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一 2016/12/19
先生2006年来北京四中讲国学,那年我上初中一年级,今年是2016年,我大学毕业。很巧,这十年正好和我的中学、大学教育相重合,这十年的教育对每个人来讲应该说都是很关键的,对于我也当然如此。而这十年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我最想要感激的,毫无疑问,是我接受的国学教育。
我跟随朱翔非先生学习国学是从高中一年级开始,那时是2009年,先生来四中已经三年了。我一直感觉我学习国学就是命中注定,因为刚开始接触时并不是那种新鲜而陌生的感觉,反而是觉得熟悉,好像先生讲的东西早已在我的生命中了,模模糊糊的,只不过通过先生的口讲了出来,讲得很清晰,我听得很真切,令人愉悦。这种熟悉与真切,我想与我初中三年的经历是有联系的,大概是那时种下了种子,到了高中,正确的地方遇到正确的人,种子就发芽了。所以我也想从2006年讲起,简单分享一下我接触儒学的始末。
2006 - 2009缘起
初中的时候喜欢上历史课,尤其喜欢三国,实际是《三国演义》的内容,对诸葛亮有种近乎狂热的崇拜。记得当时相关的行为有:看三国电视剧,电视节目(当时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品三国正火)和书籍;还把“卧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设计了签名,每天都画几遍;去了成都武侯祠拜访,当时也不懂什么,多半就是为了去买那个羽毛扇。记得当时有本中学古诗文合集一类的书,就喜欢看《出师表》《隆中对》,这两篇是收在高中篇目中的,但我初一时就背下来了,在课堂展示上赢得不少赞叹。喜欢诸葛亮,起初是为他的智慧、计谋所折服,出了名的草船借箭、三气周瑜,让人大呼过瘾。后来发现这些故事都是小说编的,但我对诸葛亮的崇拜丝毫没有减弱,因为在我眼中这个历史人物的人格是无可挑剔的。具体的不说了,只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让我为之感动,我发现,自己在这种感动中获得了更加奇妙的东西,那种可能只属于少年人的生命的热情,我发现,自己想成为这样的人,想成为英雄。当时想到,人总是要死的,那我想让我活得更有意义!我感觉有些人是不死的,他们的精神从远古的历史传了下来,是活的,不然我怎么能确确实实地经历这种感动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受到,有种精神是值得追求的,有些人的死、或者说他们的一生便是为了这种精神,他们是崇高的,我向往这种崇高。后来学习儒学才知道,确确实实有种不死的精神,古人称之为“道”,也确确实实有那么多人是为这种精神而活,他们是儒者。
2009 - 2011初识国学
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也可以说是命中注定,我初中的历史老师,也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帮我做了人生第一个重大抉择:用自己的能力考高中,而不是为了保险和本校签约。因为这个正确的决定,我来到了北京四中,开始三年高中生活。人们喜欢用教育体系的框架来代表一段时期,高中、大学、研究生,可见教育对于人的重要。可我想说,如果真的将一个人的成长与学校教育划等号,那真是很遗憾的事。我这三年的成长,怎么可能只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呢?道理大家都懂,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曾落入这套逻辑,某种程度上老师、家长还有学生自己齐心合力不断强化“学习是唯一重要的事”。如果当真笃信这一点,我感觉我的生活会非常的绝望。我清楚身边的人其实都不那么笃信,但他们大都敌不过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人们一面承受着伤害,一面继续造就这个环境。非常幸运,我接触到了国学,对于我来说,国学社的学习像是在这种憋闷的环境中出来透口气。我并不是把学国学和日常的学习对立起来,只是如实地记述国学对我的重要性。尽管我后来知道自己在中学时的程度其实很低,但对于那时的我,每周一次的国学社活动和每日的读经,确实是我的精神寄托,让我觉得日子过得特别有滋味。
