的小朝廷从江浙、闽广到云贵，版图日减、消息渐少。朝鲜方面也一边试图从海上努力，一边由出使北京的官员打听消息。儒学领袖宋时烈就曾上疏说尽管「万里鲸波，信息难传」，但是「精诚所在，无远不届」，甘愿「怀符潜行」，联络西南。
 
而先前提到的义士崔孝一，在通明事迹败露后，同样遭到清廷的缉捕。他先到登州，再到辽海，最后到宁远吴三桂的麾下。吴三桂降清，崔孝一随之到北京，却「不朝贺，不薙发」，在崇祯皇帝的思陵之旁绝食十日而死。

     
同样在甲申年（1644年）前后，从朝鲜到辽东再到北京的还有李淏（hao4）。
 
身为朝鲜王子，李淏从小就过着优渥的生活。直到17岁那年，丙子胡乱，南汉山城出降。在亲眼目睹了父亲向敌酋卑躬屈膝、一班忠臣或者自杀或者被俘之后，李淏，被作为人质送往沈阳软禁。
 
此后的八年间，李淏先在沈阳，后到北京，既曾亲眼目睹了松锦之战明军如山之倒的大溃败，又在北京看到了崇祯殉国之后的故国黍离。而清兵一路从辽河打到长江，每有大捷，李淏都被要求上表称贺，甚至作为陪臣，还要亲自上殿观看献俘、受降等典礼。
 
作为一国储君，先是亲历本国历史上空前的耻辱，再以人质的身份见证父母之邦的步步沦亡，即便在中国历史上，李淏的经历恐怕也颇为少见。
 
不过，八年的软禁生活，李淏并没有像清国所设想的那样，被强大的武力所屈服（可与其后裔在二百多年后「日韩合并」时的表现相比）。屈辱的经历与惨痛的见闻反而磨砺了他的心志，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就在沈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阵九连城。（九连城在今辽宁丹东）
指挥蹴踏天骄子，歌舞归来白玉京。（天骄子指清朝皇帝）
 
在北京期间写成的诗句中，李淏也表达了并不怨天尤人、仅做楚囚相对，而是希望能够「有谋」：
 
怨尤何敢及天人，自耻无谋到死滨。
此日不堪燕质泣，何时重观汉仪新？

   
26岁时，李淏被释归朝鲜，正式册封为世子。四年之后，父亲去世，李淏继位为国王，是为朝鲜孝宗。
 
回到朝鲜之后，每每想到复仇北伐的事情，孝宗就「至夜分而不能寐」，还时常感慨「今以数千里疆域，缩伏而不能振发，尤可恨也」。于是在继位之初，孝宗就一改其父在反清复明上的保守态度（尽管此时南明的疆域仅限西南一隅），罢斥亲清的大臣，大量启用山林隐逸和抗清烈士的遗孤，尝试联络南明朝廷与日本的幕府，积极备战，密谋北伐。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在王宫中主持阅兵典礼，在国内筑城练兵，并且常常在讲论儒经之余，与大臣在地图上筹划。而就在孝宗继位之后不到半年，宋时烈便上密疏支持国王的计划，希望国王「忍痛含冤」，并以5年、7年、10年、20年为期订定复仇北伐的计划。
 
不幸的是，被孝宗罢斥的亲清派大臣很快即通过渠道向北京告发，直指朝鲜君臣「经营北伐」。清国闻知消息，连续派遣六个使团到汉城，对孝宗严加诘问，并要求孝宗处死自宰相（领议政）以下的强硬派领袖。孝宗坚执不允，或者将强硬派的士大夫流放到海岛，或者将其罢归山林。然而，其一腔的复仇之志，经此一番事变，也逐渐变成了梦幻泡影。
   
又过了八年（1658年，朝鲜孝宗九年），清廷的高压监控逐渐松动，孝宗北伐复仇的志向再一次燃起，他召回宋时烈担任朝廷要职。一次，退朝后，孝宗屏退众人，留下宋时烈一人单独详谈北伐计划。
 
在历尽事变、矢志不渝的这对君臣之间，已经四十岁的孝宗仍然坚信，胡虏必亡、大明必兴，计划「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俟其有隙，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到那时，「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乎」。想到从17岁至今个人、家国、天下的陵谷沧桑，孝宗紧迫地说「以十年为期，则予年五十矣。十年内不成，则志气渐衰，无望可复矣」，他还感慨地指出「大概今日事，于吾身不能有为，则将不能有为矣」（一语成谶）。（宋时烈，〈幄对说话〉）
 
自然，孝宗并没有等来「俟其有隙」的那一天，更没有看到「十年为期」到来的那一刻。仅仅过了一年，四十一岁的李淏撒手人寰，带着自己大半生的耻辱与千古的遗憾。宋时烈十分痛心，哭泣又感吁天无力：「荏苒岁月，至于十年而圣志奋发矣，旋见天夺之寿，奈何！奈何！」
   
近百年来，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去中国化」运动的展开，无论是在南韩还是北韩，朝鲜孝宗及其所表彰的「尊周思明」的春秋大义，都被打上了「事大主义」的戳记，成了负面的代表。故而，孝宗的孤怀遗恨也就被留在了历史的角落。
 
而在中国，清代的二百多年不消说。20世纪以降，不管是在以「阶级情谊」为外交原则的时代，还是坦承「国家关系由国家利益决定」的今天（相比前者，这当然是进步），类似这样一个为了别国的兴亡去奔走呼号、去当成「男子事业」、去「惊骇陨泪」、乃至国君去因此抱恨而终的故事，恐怕都是难以理喻甚至是要经受嘲讽的。
 
作为史学工作者，笔者亦无意否认，孝宗的北伐计划有着多脱离现实的部分。许多人期待，孝宗多活十几年到三藩之变时便能「三桂一呼于云南，群雄并应于海内。乘此之机，我若提兵渡辽，直捣巢穴，王师攻其南，我兵击其西，则可以殪蛇斩豕，扫清腥秽……以金戈白旗，皷义气于中原」，恐怕也只是一美好的愿景。
   
历史之残酷，就在于它是冰冷的事实，人力既不能稍予改变，还要承受无涯的苦楚。然而，历史之魅力，恰在于这冰冷的事实，最能够与温暖的人心和热情的血液相通。
 
和中国的皇帝一样，在去世之后，朝鲜孝宗也留下了一篇以他的名义发布的「遗诏」，将近千字、洋洋洒洒。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李淏想到的，是不久之前他写下的八个字：
 
日暮途远，至痛在心。
 
（完）
   
 
※延伸阅读
朱颐钊，〈崇祯二百九十一年〉

 
※主要参考文献
《朝鲜王朝实录》之宣祖实录、光海君日记、仁祖实录、孝宗实录，等
宋时烈，〈幄对说话〉
黄景源，《江汉集》卷30〈明陪臣传〉
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台北：文史哲，1986年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北京：商务，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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