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先生真像，图片来自网络
明正德十六年（西历1521年）的中秋，被时人誉为“两间正气、一代伟人”的旷世大儒王阳明，正在家乡余姚侍奉七十六岁高龄的父亲。这天的余姚上空，阴云密布，直至夜间也未散去。虽然看不到天空的圆月，但阳明先生愉悦的心情并没有受到影响。这天晚上，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去年中秋阴复晴，今年中秋阴复阴。
百年好景不多遇，况乃白发相侵寻。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
山河大地拥清辉，赏心何必中秋节。
大意是说，去年的中秋节，一开始阴云密布，但最终拨云见月，今年的中秋节，却始终看不到月色。人的一生，中秋圆月的美景能看到几次？更奈何白发渐多。不过，我内心中，自有一轮光明的圆月，千古常在，永不缺蚀，山河大地都沐浴在它的光辉之下，这等快乐，又何必在中秋才有呢？
贵州修文县阳明洞，作者自摄
阳明先生所说的“明月”，指的就是阳明九死一生，在贵州龙场的万山丛棘中参破生死，所领悟的良知。（参考钱穆先生《阳明成学前的一番经历》，见文末）这良知贯穿古今，弥纶天地，超越生死。它既是人的本心，又是天地之心。阳明曾说：
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
永恒、无限的天理，不必在宇宙星辰中找，而应当在人心中找，它就是人心中的良知。那么这良知是什么呢？良知其实并不神秘，用阳明自己的话说：
知善知恶是良知。
假如世界仅仅是物质的、流转的，那么就无所谓善恶的标准。正因为在这物质的、流转的世界之上，还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天理，才有了所谓善恶。而正因为唯有人的良知能分辨善恶，所以说良知即是天理。
这良知又是如何分辨出善恶来的呢？阳明说：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万事万变的是非善恶，只在人心的好恶上。人心所好的，即为是、为善，人心所厌恶的，即为非、为恶。这是何等简明剀切的议论！所谓天理，绝不是离开了人心本真的好恶，另外的一套东西。天理就体现在人心的好恶上。但若人心本来好善恶恶，为什么还会有人去作恶呢？阳明说：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人生来都懂得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都懂得要有同情、恻隐之心。这不是道德说教说出来的，不是社会压力逼出来的，更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的，而是人的本能，即便是圣人，也增不了一分，减不了一分。只要人按照良知本来的呼唤去做，喜好就实实在在地喜好，厌恶就实实在在地厌恶，那么他所表现的，自然就是孝，就是悌，就是仁爱。可是这谈何容易？一般人，总是要用私意，起私心，给良知横增了一层障碍，不肯、不敢真诚地由着那良知，因此常常会做出不孝、不悌、不仁的事情来。心性修养的工夫，就是放下心中所执的私意，拿出勇气和正气，重新做个真诚的人，依照着内心的真好恶，去实实在在地活出人的真生命，俯仰无愧，这方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准则，而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它一点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它做去，善便存，恶便去。它这里何等稳当快乐！
王阳明书法，“静虚动直”，图片来自网络
而所谓圣人，不外乎就是这最真诚、最快乐的人：
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
喜爱美丽的容貌，这是人的本能；喜爱善事，也是人的本能。厌恶难闻的气味，是人的本能；厌恶恶事，也是人的本能。将人心的本能完整地开启出来，这就是圣人了，治国平天下者可以为圣人；一技一艺，农夫乐工同样可以为圣人。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说：
人人分工而合德，人人平等而自由，各还他一个天赋的才性之真，与本心的好恶之诚，而各成为一圆满无缺之圣。这是何等美满的社会和人生！
日本当代阳明学大家冈田武彦说：
王阳明的“良知”说振奋了弱者的心灵，给那些深陷权势和名理的漩涡而不能自拔、遭受现世重压而不能逃脱的世俗中人指出了一条正大光明、强而有力的快乐生存之路。
王阳明为古今少有的文武全才、大豪杰、大圣人，从平定宁王叛乱，到破八寨、断藤峡，一生立下了掀天功业，其根本，正是阳明在百死千难中领悟的良知之学。阳明学特重躬行实践，反对虚谈，因此也被称为“行动的哲学”。这样一种简明、正大的儒学风格，在明代中后期掀起了一场“心学狂飙”，讲授、传习阳明学的风气大盛。在阳明学的鼓动下，自正德至万历的百余年间，全国范围内创建、复兴的书院，竟有1108所的惊人数量。而各地的讲学集会，更是达到了空前的兴盛，柳诒征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写道：
当时讲学之巨子，所至集会开讲，至老不衰，随时举示，亦无定法。樵夫、陶匠、农工、商贾，无人不可听讲，无人不可讲学，斯实前世之所未有也。
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描述当时讲会的情形：
穷乡邃谷，田夫野老，皆知有会，莫不敬业而安之。
王阳明书法《何陋轩记》，图片来自网络