我能坚持每天读经,因为我真的非常盼望去读经,我觉得这是必须做的事。我第一次发现为了一个事可以做到极致,做到自己原本想象不到的程度。我住校,每天早上定时六点半起床,而读经是七点十分开始,在这四十分钟时间,我除了要洗漱、更衣、吃早餐(有时还需宿舍值日),还有一项额外的任务,就是编辫子,两根五股辫,无论如何也挤不出时间来了。于是我每天单独设一个闹钟提前十分钟从床上坐起来,小心翼翼地编好辫子,等待起床号响马上下来冲向盥洗室。床架很不稳,稍稍一动就会有声响,而且闹钟也会有声音,那我就想办法,尽量把手机贴近身体,刚一震动就能醒来关闹钟,同时也练就了起身而床架不动的能力,于是我做到了绝对的不扰人,这是被我室友证实了的。后来先生讲到“静”的修养,即把音量、把影响降到最低,可以做得很细,此时内心也是很细的,高度地重视。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儒门的工夫,当然只是小小的一部分,或者说一个实践,但有过这样的体会,让我听到先生讲“循礼”的时候,感觉很高兴,也是那种说出自己心里话的感觉,因为礼并不是外在于我的一些规定,而是我自己能感知到的东西,我相信自己的良知能告诉我怎么做,只要我非常真诚地去做就能做到。
这里还想简述与国学社相关的几件事情,都发生在高二,几件事没有什么联系,只是我现在还印象很深。有一次国学社活动先生正在讲课,突然接了个电话,先生这边只说了几个“嗯,好”,但我明显地能看到先生脸色的变化,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放下电话,顿了几秒,先生一字一句地说,“刚才得知我的伯父去世了…记得我小时候跟他很亲…”我记不下当时的每一句话,但先生的表现很触动我。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像是平静的,但我能感受到平静背后有更深的东西,好像是在消化那种突如其来的伤痛,又真的是在回顾当时与伯父亲近的情景,还有很多我说不出的东西。说完这番话,又顿了几秒,先生继续讲课了,讲课时并没有带入刚才的那种情绪,好像平常一样。我当时很震惊,想着如果是我怎么可能表现得这么恰当!会不会过度地陷于悲伤,或者强忍着继续上课是多么不自然。我亲眼看到了什么是“发而皆中节”,也看到了儒者的修养。这只是一个我能捕捉到的小小的瞬间,和很多学友一样,我们对儒门一知半解的时候,是先生本人,那种浑然一体的那种儒者的气质,坚定我们继续学习的信心。也是在后来(大学期间)才知道,这些表现,不是自己可以提前设计好的,只是一个自然的状态,遇到另一情况自然会有另一状态,外在表现让人看来都是恰当的,也就是符合礼的。先生讲“礼是铁门槛”,儒门的入手工夫就是礼,礼真正做出来周围人必然会知道这个人不一样,先生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自己哪怕只有一点点循礼的实践,也确知循礼的确带给人巨大的收获,一定是做了才知道,而且这收获也是不可设计的,唯有不断深入地做下去。由此便知道了,先生讲的工夫,以及先贤的经典,是要去实践的,句句都能实践,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学习方法,用这个方法首先要有信力,即是对老师的敬意和对自己的真诚。
另一事是记得先生偶尔会在学校给大学生讲课,他们也是高中开始学习国学,到大学一直持续,自己偶尔也去旁听,听的内容没有什么印象了,大都是自己当时不能理解的。有时大学生们会来旁听我们的国学社活动,他们谈各自的工夫,我当时觉得很深,对他们有点敬畏之意,没有想到人对自己的观察可以这么细致。尽管听得头晕,这些经历给我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印象,就是高中毕业了也要继续学习国学,还是跟着先生,而且学得更深,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啊,好像找到一件可以持续做一辈子的事,感觉很踏实。
还有一件事,是关于国学的书籍。现在存放在国学工作室的一些国学必读书目,如《阳明学述要》等,是我当时申请学校帮忙购买的。具体细节记不清了,记得是走了图书馆买书的程序,我列了个书单,就直接订购过来了,这其中要感谢四中的刘长铭校长、韩露老师以及图书馆的庞老师的努力,特别感谢韩露老师的支持。说实话,我当时可能只是心血来潮想做些事,并没有考虑得很成熟(比如书单或许欠考虑,事实证明有些书也没有人来看),没有想到学校对学生的想法这么重视,竟让我顺利地做成了。同时也可见,我当时对国学社是非常热心的,但当时其实社员并不是很多,自己就是愉快地做着自己的努力,也算是我当时真挚追求的一个见证吧。
2011 - 2014游离与回归
