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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丨《中原人物》《忠义江南》精彩回顾

2019/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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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回顾

1

中原人物

“中原人物”主要讲述了两宋时期以河南为核心的土地上涌现的一批人物,他们以精神和勇气,开辟了中国的近代文明。

此文明气象之出现,跟宋朝开国皇帝有关。宋太祖赵匡胤立下家法,刻于石碑,上书: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历代继承皇位的储君必须依此宣誓。宋朝的登闻鼓制度也是历朝中执行得比较好的:皇宫外立登闻鼓,任何老百姓有冤则敲鼓,鼓边御史负责接状子,直达御前。北宋皇帝还将《礼记·儒行》刻于版,印赐大臣举子,让官员学习其中“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的高度尊严与昂然风骨,体现了君主对自己道义的自信,更养成了一代士风。

《清明上河图》局部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www.vcg.com)

宋朝执政者的文化政策,为新儒学这一“大事因缘”的诞生提供了条件。新儒学之发生还与晚唐一位大臣有关,即韩愈韩文公。唐朝佛教盛行,儒家式微,针对此状,韩愈提出道统说,即中华人文精神传统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重执儒家的精神主线。他倡导古文运动,提出“文以载道”。“道”,即道统,他的每一篇古文都是布道词。陈寅恪对此评价:“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运动。”这是北宋人物的精神源头。

新儒学有四个重要学派:濂、洛、关、闽。洛学的代表是二程夫子。哥哥程颢,称明道先生;弟弟程颐,称伊川先生。明道先生为人纯净温和而又耿直,皇帝曾授命他为御史,让他刺探同僚,他不同意,反要监察皇帝,做一个给皇帝提意见的大臣。伊川先生为人方正、严谨,从小表现出英雄气概,18岁曾给皇帝上书,论治国之策。后被太后聘为帝师,将老师站着给皇帝上课改为坐着上课,为天下师道尊严争得一席之地。他还教育小皇帝春天不可折柳,培养其爱护天地万物的品质,以爱护百姓。伊川先生的学问传的是道统,立下师道,可让人文精神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塑造中华民族人格。

程颐(左)程颢(右)画像(图片来自网络)

除了二程夫子外,洛阳城里还有没做过官但德高望重的安乐先生邵雍,以及大名鼎鼎的《资治通鉴》编者司马光。朱子评价司马光:“温公可谓智仁勇。他那治国救世处,是甚次第!其规模稍大,又有学问。其人严而正。”当时,他们都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为新法将天下财富归入国库,国富则民贫,违背儒家藏富于民、小政府大社会之根本立场。无论皇帝是否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与操守。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以民为重的思想、在皇帝面前争尊严的气节,都埋下了近代史精神的源头。

这个时候的中国历史从精神层面进入近代史,这是一条石破天惊的红线。跨过这条红线,宋朝人要跟皇上共治天下,参与管理,这就叫近代精神血脉。只有认识这一点,我们才能弄清近代精神的来源,才能获得传统的力量。

中原一带还有一种忠直之风,直道而行、不迎合,代表人物是鄂王岳飞。其“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之理想,穿越千年,等待呼应。我们缅怀这段历史,是因为当时人的精神气象。千载之后,当年人物的风骨而今安在?

杭州岳王庙(图片来自网络)

 

2

忠义江南

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虽非儒者,然深受北宋新儒学义理之影响。在犹豫是否逃避之后,选择天子守国门,以发遮面殉社稷。

1645,顺治二年,已归顺大清的江阴城,新任县令方亨传旨让明朝老百姓剃发易服。这等于断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百姓们不答应,群聚明伦堂,推举典史阎应元为总指挥,自发组织力量与清兵抗衡。满清先后动用了二十四万清兵,战事持续八十一天,江阴城百姓动用一切可用之物,直至弹尽粮绝。满清拟以两百枚重炮攻城,攻城主将汉奸刘良佐通告阎应元,城中小孩在规定时间内出城可以网开一面,但没有一人出城。当两百枚大炮射向江阴城,江阴人依然与鞑虏英勇巷战,杀寇数千。清兵疯狂屠城,七万五千人口,只有53人藏于寺院阁楼得以存活。一副对联依然凛然挂于城墙之上:

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存大明三百里江山。

历史书《江阴八十天》插图(图片来自网络)

