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真相与历史精神丨《百年国学人物》精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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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国学人物-回顾
 

穿越通往国学的第一重门，即“文革的极左思潮”，回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我们发现，虽然中华大地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传统思潮运动，但仍然有少数的知识分子为中华守护着国学的精神火种。这些知识分子，就是先生本周为我们讲述的“百年国学人物”，其中包括钱穆、马一浮、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陈寅恪、王国维、梁漱溟。

《百年国学人物》宣传海报

在那个国破家亡、风雨飘摇的年代，因为战争失利、国家落后挨打，很多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充满怀疑和自卑，认为是祖先的文化道统野蛮落后，因而导致了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以胡适为代表的广大知识分子认为，只有抛弃中华文化，全面向西方学习，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

实际上胡适等人的思路不难理解。很多人以为回到清朝就可以了解国学的真面目，其实不然。清朝建立初期，即对冒死坚守中华人文精神高度的数千万仁人志士进行了血腥屠杀，其后的两百多年里，又不间断地采用暴力逼迫、思想控制（规模史无前例的文字狱）和篡改历史等方式逐步地培养中国人的奴隶性格和功利思维，使得在整个清朝期间中国人都难以触摸到真正的国学道统和人文精神，整个社会对于国学的认识停留在知识和考据的层面，而中华传统文化内部的人性光芒和形而上高度则几近隐没。到了清朝末年，很多文人士子以为，国学是压抑、吞吃人性的东西，实际上也并不奇怪，这是清朝276年来歪曲国学真精神、利用伪国学推行奴化教育的必然结果。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举国上下对国学充满误解、鄙夷和自卑的浪潮之下，钱穆先生等人仍然能够逆流而上，为我中华坚守和传承国学的真精神、真道统，着实值得我们这些后辈人感激和景仰。

由左向右依次为钱穆先生、马一浮先生、熊十力先生。（图片来自网络）

钱穆先生呼唤我们以温情和敬意对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这对于很多苦苦追寻文化血脉的中国人来说就像是来自天上的启示一般。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危急时刻，钱穆先生创作了不朽的巨著《国史大纲》，帮助无数中国人重拾对于祖先文化道统的自尊和自信，无数人受到感召而弃文从戎、为国慷慨赴死。

马一浮先生为了守护自孔子以来儒学道统的高度和尊严，二度拒绝北大校长的招聘邀请，后又于艰难困苦之中亲手创建复性书院，意图培养真正能够传承道统、发扬国学精神的优良火种，马先生巍然挺立的身姿和坚毅面庞直至今仍然深深印刻在我们的心中。

熊十力先生对刚刚接触国学的徐复观破口大骂，“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敢如此挑剔古人书籍的毛病？古书有这样那样的好处，你都不看，却专门挑剔古书的坏处，你这样读书即使千部百部，又能从古书中受到什么益处呢？”现在想来，熊先生的这一骂，对于当下很多在古人面前无知浅薄却又狂妄自大的人来说，不也是起死回生的一骂吗？

除了钱穆先生、马一浮先生、熊十力先生，其他的国学大师们也都以自己的方式拼死守护着中华人文精神和道统。他们都是为了我们这些后来的中国人能够重新踏上追寻往圣绝学的坦途正路。

纵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学大师们，我们发现，他们中很多人都学贯中西（钱穆先生、马一浮先生、陈寅恪先生、梁启超先生都是这样），但仍然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持着坚定的自信，并用虔诚去守护和传承，这让我们后人不得不深思。国学大师们对于国学的信心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对中西文化的全面了解之上。我们很多人也学习西方，但我们对于西方的了解是非常片面的。我们只了解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但国学大师诸如钱穆先生等人，在此之外已经看到了西方的精神信仰——基督教信仰。一种文化的根本在于其精神信仰，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皆是如此。很多人虽然也学习中西文化，但是看不到精神信仰的层次，因此，既不能认识西方文化的真正高度，更不能认识中华文化的真正高度。钱穆先生和马一浮先生在那个时期就认识到中华文化有一个精神信仰的层次，并且跟西方的精神信仰相比，我们中华的精神信仰毫不逊色。钱先生和马先生都立足中华精神信仰的本位，力图重新建构中华文化的格局和图景，后人若能了解他们的用心，不会不感到热血沸腾。
 

自左至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油画：陈丹青）

回想那个时代的国学大师们，他们的人格是那么的伟大，他们的生命是那样的精彩。国学对于他们而言，并不仅仅是书房里的学问，他们带着国学的积淀投入到政界、军界、文化界、教育界，国学在他们的生命中，真正显现为安身立命之学、经世致用之学，焕发出鲜活而蓬勃的生命气息！国学大师们为中华文化守护了最后的精神火种，在西学东渐和文化荒芜双重夹击的现代中国，他们就像明亮的灯塔一样照耀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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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课精彩记录