十年,总容易让人有种对时间长度的感怀,像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这十年来,我和国学的关系并不是越走越近的,会有波动,也走过许多弯路,有些时候国学几乎完全离开了我的生活。我也不愿去回避,在此分享我宝贵的教训。高三准备高考,自然就放下了。大一、大二这两年也没有真正用工,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不用工会感觉跟身边的学友差距很大,感到压力,逃避、游离,于是越来越跟不上学友们。那种很可怕的感觉,就是交流的时候都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而这种感觉每周都要面对(因为每周例行有交流,自己只能旁听)。慌乱、犹疑中只能确定一点,学习儒学不是简简单单地听课,像在高中时那样,有一些感动就可以的;而是需要自己全身心投入进来,在听课之外努力实践。自己当时觉得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想着自己很难一下从一个跃到另一个。然而不得不承认,这种游离,生命中没有儒学的状态是非常痛苦的,这痛苦在忙碌的时候不易显现,因自己陷在事中顾不上,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常会像噩梦一样出来,非常清晰地敲打着我。我一面觉得需要,一面又不做切实的努力。如此大概持续到了大三上学期。
回想大学前两年,真是够“忙”的。自己投入了最多的精力去做话剧社,事后也惊讶,自己怎么有那么大的能量做那么多的事,大一持续了大概两个月每晚都有排练,学习的事情挤在很有限的时间,有时竟需要通宵赶作业。事后回看,这种看上去紧凑的生活,只是一种不健康的激情的释放,以及之后的疲惫。一开始只是想找点事做,用什么来证明自己,似乎刚上大学的孩子都有这种向往,后来参与程度太深,做了副社长,已经退不下来。当然可以说,这段经历也是财富,锻炼了多方面的能力,比如与人沟通、安排时间、处理压力、将一件事负责到底。但这不是做面试,我不能用这些话敷衍自己。我现在会说,如果一开始我便扎实地学儒学学下去,这段时间一定过得更有意义,更对自己负责,至少会有更多时间来读书。儒门讲,“内不足者必有求于外”,这就是我当时状态的准确呈现。先生其实早就提醒过我,而我没能做听话的孩子。
这期间还有一事不得回避,即是恋爱。那段感情从2014年3月到11月,不长的时间,却让我经历了很大的转变,准确地说,分手之后我才踏实下心回归儒学,而这回归实在是有些惊心动魄。这段故事,我认为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是我起信的契机,而我很少讲,也借这个机会跟朋友们分享。我前男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四中的学长,热恋之中的确有些不理智,会觉得这个人什么都好,觉得我们两人特别有缘分,就注定在一起,我们的爱是永恒的,一切都会为它让步。分歧出现在两人的信仰上面,起初我觉得基督教也很好啊,我学儒学,还能经常有精神层面的对话,是非常酷的事情。我以为他也这么觉得,后来发现他在试图让我信基督教,他说他在为我祷告。我当时也没有太重视,感情还在发展。后来异地,最后一次视频,他说他可能犯了个大错误,基督徒还是要跟基督徒在一起,不然终极的东西两人是不能交流的,比如他之后说不定会去非洲传教,如果妻子不是基督徒的话,大概是很难理解的,这样两人都会很痛苦。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也觉得自己被骗了,那种感情中的纠结我就不展开说了,总之最严重的事是我的信仰动摇了,太希望去迁就感情,我动了试一下基督教的心,我甚至联系了当地的华人教会。
那个至关重要的晚上,我求助了一位静远堂的老学友,感觉我做出这个举动的同时,实际就确定了,我还是不可能转变我的信仰的。我们说了什么都已经忘记了,只记得我感觉她像我的母亲一样,给了我很大帮助。后来我得出结论,我需要自己独立做判断,决定我的信仰,也决定我到底信得多么纯粹。我可以去信基督教,但这应该是出于我自己所受的感召,而不牵扯对另一个人潜移默化的那种依赖。明白这个的同时,我也明白了,我在那时之前从来没有认真地把儒学当做自己的信仰,儒家要求人完全通过自己内在的力量立起来,而我还是在依靠先生、依靠学友、依靠大家一起交流的形式。他们能给我莫大的关怀与帮助,但他们代替不了我开启我自己的精神生命。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我总觉得需要对先生、对学友有交代,需要很好地参与交流才能学儒学,而我觉得我做不好这些,这些反而成了学儒学的负担。当我试图真诚地面对自己,放下这些负担,放下一切,再真诚一些,我不可否认我的心还是向着儒学的,不能辜负高中第一堂国学课先生帮我点燃的那个小火苗,这份温暖还在我的心里,它一直在那里,并没有因为我的迷失而变得不存在了。它太真实了,我无法忽视,我必须顺着它走,必须回应儒学对我的一声召唤。就像先生常说,宇宙精神就在人的内心,但它并不会因为你的表现而增加或者减少,它是超越的、永恒的、绝对的、无限的。人来自于宇宙,也是天地精神的体现,人因此和天地并立,但人一定是要主动和它发生联系,否则,这种精神与自己无关,你也不会觉得它存在。但振奋人心的是,“我欲仁,斯仁至矣”,因为天道恒常,我们想要去和它发生联系,立刻就能发生联系。先生讲,礼是接通形而上、形而下的梯子,当下循礼,当下就活了。所以先生也常讲,儒学是为己之学,自己的生命本来尊贵,自然可以凭借自身立起来;只有道和内在的仁是绝对的,外在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都靠不住。相信自己可以从儒家这条路完成超越,我管这个叫起信。起信之后,说不定还会动摇,工夫跟上才算数,在这方面我仍是刚刚开始。