即便是最底层的民众，也参与到阳明良知教的讲会中来。在良知教的影响之下，人能获得一种真正的自尊和自信，因为只要能就其才性与职业，做到至诚至尽，那么就与尧舜这样的圣人没有两样——圣人处在我之位置上，也不过是就其才性与职业，做到至诚至尽而已。
在那些对国家负有重任的士大夫中，阳明学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明代中晚期士大夫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在历史中格外引人注目，考其源流，正在阳明学。明史专家孟森先生说：
明一代士大夫之风尚最可佩，考其渊源，皆由讲学而来。
明朝末年以崇尚节义、明辨是非而著名的东林党人，其根本精神，亦导源于阳明，钱宾四先生曾说：
东林言“是非”、“好恶”，其实即阳明“良知”、“立诚”、“知行合一”之教耳。惟环境既变，意趣自别，激于世缘，遂成异采。若推究根底，则东林气节，与王门良知，实本一途。
但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种了不起的学问，竟随着明朝的灭亡，在中国的土地上一蹶不振。（参考《居然！敢以天下为己任》及钱穆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李穆堂》）直到今天，即便是知识分子，认真读过《传习录》的，恐怕也是凤毛麟角，更不用说以之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了。而一般民众，可能连这部阳明最重要的语录和文章合集都少有耳闻。五百年过去了，我们却和“无人不可听讲，无人不可讲学”的文化盛况，变得很远。五百年前，阳明先生告诉我们，人良知本能的呼唤，才是真正的天理、正道，从来不会有什么“天理”，违逆人的本心和良知，而不带来灾难。但在五十年前，中国的土地上，就发生了多少“大义灭亲”的惨剧！
文革时期表彰“大义灭亲”的宣传画
但是，阳明学并没有消灭于天壤之间，在邻邦日本，阳明学传承不绝。在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阳明学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章太炎先生有言：“日本维新，由王学为其先导。”日本幕末时代的儒学家佐藤一斋，曾校勘十余种版本的《传习录》，并本以理学要义添加注释，成《传习录栏外书》，被陈荣捷先生誉为“研究《传习录》万不可少之书”。被梁启超称为“新日本之创造者”的吉田松阴，就是佐藤一斋的再传弟子。松阴最得意的门生、倒幕将领高杉晋作曾作诗盛赞阳明学云：
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莲沈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
而明治维新时期的大人物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人，也无不深受阳明学的影响。在20世纪初，日本人对阳明学的关注也有增无减，蒋介石曾回忆：
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
直至今天，这位五百年前的圣哲仍然活跃在日本人的书架上。回首近五百年间，中日两国文化之兴替与国运之升降，令人不胜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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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下《中秋》六年之后，嘉靖六年（西历1527年）十一月，病入膏肓的王阳明在江西南安的一叶扁舟上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唯一侍立在他病榻前的，是他的弟子周积。当他的小船刚刚抵达南安的时候，阳明已经感到“病势危急，所未死者，元气而已”，两三天后，他的生命终于到了最后的关头。
阳明望着周积，说道：“吾去矣。”
周积的心中悲痛无比，他强忍着泪水，问道：“恩师，有何遗言？”
阳明先生微微一笑，说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然后，他闭上了双眼，在这静默的一瞬间，圣哲的魂魄脱离了身躯，向着幽冥飞去。船舱之外，天地苍茫，江水滔滔。
即便在生命最后的时刻，阳明内心的光明也没有丝毫的动摇。若干年前龙场的那一个夜晚，他已经了断了生死之念：这一片光明，超越物质生命的生死，是人永恒的精神生命。这份无尽的宝藏，就蕴含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愿我们能把这轮明月找回来，再用它的光明照亮更多的人。
谨以近代大儒马一浮先生的话作结：
“此理绝不会中断，人心决定是同然。”
圆月，朱颐钊摄
（完）
参考文献：
钱穆《阳明学述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宋明理学概述》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
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
邓洪波《明代书院讲会研究》
魏常海《王学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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