CHyy：传承和继承很重要。

田九七：的确如此，钱先生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是说我们到了近代以来，所有人都讲要维新、要创新，不要守旧，但是譬如一棵树，它要想去长出新枝的话，一定是在它固有的树根还有枝干的基础上再去抽出新芽，没有说为了要抽出新芽去破坏以前的基础。这一点其实在西方也很有它自身的特点。钱先生在新亚讲学的末期曾经去游历了欧美的各国，而发现在欧美各国很多地方这种对于自身传统文化的保障、保护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刻，要说其守旧，其实对于中国过去的人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也很值得我们去反思，这是钱先生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时候所做出的这样一个思考。
 

树枝抽芽（图片来源见水印）

LoniceraMH：儒学是不是也需要有传承？

田九七：的确是这样，儒学很重要的就是传承古代的这些大儒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它这种传承不仅仅是一种观点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古人所开设出来的这种成自身的修养、达到形而上高度的这样一个修持的方式，后来的人需要依照这样的方式去践行、去修持。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对于先人的这些东西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去对待才可以。

珊珊：我们如何在生活中传播儒学呢？

田九七：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大的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首先我自己感到的一个就是要在生活中传播儒学。其实它也是和我们自身的修为一以贯之的一点，我们自身在不断提升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热忱，就可以带动一些人来受我们的这种感染和影响，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在我们自身，是不是？这慢慢就可以做到“夙夜强学以待问”，能够做到《儒行》当中所谈的儒者的很多种品德。能够做到这些，才是在今天重新让儒家获得赢得社会认可的一个根本的方式。

邰学友：请问钱先生、马先生传承的儒学功夫具体包括哪些方面？谢谢。

田九七：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像马先生传承的儒学，具体可以参考马先生在《泰和宜山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当中所讲的内容。实际上，这里讲的内容当中完全贯穿了马先生所讲的儒学工夫。马先生所讲的工夫基本上是传承了宋代理学的工夫的修持方法。比如非常重视“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就基本上完全是继承了之前宋明理学所教授的这种修持的方法，要求人去培养自身的敬意。这个敬意呢，实际上在儒家修持的系统当中，并不是简单的去尊敬别人，这其中必然要带着形而上的高度，实际上是通过这个敬达到我们说的从一般现实层面当中超越出来的那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我们日常人在生活、做事的过程当中，人的思维也好，人所谓的俗念也好，它是不断奔流、难以停止的，敬实际上是使人达到那种停止的状态，从此之后使得人在于关于形而上这方面的感悟可以重新进行。同时还讲究技艺，要去多读书，马先生对于弟子读书等等这方面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这也跟马先生讲儒学不仅要传播修身（方法），同时也要让弟子对于广泛的中国文化能够有相当的继承有关系。马先生本人也是能够把这个非常广大的中国的文化体系融会贯通的这样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物。

钱先生在儒家工夫方面，实际上也说自身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是最深的。据九七了解，钱先生在很早的时候就做这个静坐的工夫。静坐，还有读书，是钱先生在早年的时候进入国学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修持的方式，钱先生的静坐工夫很多身边的人也都是知道的，包括钱先生给一些弟子也都曾教授过王阳明关于静坐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工夫。由于时间原因，在这里不能够详细的讲这个静坐怎么怎么做。但是大体来说就是，钱先生的工夫对于王阳明的这方面的修持有非常充分的继承，也包括朱子，后来讲的很多工夫，钱先生专门撰写有《朱子新学案》这部书，投入非常大，看似是写朱子，但其实钱先生把自身对于儒门工夫修持方法的理解贯穿在这里头，因为朱子在人的这种修养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体系，而且这样一个体系按照钱先生的理解比王阳明还要更加的广博，涉及到更多方面的内容，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去关注。  

贺学友：几位国学大师离开大学，而是自己办学堂传播国学，我认为是教育理念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田九七：是这样的，马一浮先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大学其实并不是跟古代完全不相关的一个内容，因为古代也有自身的一个学校的体系。从地方乡校一直到中央的大学，实际上也是国家所办的这种教育的机构，跟今天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其实也有很接近的地方。这样一个体系实际上早在孔子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了，不是说孔子之后才有的这个东西。像春秋时代，子产就是在郑国的乡校里，有一些人诋毁子产，子产还是说学校里头这些人应该让他们去自由议论，不应该随便地就去对他们进行干扰。可见在孔子之前就有这个学校的体系。
 