这段经历以及前面的经历还告诉我,一定要听话。先生指出了路,但我还是照着自己想的走,结果就是亲自实践了先生曾经告诫我们的错误的道路。先生讲,两个人在一起,必须有超越爱情的东西在,必须有一致的追求,这追求是在形而上层面的。我当时只是把这句话理解成了两个人都有信仰,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都应认真地对待信仰。这场恋爱没有经过考验,也是自然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和他两个人在心性修养层面还很不成熟。不去评价别人,只说我自己。我当时是把爱当成一个绝对的东西,我觉得为了这个、为了我们两个在一起,两个人的信仰应该是可以调和的,我幻想着信仰之间是可以相通的,我们在一些道理的层面也确实很一致,比如不那么看重物质。且不说信仰之间如何交流、能否交流,我当时试图用信仰来迁就爱情,这就是走不通的,现在看来也是很幼稚的。先生讲爱情应该有超越男女相的东西,就是相互吸引、喜欢之后,问双方还有什么。我拿这个问题看当时的自己,答案是“否,没有”。而且我亲身实践了先生说的“把爱情看成永恒的东西会出问题”,我眼睁睁地看着对方说的话前后矛盾,一开始炽热的追求、看似恒久的誓言,后来变成冷静地讲道理和悔过,我看到他的痛苦,他明白他伤害了我。其实我很感谢他及时发现了问题,没有让两个人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深,我也佩服他在信仰上的执着,后来断了联系,但我真心祝福他。我当时认为我们彼此间的信任是伟大的,承诺是永恒的,但我不懂啊,人是会变的,哪怕是再亲近的亲人、血亲也可能背叛对方,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也不少见。我们不能责怪这个具体的人,说谁谁人品不好,因为自己也会变,在那个情境中可能也会做出很恶劣的事情。不是人本身有罪,是人还不完整,形而上的部分没有开启。只有形而上是永恒,且形而上统摄形而下,不完整的人性当然靠不住。儒家就是要让人开启完整的人性,把这个完整的状态称之为“闻道”,先生说“没有闻道的人总会犯错误,可能还会犯很严重的错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很真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可以很真诚地原谅别人的错误,同时,更重要的是,不要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应该努力向上走,追求完整的人性,其实只有这个完整的自己是真实的、值得追求的。这种追求,我们称之为“做工夫”,做工夫的人也是会变的,但不是那种平面化的反复无常,而是向上的变换气质。关于变换气质,我下面一节会谈到。说回爱情,两个人在一起除了相互的吸引,一定要有形而上深层次的认同,而形而上是绝对的,故超越男女相。
2014 - 2016践行
从那个关键的转变至今,我算是比较踏实地走在儒家心性修养的正路上,不敢说有什么收获,只想把我确确实实经历的变化和我的成长分享出来。我大四一年为工作室做了很多事,这个“多”是相对于我本身的想象而言的,客观上讲并不多。大四本身很忙,上半学期准备申请出国,下半学期写毕业论文,然而我每周平均有五天都有和学友的交流,每次时长约两小时,有些是带新学友共修,有些是和学友的例行交流,加上前后的准备及其他的事务(比如整理文本),再加上日课,每天平均有四小时在做跟儒学相关的事,可能没有其他的任何事让我有这样的投入吧。而我做得非常愉悦,一点都不觉得辛苦,正像高中时期的读经一样,是我每天必须去做的事,是我的心之所系。先生后来讲到,儒门之人都是能做事的,真正的儒者都是去传道的,我才明确了做事本身就是我工夫的一部分,做得愉悦也是自然的。其实,没做之前,我从未相信我能做这么多事,甚至不相信我有能力为工作室、为儒家做任何一点事。