与此同时,在扬州,史可法督兵失败,以身殉国。十日屠城,八十万人身死。

嘉定三屠,共屠杀几万人。期间候峒曾、黄淳耀、黄渊耀、朱瑛、吴之番等人先后挺身而出,誓死抗清。

顺治九年,满清开始实施文字狱,中国人从此失去了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

书生曾静与弟子张熙因受吕留良写进科举考试材料的春秋大义感染,错谋岳钟琪反清,被告发获罪。雍正将此案写成《大义觉迷录》以显王威,印成小册,全国派发,不想难掩春秋大义之光芒,反倒使许多人赞同吕留良的观点。乾隆执政,匆忙召回《大义觉迷录》,出尔反尔杀曾静。浙江齐周华上书乾隆:“圣王不以一己之好恶为好恶,而公论必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满清怕百姓知晓,暗杀之。仍有唐孙镐丢下铮铮铁语:“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之唐孙镐在。

乾隆年间,下旨天一阁等全国藏书阁献书,编成《四库全书》。名为编纂,实则通过大量销毁、篡改进行文化控制。全书七万九千卷,共销毁一万三千卷书。许多书,尤其关于明朝的书,被改得面目全非,删改不行,则彻底销毁。关于明代历史,有相当多重要内容,在天壤之间消失,使后代子孙跟祖先永远在精神血脉上失去联系。好几百年,有气节的人荡然无存。民间社会自治也被清朝取缔,人们由高度自治到习惯被人管,不再谈国事。

1911,民国建立,中国同盟会提出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并非不同血缘种族之间的矛盾斗争,要恢复的是文化道统。辛亥革命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率内阁至南京孝陵拜谒明太祖,这是后世子孙给被摧残断灭的历史精神的一个交代。

抗日战争,江南一带秘密社会人士,如青帮、小职员等组成“忠义救国军”,为中华民族战死多人,当之无愧为民族烈士。这是最后一次江南人士以“忠义”二字凝聚起来。

江南是不寻常的土地,是鲜血浇灌的土地,维系中华民族人文精神血脉。后世子孙能知否?

 

学友讨论

于学友:

回顾历史、澄清历史真相的现代意义何在?一般人认为,过好现在的生活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为过去的事较真呢?

王兆珅:

于岩学友提的问题很好,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市面上很多其他讲儒家的同道,并不一定很看重历史,或并不把历史当作学习儒家的起始点。但是为什么我们讲儒家非常看重历史?孔阳先生自己讲自己的学问有三大支柱:儒家经典、形而上的工夫、中国历史。甚至我们做给中国人讲儒家的事业,也把历史当作是进门的第一个门槛。不知道学友们之前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兆珅自己觉得有三点原因。

第一点,历史对我们有一个照鉴的作用。有一句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个说得还是太浅了。我们真正看历史看的是什么?孔子谈历史很多,相传春秋也是孔子作的,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我们看历史要知道哪些事情对、哪些错,哪些是正义的哪些是不正义的,这样我们对现实才有一个尺度。如果没有历史这个尺子,只关注当下和现实,我们一定不会过上一个很踏实、很舒服的现代生活。很多时候,中国人没有好日子、过得憋屈时都是我们不讲历史的时候,都是对历史泯然于心的时候。

第二点,历史让我们知道整个中国人的信仰是怎么展开的。《论语》中说了很多,“朝闻道,夕死可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他们谈了很多,但这些人能不能这么做,会不会这样做,追随孔孟的人能做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不看历史,这些就打上一个问号。还有在世界上有很多人讲很多玄妙、高深的道理,但是这些能不能让人真正超越生死,能不能用生命去实践,如果不拿历史验证,恐怕我们不能让自己信服。但是我们看汉代的儒生鲁城弦歌,和汉高祖对抗,这些人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讲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样的人,宋代有很多,像是司马光。讲“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我们看宋代、明代很多历史,都能找到答案。这些人就像是用自己的生命给经典做了证明,告诉我们,孔子、孟子所讲的不仅仅是一些高深的道理,而且是可以真正实践的、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永恒的一些方式。

第三点,历史本身的意义。兆珅自己的经历,在上高中时看明朝这些人,读他们的故事,觉得这些人让我感到佩服,是让我觉得值得和他们站在一起奋斗的人。那时我也不知道真正的儒家是什么、什么是形而上,但是看这些人,把我自己的生命的感觉调动起来了。我当时活了十五六岁,没有一刻是像读到这些人的故事的时候这样,让我感觉真正地活着,不是看电视、和人聊天,就是一张白纸几个黑字,能感觉自己真正生命的状态被调动起来了,我觉得自己和那些人的生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感觉可能也不是一些少数学友独有的。之前给大家介绍,孟子讲伯夷、柳下惠他们的故事,“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过了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我们听说了这些历史故事时,就会让我们当下有一个内在的变化。

宋·李唐所绘《采薇图》局部(图片来自网络)

魏学友: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江阴百姓因此而惨遭牺牲。我很震动。现在人并不看重这一点,不知您如何理解?

