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昭日月，再造乾坤——写在从学九年之际

一

接到“国学10年与我”的征稿题目已经好几天了，几年来或与孔阳先生、或与一辈学友、或独自一人的经历总共成百上千个片段纷纷浮现于眼前，徘徊良久，迟迟未能动笔。

我自2007年09月入读北京四中高中部，有缘结识了孔阳先生，并转而开始学习国学。从那时起算，几乎见证和亲历了这10年的栉风沐雨。但一定要我挑出若干个“印象深刻”的片段缀句成文，一下子便感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谈起。相比10年来许多同处一室学习国学的朋友，我对于孔阳先生所授国学的接受，几乎没有任何所谓“惊心动魄”、所谓“死去活来”的体验。这一过程自我十五六岁上发动，延续至今，就如同呼吸一样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体贴、那么的笃定。

孔阳先生曾经说过，学习国学，有三关要过，经学、史学以及对形而上超越性的信仰。前二者或许还可以透过一般“学习”获得，形而上一关则直指人性的根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了，人就立起来了;没有，充其量也不过是学究而已。最近几年，我也帮助工作室“教授”新进的朋友，“接引”他们入门，最令我头痛的就是如何能使他们摆脱物质化、思辨的层次，开启对超越的、永恒的、绝对的、无限的形而上的信仰。然而，回想起我自己的学习经历，这一信仰的确立似乎在须臾之间便已经完成了。

孔阳先生特别讲到过信仰的三个层次，即多神信仰、一神信仰与理性信仰。儒家的信仰具备内在的超越性却仍然以现实的经验世界为依归，属于理性信仰。记得当年听到此处，我曾向旁人感叹，如何早在三千年前的蒙昧时期，中国人便已经能建立出如此“先进”的信仰，难道“世不生仲尼”就真的会“万古如长夜”吗?

当然，对这一理性信仰的接受绝不意味着我在“求道”之路上有着任何的成绩。几年下来，依然充满了疑悔与颓废，但是对于中华人文精神的信仰却从未丝毫动摇。这几年中，我曾遭遇了一些学业上、生活上与人生方向上的挫折。在不断的淬炼之中，我也逐渐地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一次次让我的生命与日更新。而这样的力量并不来自任何外在的鬼神，纯由自身人性所蕴藏的宇宙精神发出，平易而又坚定。
 

二

“国学”的复兴何其难也。

20世纪以来，“国学”二字，人避之如洪水猛兽犹恐不及，正所谓“侧目却步，指为非类，其不诋诃而揶揄之，为贤矣”。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身体力行地“复兴国学”，恐怕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业。

孔阳先生曾反复申说“当代的儒者，首先应当是一个勇者”。几千年来的儒者，在孟子“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大勇的号召之下，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付出了无比艰辛的努力，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晚宋晚明那些毁家纾难、赴汤蹈火的人们。真正需要我们“付出”的，恐怕还不及他们的什一。

楚平王之时，伍子胥因与楚王的恩怨而出奔于吴，行前对好友申包胥说“我必覆楚国”，申包胥回答说“子能覆之，我必兴之”。后来，伍子胥率领吴军攻破楚都，申包胥践行前言，乞师秦廷，痛哭七天七夜，终于感动了秦国君臣发兵相助，而楚国也得以借之复国。“我必兴之”，这是今日中国谈论“复兴传统文化”的人们应该有的气概。

谈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了北宋的一辈儒者。

遥想千年之前，中国经历了唐末五代数百年的战火纷扰，纲常沦丧，大乱极矣，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在这样一片“天地闭，贤人隐”的废墟之上，仅仅经过了百年的时光，政治与社会的风气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时俊彦高士比肩而出，卒开出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盛世。

而北宋初年的一批儒者，对此极迅速之扭转功不可没，视诸今日，常令吾人倾倒。当此之时，有范仲淹希文，苦读出身而跻宰辅之位，“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有胡瑗安定，在泰山读书，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相从之学者千有余人;有孙复泰山，尽管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始终“日抱《春秋》《周易》读诵，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其“推明治道”令后世“凛凛然可畏”;有石介徂徕，师事泰山恭谨，天下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有欧阳修永叔，上宗昌黎，撰《五代史记》，“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正是在宋初这样一辈儒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天下风行景从，“一匡五季之浇漓，返之醇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钱穆先生曾说，“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藉，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儒家在今日的中国，其处境相比宋初或许更不令人乐观。“我能行吗?”“我学的这些玩意真的有用吗?”当今许多有志于传统文化复兴的人士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宋初的儒者相比濂洛关闽算得上“疏略”，但他们在一切茫然的大地之上以身行道，终开出了巍峨的伟业，实在值得吾人仰慕与效法。
 