这一切开始于2015年8月末,王舒墨学长给我打了个语音电话,说接下来一年香港学友交给我来负责,组织定期的聚会和共修,照顾新加入的小学友,承担关心大家的角色。我说好,但心里其实是没底的。可能是远离北京大本营的缘故,也可能是香港这个地方易让人分心,来港学习的学友大都比较游离,学得不怎么积极,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我答应下来,一是因为我知道需要有所改变,二是今年有两位新大一的学友来香港,我一下成了学姐,有了不同寻常的责任感,至少不能因为自己的表现而破坏他们对儒学的信心吧。当时正在准备GRE,9月6日考完,成绩可以接受之后,香港分部的建设正式启动了。关于香港分部的具体发展,我在另一篇小文中叙述,在这里就不展开了。这里主要说我的感受和成长吧。
做这个事情之初,我便感受到了做工夫带给我的信心,这一点点的进步像催化剂,让我看到儒门工夫一番又一番的图景,也一次又一次坚定我在这条路上深入下去的信念。先生说,儒学一定不会辜负我,只怕我辜负了儒学。此言不虚。虽然对自己的工夫很没底,但是总可以说和大家一起学吧,于是我跟每个香港的学友私信,说我们来一起商量怎么共学的事。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自己缺乏努力,但没有人说出来,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表示之前的就不管了,我们从零开始一起努力学吧,争取跟上大部队。后来明白,所谓跟上大部队,也是没有必要的说法,我们既以学友互称,大家都是平等的共学的关系,只有入门早晚的区别,并没有程度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儒门的工夫都是自己为自己负责,不仅不可能评价别人,也不可能评价自己的工夫,还是那个道理,没有闻道之人,说什么都靠不住。但心性修养让人踏实的地方在于,真正做到了,内心会有觉知,是很确定的感受,并不是因此就成就了什么,而是此刻更明确工夫该做下去,更清晰这个唯一的指向。内心真实的声音不可能忽视,只愿意去认真回应,这个声音随着循礼工夫而来,是生命的本能。其实也是后来才明白,我说出我们一起努力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了,承认自己不可能更差了,便放下了一切负担,好像把自己的全部就交给儒学了。这样不仅轻松,而且效果立竿见影,我明白了学儒学只是当下一念的事,当下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知道自己需要补的录音、读书等还有很多,但这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是我学习儒学的一部分,这部分很重要,是循序渐进的,有人走在我前面。而学儒学更核心的内容是此刻的状态,先生说“全部的真诚”,这一点人人都一样,好像有这一点就接通了我能与门内人交流的通道。以前害怕和学友们交流,总是担心我不如别人,现在觉得和学友交流精神生命是多么幸福的事啊,没有什么比较,只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一切都落到自己的工夫上来。
以上内容小结一下的话,就是我能够心平气和地做工夫了,也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工夫断的事实,断了再捡起来。感觉工夫不再那么艰深,而是很平常,和我很亲近,真正地将工夫接纳进我的生活。用先生的话来说是“循礼不辍”,用《论语》的话来说是“学而时习之”,当然这两个状态我也没有真正做到,还是经常有中断,但努力的方向是明确的。现在我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信心做,也不是该怎么做,而是工夫怎么做得密的问题,这种努力是一种常态,反而没有太多要说的了。
这一节的开头说到做事是工夫的一部分,再举一例关于做事,2015年10月,我和张珂、王超两位学友成立了后来的核心学习小组的雏形,当时叫接引小组。成立的缘由是我通过香港分部的交流发现,新大一的小学友每周是自己交流的,感觉需要有人带他们会比较好,于是我们参与进他们每周的线上论语交流,发现自己的收获也非常大。没有想到这套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线上的共修小组成了我们很重要的扩展新学友的方式,甚至有些学友都没有见过先生,仅仅通过听录音和线上交流,却已经学习儒学半年多了。他们的成长给我很大信心,儒学真的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儒学的传播也可以超越地理的局限,深入到越来越多人的心中。