子产像（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孔子这么重要？其实并不是说他完善了、发展了这一套固有的体系，而是他把儒学作为一种信仰在民间进行传承，使得普通人也获得了跟之前的贵族一样的尊严，打破了之前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导致人的人格不同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一点像马先生像章太炎先生都有很深刻的一些论述。马先生认为自己要去传承的是孔子固有的这样一个道路，有教无类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马先生也提到，孔子的道路虽然说跟大学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但是孔子从来没有说大学就应该关门，大家就专门听孔子的就行了，并不是这样，而是应该作为两条不一样的、追求不同目的的道路，应该是并行而不悖的关系。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说，应该让他们都有自己健康自然的发展。这是马先生当时一个主要的观点。  

赵学友：是不是每个人都该从小把自己祖国的“国学”先踏踏实实学好，再向世界看？现在一些中产家庭的儿童，在并不了解自己祖国的国学时，直接对自己的身份就是世界公民，这种立足点合适吗？带着这种心态，以后还有可能学好国学吗？

田九七：这点九七也是这样理解的，也非常认同您的这个观点。尤其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讲，无论走到哪里，都对中国文化有一种真正的认同，这个本身实际上是由于我们自己国家的文化的确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值得人把它作为自己终身的修身、完成自己修养的准则。在世界文化当中，中国古人的这种信仰，它有自己的形而上高度，但同时强调的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它反对神秘的因素。而且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儒家或者任何一种宗教迫害其他跟自己信仰不一样的人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尽管比如说像韩愈当时说过应该把寺院都烧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韩愈那些儒者并没有真正这样做到，后来宋明理学的时代更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说法。这样一种信仰，在我们今天看来，它不崇拜暴力，反对暴力的因素，反对神秘主义的因素。对于现实的世界有一种很理性客观的认识，但是同时又有自己精神的追求。这种文化我想在今天整个的世界上也是应该有自己的价值的。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的确会发现自己祖国的文化有它值得认同的这一面。如果说这种真相真正揭示出来的话，其实很多人我们不必强求他说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说你必须要去认同中国文化，不一定要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说，就从中国文化本身值不值得人去认同这样一个角度，我相信也会有很多人愿意去了解国学它的这种高度。而且这样一个方式，我觉得也是很自然的一个方式。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也基本上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才真正走到了当时的儒家、当时的文化殿堂当中。

以清：他们（钱穆、马一浮）自学成才或有当时的无奈，因为根本无处去跟学成才（教育的实质和内容都变了，何处去学圣贤义理，今天亦如此）。几位国学人物发愿自学圣贤之道，以儒行立世，才使得在国难之时，传承一丝文化血脉。

田九七：非常感谢以清学友。非常精彩的发言，九七也深感如此。我们之前学习过“三重门”，在清代的时候，其实整个中国的人文教育的链条出现了一个很根本性的断裂，就是民间自由讲学的传统（断了）。到了清代以后，由于政治等各方面的压力，还有经济基础动摇等种种因素，孔子先秦的时候就开始，而且在宋朝、明朝非常发扬光大的这种自由讲学的儒学传承的方式，到了清代以后就烟消云散了。这一点是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一个巨大的损失。我们在这里介绍了很多的国学人物，像钱先生、马先生等等，很多人实际上都是通过自己非常深刻的研究和思索，突破了清朝所造成的这种非常沉重的文化包袱，直接接续到了之前中国文化比较完整呈现出来的那样一个样貌，才使得他们在近代的时候开辟出来了一条并不完全延续之前清朝固有文化（的道路），但同时也不是以西方为基础、站在西方人的角度去认识中国文化，而是以中国文化固有的高度，同时又能够适应今天的人去完成自身修养、继承中国文化的目的，这样一种新的学术体系，这一点很可以说是非常的艰难，他们这个做法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种真正的壮举。  

丁学友：“不以无人而不芳，不因清寒而萎琐；气若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是儒学思想永恒存在的精神源泉！

田九七：是的，这个马先生也说过，天理终究不会改变，人心注定是同然。正是因为儒家当中，或者说儒学思想当中，有符合天理人心的一些东西，在任何一个时代，因为人性是一样的，它的确有使得人性中很多方面得到自由发展的这样的一条道路，所以说才会让很多人即便在千百年之后也仍然会认同儒家思想。    

