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文化爱好者」之上

2016/12/04

2011年的笔者

在进入高中，接触到朱翔非先生传播的国学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传统文化爱好者」：那时的我几乎对一切与「古」沾边的东西都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从古琴到书法，自古籍到各类文物，其中又尤其钟爱汉服。汉服大气质朴的风格，宽衣博带的样式，都令我向往不已。对于十五岁的我，它可以说象征着自己对于中华文明的全部印象——而这也恰巧在后来成为了我接触国学的一个契机。

那时我只知道汉服的传承是因清廷的剃发易服政策而被强行中断，从而自然地贬抑清朝、追崇明朝，却一直不知其所以然，而常常流于一种浅薄的喜恶情绪。与他人说明自己尊崇明朝的原因，也从来无法明确而坚定地表达，还要忙于辨明自己并未陷于「偏激的民族主义」。况且与他人述说时，还往往会遭到诸多反诘，例如：「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难道明朝就那么美好么，那时党争多么地炽烈啊，社会是多么地黑暗」，乃至「像你说得那么好，最后还不是亡了么！」的揶揄。

我虽然坚持着自己的看法，可是内心不无迷惘：我的判断错了吗？是不是只是我年纪小不懂事，不懂得「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问题，从而造成了偏误？在彷徨与挣扎之中，我把目光重新投向那个时代，投向明末天崩地解之际，眼中所见的，是这样的文字：

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朱子素《嘉定乙酉纪事》

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馀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薙发易服。采薇寒士绘

在如斯惨况之下，我所看到的，是人们前仆后继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军民同心死义，夫妇相视殉国，宁死也要持守气节，而绝不屈从于暴力之下。我隐约地感到我没有错，因为在杀戮面前我至少懂得判断对错，可是是怎样的一股力量鼓舞着那一个时代的人们，他们誓死捍卫的节义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这些问题对于当时的我，仍然无法回答。

直到后来遇到了朱翔非先生，遇到了国学。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先生讲「华夷之辨」。

听到「华夷之辨」，当代绝大多数中国人恐怕都会投来畏惧和鄙夷的目光。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华夷之辨」绝对是一个贬义词，是愚昧狭隘、盲目排外、自以为是等「极端民族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观念的体现」，是绝对该丢进垃圾桶的糟粕，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一百年来，尤其是六十年来，「华夷之辨」已经被无数的有志之士、专家学者批倒批臭，在当代，主张「华夷之辨」，更会被直接扣上「极端的大汉族主义者」的帽子。

然而先生讲的「华夷之辨」，击碎了这一切的质疑与恐惧。先生讲中华民族乃是一文化概念，认同人性的高贵，认同仁义礼智信，就是中华民族。反之，如果践踏人性，否认人性，那就断然不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乃是一个文化身份，而与血缘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些话如醍醐灌顶，直接解决了我心中久已有之的困惑，让我一下如同翻过了一页，从沉滞的黑暗的郁结当中找到了一丝光亮。

先生讲这些话时目光如炬，声音坚定而笃实，其中似乎又有着一丝悲痛，如同三百多年前的腥风血雨最终化为了这些不易的言语。从那个时候起，自己的内心逐渐地坚定：在生命的面前，以人性的名义，没有回旋躲闪的余地，又岂可以辩证的思辨看待！自己心中对生命的敬畏与敬重，起初虽然只如同一束小火苗，在质疑与冷漠当中摇摆将熄，可如今既然知道它的背后直通人性，一时便炽烈起来。

三百多年前的风云变幻，在今人看來如同过眼云烟，甚至激荡不起一丝涟漪。自摄

自己之后很快写下了一篇论华夷之辨的文字，现在看来虽不无稚嫩，兹节引如下：

华夷之辨的本质要求我们对人性有著充分的敬畏，对于每一个生命必须予以敬重。华夷之辨向世人高声宣布：没有任何一种人、任何一个文明可以籍口「促进民族融合，顺应历史潮流」，运用暴力非人性的方式开展「互动」，以活生生的生命的代价来换取「进步」。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错误而不可饶恕的。无论其结果如何，无论其结果是所谓「推动历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还是「巩固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性质」，这种行为都不能被接受。真正的「互动」应当摒弃暴力非人性的方式，而建立在对生命最基本的敬重的基础之上。

现在读到这些文字，内心依旧波澜起伏，感慨不已。三百多年前的风云变幻在今人看来如同过眼云烟，甚至激荡不起一丝涟漪。那个时候的许多人们，是昂着头颅死去的，为的是捍卫人性，捍卫人之为人的自由，而他们的子孙却已将他们久久地忘却，不再提起。扪心自问，以人性的名义，又有何民族主义等等的藩篱！

从那时到现在，五年悄然而逝。我开始明白，是国学给了我看待历史的真正尺度。在历史面前，我们不应停留于个人的好恶，更不可唯「生产力」论，而当着目于历史背后真正的主导：人。须知历史必然由鲜活的人活出来，撑起来，而支撑起人的，则必然是背后的人文精神，再追而及之，便是对于形而上的追求与渴望。正是这种渴望与坚守，宁死不愿放弃的坚守，在剃发易服的剧变之际给予了人们无尽的勇气。而明代所达到的文化高峰，就正是由当时社会风气的极度自由下，人的精神追求之崇高所达致。那个时代的人们，个人意识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士人均极具对天下的担当精神与正义感，在明末易代之时，更是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为了心中之理想，宁肯断头枭首也不愿妥协。是这样的人格精神铸就了这个了不起的时代，也是这样的人格精神，让我景仰这个时代。

我景仰这个时代的人们，不是因为我轻率浅薄的喜恶情绪，恰恰是因为我也想成为像他们一样，能给天下苍生一个交代，一个答案的人。反观尔后的清代统治，文字狱大兴，士人骨气消磨殆尽，只自顾钻营于「故纸堆」中。既无个人精神之独立，亦无对天下百姓之真正关心，以至无人肯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挺身而出。其时表面上虽或推重程朱，可又何尝给予人的精神自由以真正的地位。万马齐喑之中，士人精神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朽与沉沦，其影响凌夷至今，如一抹暗云徘徊于夜空，无法不令人感到无限惋惜。

历史从来不是机械式地螺旋上升。若以为我们现在已经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以钱穆先生语，乃是一种「浅薄狂妄之进化论」。国学之未传也久矣，又岂可侷限于一己之好恶，深陷于民族主义的泥沼无可自拔，沉迷于辩证分析中无法解脱。以人的精神高度回首中国历史，才能直达根本，把握住历史的真正主线。国学所最初带给我的，首先便是这份看待历史的眼光。而这一份眼光，无论其时间如何漫长，道路何其凶险，都势必要还给每一位中国人。

我的华夏。2011年摄于琉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