王兆珅:

在剃发令之后江阴有八十一天的抗争,兆珅在这里要澄清一点,这些人去反抗,衣冠发服自然是重要的一点,但更重要的在于人的尊严。如果是在今天有人强迫我们要怎么怎么去做,强迫我们放弃我们最珍视的东西,我们的愤怒、反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江阴八十一日就是这样的感觉。有人质疑是不是强迫,我们看历史可以知道,江阴守城其实是百姓自发的,阎应元之前说大家可以自由离开,最后留下的都是愿意和阎应元一起守城,愿意去和这一座城池共存亡的人。所以首要的是为了人的尊严,为了人能堂堂正正地活着。

 

魏学友:

明朝的文明达到一个高峰,但却丢了自己的江山,原因何在?

王兆珅:

魏学友提到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学友们都比较关注的问题。在中华人文精神简史倒数第二讲明末绝响,孔阳先生讲解过这个问题。明朝灭亡有很多表象原因,气候、明朝自身制度等。但明朝的灭亡恰恰是处在历史转型期的文明的脆弱性的表现。不光是一个朝代,小到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人,在转型期的时候,力量是最弱的,一方面是内在的各种势力在进行调整,凝聚力是非常混乱的,再一个是外在能调动的资源、能够去抵抗的力量是非常弱的。恰好这时清军入关,有这个可乘之机,中国人就遭到了那样一个非常不幸的历史的转折。在一六几几年的时期,世界上很多地方、很多国家都在发生那样一个转变,古代迈向近现代的一个转换,像是英国的大革命,还有日本。恰恰是中国在那个转换当中,社会一涣散,调动不了应该动员起来的力量去抵抗清军。

 

刘学友:

就是说:可以在同一个文化内互相交替。中华文化,不一定是一个民族,而是承认华夏文明的人群。

王兆珅:

刘帅学友您说得太好了,这个也是中国人一直讲的“华夷之辨”。儒家讲“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这个地方讲的中国和夷狄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说没有很高形而上程度的人,他们能够学习我们的文明,那我们就中国之,就把这些人视作中国人;如果中国人背叛了他的信仰,那么就夷狄之,至少在文化的角度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

明朝灭亡时,在清朝时,韩国人认为他们是真正继承了明朝的人,他们管自己叫小中华,觉得“大明日月独照我东”,明朝灭亡了,但明朝的精神和文化独独照耀着我们这个东方的国家,我们是真正继承了明朝衣钵的人。所以朝鲜最后有一个很著名的儒者崔益铉(1834-1906),一九零几年,还自称自己是明朝人,七十多岁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弟子和同乡去抗日被抓起来杀掉了,写诗“起瞻北斗拜琼楼,白首蛮衫愤涕流。万死不贪秦富贵,一生长读鲁春秋”。这是一个韩国的儒者写的,最后落款是“有明朝鲜国大夫崔益铉”,明朝在这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指朱姓的一个国家体系,而是文明的意义了。这样的文化是朝鲜、日本人认为中国应有的文化,他们觉得清朝是“夷狄”在统治,这样的中国不值得再尊敬。近代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关系也能从明朝末年清朝初年这里找到蛛丝马迹。这也让我们感到,我们今天讲世界大国、文化自信,真正明朝的时候,也没有花很多钱去朝鲜、日本、越南宣传我们的文化,但过了明朝灭亡三百年,朝鲜还有人尊奉明朝,这是很让我们唏嘘的一点。

有明朝鲜国儒者崔益铉画像

 

下周预告

侯峒曾、黄淳耀二位先生铜像(图片来自网络)

伴随本周讨论课的结束,2019年第一期《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的课程也已接近尾声。但儒者的精神生命之火却仍可长存我们心头,“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

下周二(3月26日)晚,孔阳先生将针对学友们学习过程中的疑问进行线上答疑,敬请大家关注!

 

撰稿 / 司徒瑜

编辑 / 曹晓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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