三

从幼时开始，我便对中国历史抱有自发而浓厚的兴趣，不过，如果没有在高中接触国学的话，我大概现在只是一个兼职历史票友的水利工程师或者铁道工程师。

与当代许多夸夸其谈、善弄鸡汤的“国学大师”不同，孔阳先生特别看重历史。高中时在北京四中，无论是“国学简论”选修课上教授的“中华人文精神简史”还是课余的闲谈，孔阳先生在此显露出的历史观都对彼时只有十五、六岁的我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言“冲击”似亦不甚允当，倒不如说是激发了生命中原本蕴藏的那份历史感、那份与作为中国人与历代先圣先贤相通的历史感。

讲到宋末，丞相陆秀夫负祥兴皇帝投海，十万军民相随蹈海义无反顾。讲到晚明，有从天而降的奇祸，更有不可遏制的光芒与血性，在煤山、在江阴、在嘉定，在千千万万中华士庶的身上。讲到近代，大儒钱穆宾四先生倡导对待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其毕生欲据以赓续道统却身后凄凉。孔阳先生的讲解将原先零碎的若干历史片段一一拾掇串联，贯彻到了中华人文精神的主线当中。这样的历史观我闻所未闻，但又深刻地觉得，这，才应该是历史的本来面貌。

五四以来，“历史”并不为人所看重。胡适号召“科学地整理国故”，除开担任整理者的历史学家，一般的民众毋庸接触国史，如果整理完了，那么就连历史学家存在的必要性也没有了。即便到了现在，“历史”照样也处在我们生活的边缘地位。历史书属于“闲书”，中学时代被家长发现便要束之高阁。历史学系是考分最低的院系，学了好几年便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局面。充其至者，人们认为历史的作用到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也就完了。

记得2009年01月18日，吾人随孔阳先生往浙江省绍兴县祭扫先儒王阳明夫子之墓。孔阳先生手撰的祭文中有一句曰“古今不隔，息息相关”令我印象极为深刻。古今不隔，息息相关，从此，对于我来说，“历史”不再是残简荒碑上的支离文字，列祖列宗也不再是牌位上的死人。

“为何要读历史?”

“因为这是历史啊!”
 

四

近代以来，国势陵夷。几代有识之士或倡学欧美，尽以全盘西化为主脑;或效宗苏俄，言国史则必称阶级、称生产力。从小到大，吾人所浸淫者，率不脱此两种史观。两者或相颉颃，但对于中国以往的历史，基本抱有相同的态度，即认为不仅应该与未来他们所希求建立的理想社会渺不相关，还将其视为今日中国一切弊病的渊薮。易言之，他们所孜孜以求的“新中国”，不过是由亿万名说着中国话、长着中国面貌的美国人或者俄国人构成。

平心而论，外国的文化，特别是基督教的信仰，对于当下中国人的种种问题，未必不是解决的良药，从当前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大规模蔓延即可见一斑。我也曾同教中朋友谈起这个问题，他问我是否承认当今的中国是一个信仰贫瘠的国度，我答曰是。又问是否承认这个中国在实际上已经跟我所向往的古代中国几乎没有了文化上的关联，我答曰基本上是。那位朋友便说，既然中国已经是一张白纸了，而且儒家的信仰在中国受诟病甚深，那么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信仰不是简单可行吗。我答曰是，从信仰的高度上来说，基督教并不逊于儒家，从传播的难易程度上来看，儒家必落下风。然而，吾人是中国人，所不忍心者，正在于列祖列宗坟前的墓草已经蔓生百年。如果不能把尽吾人之全部所能，奋力洗刷泼在中国以往历史文化上的脏水，绝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也无面目再见千百年后稍一窥见吾人行止的子孙后代，更有甚者，长夜扪心，绝不敢安于卧榻。

百多年前，黄兴克强曾在一次演说中说“大抵诸君听见，没有不表同情的。但是兄弟所望于诸君的，却还要再进一步。 ‘ 表同情 ’ 三个字，不过是旁观的话。凡是革命的事业，世界人人都同情的。唯有自己的国民却不是要他表同情，是要他负这革命的责任”。

此话何尝不适于百年来的“国学爱好者”们?我们热爱传统，我们不忍看见固有文化的凋零，我们不忍见到祖宗墓前铜驼荆棘，我们希望华夏文明成为中国的文化核心并屹立于世界之林。但是，总需要有人更进一步，而不是仅仅“表同情”而已。如果没有追随孔阳先生接触国学，我可能会是一个“传统文化爱好者”，至多做一个文史研究者;但在此后，我绝不敢仅仅将中国的历史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是安于坐在研究桌前俯首穷经，而是切实地“负这革命的责任”。这是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我是列祖列宗的子孙，我是子孙后代的祖宗，仅此而已。

高中时浸染于孔阳先生门下，我也曾邯郸学步，在满18周岁前夕去了南京，在明太祖高皇帝的孝陵前行礼。当时也曾撰写祭文一篇，其大多词句都已忘记，惟记得最后两句是“惟斯丹寸，以拯陆沉。重昭日月，再造乾坤”。许多人在回看自己年轻时立下的誓言大多付之一笑甚或都不敢去再看当年青涩的理想。然而，对18岁前写下的这16个字，我没有一刻敢不铭记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