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没有很具体的设想,但大家都是顺着应该做的尽力去做,根据实际的情况不断有调整,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成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这真的是一个突破,对于漫长的儒学传播之路仅仅是一小步,相信我们还会有更多的突破。说到我自己,其实我不觉得自己的能力真的可以带小学友们讨论,但当时觉得应该有人来做,那我就来试试吧,跟他们交流对自己肯定会有帮助。后来发现自己真的起了预想不到的变化,当承担着为后进的小学友护持他们的小火苗的责任时,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夹持,从来不知道《论语》可以那样认真地来学,学一句就要实践一句,实践了再去听先生讲,还有更新的感受,更多的实践,当然有更大的收获。夹持还来自于和小学友交流工夫,随时准备迎接他们的问题,他们对工夫的信心很大程度来自于自己的实践,如果某处做得不到位,便说得不清晰,由此总能发现自己工夫的漏洞,便有切实的努力。真正参与了这些工作,我也没有了以前的疑问,事情只问该不该做,不问我本身的能力如何,该做就去做,做到最好的程度就可以了,事实证明所谓能力的提高是水到渠成的事,而随着去做,事情有发展,最好的程度也不断有更新,一切像是奇迹的发生也不过是自然而然。
有了这一连串的认识和实践之后,我也明白了先生说的“儒门是行门,不是解门”,儒门重实践,即是循礼。做工夫也好,做事也好,都只是循礼,做好应当做的分内之事。此刻做尽,不求效验。当没有踏出那一步时,会有种种设想,踏出那一步,才知道种种设想都不成立,而且从效果来看,会比自己的种种设想做得更用心、更精彩。
接近尾声的部分,我想感谢先生和学友们。先生讲“道经师友,仁智勇礼”,师是传道的老师,友是有同样追求的道友,都不是普通的师友关系,也超越了普通的亲情关系,因背后有永恒的道。先生对我的恩德,实在没法用语言表达,表达出来也显得不真实,只能是好好做工夫,接续道统。学友们对自己的夹持,有形的、无形的,也伴随着我的成长。前面说到与新学友交流对自己的夹持,我们还通过日记、例行的工夫交流来相互夹持,在此之外我想再略举两个例子。
我在游离的时候,总接到段昊坤学长的微信或是约谈,每次都很紧张,感觉到学长强大的气场对自己的压迫,学长学得太好了,自己像是犯了错误不敢面对。后来我再次走近儒学,才意识到真的该好好感谢学长当时没有放弃我啊,不然时间长了,自己可能再也难以回来了,学长用心了。再后来自己也承担学姐的角色,才知道对于每一位学友都是不愿意放弃的,自己实在是不忍心看着精神生命的陨落,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有些人已经很接近了,离开真是很可惜。也明白了学长做出的努力,不再心怀歉疚,因为自己也会做出同样的努力,我想后来的学长学姐们也都是如此,儒门是这样一群热心的人,精神生命一旦点燃,不可接受它的熄灭,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
另一位是张珂学友,我发现很多时候,她都是第一时间在微信群回应出现的事情,加上我没有在的群,她应该有五六个群组,而且事情处理起来很利落,能看到她十分用心,投入的时间比我多得多,我有个错觉她应该平时没有太多学业的事。后来见面聊天,才听她提到,她的学业上也有很重的任务,甚至来北京见学友都带着作业。我明白了原来可以这样用工,自己做得远远不够。有些时候,自己也会借口作业多、要考试之类,减少参与,而这些事情对于学姐似乎没有丝毫的影响,工夫、事务都照常地做,完全统筹进了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先生常说,哪些哪些都是过眼云烟,要明确什么是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时间的投入并不是唯一的指标,但留出时间给儒学是必要的。现在是要处理学业,将来面向社会有事业、家庭,自己还能不能以传播儒学为最重要的事,这是自己现在就要好好打算的事,也是工夫上的考验。
结语
大概是半年前的一次面授,先生曾惊异于我的变化,问我学了几年。我说,算上高中的话,七年。可能我真正用工只是近两年的事,但不可否认国学早在七年前,甚至十年前就走入了我的生命,哪怕是我最游离的时期,在冥冥之中有个主宰,注定了我和国学的紧密联系,这联系会贯穿我的整个生命。先生说复兴儒学是几代人的事,我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有幸见证并参与这件大事,谨以以上文字纪念我所经历的国学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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