张大肚：在我们学国学的时候，应该对西方哲学和文化持什么态度？该怎么做呢？

田九七：非常感谢张学友的提问，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20世纪很多国学大师再去思考的很重要的问题。像马一浮先生一开始非常广泛地接触西方的文化，最后马一浮先生在他的“六艺论”当中提出，我们作
为中国人来讲，也可以从六艺的角度对西方的学术加以统摄，就是它并没有超出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范围。我们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传统、中国文化修养的人，实际上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认识、去定位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后来像钱穆先生一生其实都是在思考如何评价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异同关系这样的一个问题。由此可见很多国学大师对于西方文化都抱有一种非常开放、愿意去了解的态度。而且很多人，比如钱穆先生在认识西方文化的过程当中，就特别注意到了西方文化当中宗教的层面。钱先生当时发现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文化的过程当中，往往忽略了宗教这样一个层面，也就是相当于中国的——只看到了它的义解，而没有看到他的修持。而西方人实际上是有自己的修持的。这一点大家来到外国以后印象也会非常深刻。但是很多当时的中国人反而没有看到这一点。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很多走向西方的中国人自己并不做相应的修持这方面的工夫，所以他也很难说要去从修持这样一个角度理解西方的文化，或者说，对于中国文化深入的理解，恰恰使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中更加深刻的层面。钱先生他不是专门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他是国学大师，但是我感觉对于我们今天人来说，很多人他完全可以带着儒家的修养去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这一点其实并不是矛盾的关系。像西方，比如说西方有一位著名的教授狄百瑞，前些年去世了，他认为自己深受钱先生的影响，自己是钱先生的弟子。他本身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他同时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儒者，自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见一个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人也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当中很深刻的层面，我想反之也是一样。其实中国文化解决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文化归属感那样一个问题，它更解决人真正安身立命的支点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一个简单的“我是中国人，我热爱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更根本，可能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千百年来中国文化传承不断的因素。

于学友：孔子的伟大，在于始推教化于政（政权）教（道统）分离的思想！天道民心高于政权！儒家者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做君子儒！体现了儒者超越生死信仰，为民清命铮铮傲骨的人文特性！这是中华民族文华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伟大之处！

田九七：九七也是深有同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很多时候谈得并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涉及到几个问题，就是儒家认为一个理想的时代政统和道统也是合一的，政治的发展应该要去遵从这个道统，政统应该遵从于道统。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思想提出来以后，反而被一些君主所利用，他们就声称自己代表了道统，然后以此名义去迫害真正的传播儒家的这些人，这一点在清代的时候是特别的明显。之前虽然见到皇帝也都称当今圣上等等，但大家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实在。但清朝的时候，皇帝是认为自己就继承了儒学的道统，然后以此为名义去迫害很多跟自己观点不合的一些人，认为他们都是伪学等等，这一点是非常可耻的。所以说政教分离这一点我们需要去重视。道统无论如何在任何时候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能够为权力所限制。尤其是信仰这个东西，其实在很多时候非常容易转化为一种权力。这一点也是儒家的一个家法，就是说永远不要把信仰变成权力，如果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堕落的开始，因为你掌握了信仰的话语权以后，对于儒家有信仰的一些人，或者对于任何一种信仰有追求的这些人，他可能会非常忠诚的去追随你，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种权力的话，一定会走向一种堕落。这点我们也是非常地认可。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也认为儒家是我自己的信仰所在。

丁学友：儒家更是一种信仰，因为它入世，更加接近我们的生活学习，是修性养身的准则。

田九七：的确如此，儒家能够使人有“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样的高度，这一点是决定了它能够和世界上很多其他不同民族的信仰进行对话的一个关键所在，因为它可以使人的那样一种精神达到超越生死的境界
，这一点在很多其他的宗教当中也有所体现。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太追求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方式，认为人可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通过礼仪，包括通过致良知等等这样的一些形式，来达到、完成信仰的高度，这点就是和其他的宗教不太一样的地方所在。

田九七总结：非常感谢今天各位学友的精彩发言。21世纪也已经过去了将近20个年头了，过去的这些国学大师，离我们最近的像钱穆先生也在90年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们都生活在一个极为动荡的岁月里头，而他们要面临的却是一个极为艰巨的历史的使命，要在满清所遗留下来的故纸堆中，重新把自身民族所固有的这种信仰和文化传承下来。而他们都用自己极为高超的智慧和勇气，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这些后来者重新打开了一条中国文化的道路。我觉得我们在今天应该也拿出来自己的能力，沿着他们这样一条道路继续地走下去。在今天有我们这一代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我们今天把这一件事情真正地落实下来，历史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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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预告
 

孔门弟子像（图片来自网络）

下周的学习当中，先生将带领我们穿越到儒学的源头——先秦时代的孔子及其弟子那里。司马迁曾言：“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开辟的精神道统究竟达到了何等的高度，他和弟子们的生命又焕发出怎样不朽的光芒，让司马迁感叹他“可谓至圣矣”？孔子之后的儒学，又经历了怎样的传承，抑或是嬗变？孟子和荀子之间的争执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为儒门正宗，谁又剑走偏锋？进入汉朝以后，董仲舒又为儒学的开展做出了哪些贡献，儒学和政治的结合是怎么发生的？让我们跟随先生的指引，一同揭开这些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