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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学习儒学九年的内心经历

段昊坤 2016/12/24

2007年秋天,我十五岁,考上了北京四中的高中,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先生,并开始正式学习儒学。我一直都觉得我接触到儒学不是很偶然的一件事,似乎所有的条件都为我准备好,等待着我与儒学相遇。

我从小跟我的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我的外祖母大概在我刚出生不久,开始接触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气功等一些有着一定形而上色彩的思想。大概在我两、三岁,个人意识最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宇宙”“天”“人”“祖先”……这些概念就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脑袋之中,在我的成长中也成为了我的本能。我深信不疑地相信和体验着个人的生命之上还有一个超越的“天”或“宇宙”,而我的生命就是从那里来。我的外祖母从小教育我,人的最终目的在于“变化自己的性格,完善自己的人格”,还说这是一生的事。这些话都一直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伴随着我的成长。

我的祖父母一家人,都非常厚道和善良,家里也保留着一点传统的民俗。我现在还能清晰地记着大概在自己三岁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早上,一家人排好队,在祖先的遗像前上香、行礼的场景。这点对我的影响确实很大。一方面保有着对形而上一些模糊的认知,一方面受到朴实、忠厚家风的影响,对我在刚上高中时听先生讲课,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我自己印象中,我的“自我意识”开始出现是在14岁的时候。当时我上初中二年级,父亲送我一本美国语文课本,里面都是美国在国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那些重要的文献。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造物主”“与生俱来”“上天赋予”“不可剥夺”……这些词汇。我被美国历史人物卓越的精神深深打动,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志向,立志去做一个自由的人,去做一个“美国人”。当时我跟家里人说了我的想法,家里人同意我上高中之后准备出国学习的想法。所以,在刚上高中的时候,我自己本是满怀信心地准备好去拥抱西方社会,没有预想到自己会和儒学有任何交集。

高中刚开学的头两个月,是没有任何跟国学有关的内容的,我所接触的都是学校里面的必修课和统一教材。我当时很喜欢历史、政治和地理课,比较害怕上语文课。历史、政治课讲的是一套泛物质化的史观,当时我听到很认同,但是对我自己的冲击也很大。认同在于,“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套理论在我当时听起来,很有道理也很符合逻辑。冲击在于,我从感情上很难接受那套中华文化势必衰落,中国只有西化才有出路的理论。同时对课上讲的,道德没有高尚之说,只不过是为了适应生产力需要人们趋利避害才迫不得已寻求一个道德规范这样的理论,感觉内心极为痛苦。我感觉我内心中似乎最重要的一块被“解构”掉了,这个东西不成立了。我当时虽然不知道內心被“解构”的是形而上,但是当时这个理论让我感觉到“心死”的痛苦。让我迫切地想知道宇宙、人生的意义,或者说终极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活着。因为,我内心深处感觉到,只要一秒钟我推不倒那一套逻辑,似乎这一秒活下去的意义就没有了。趋利避害、趋吉避凶,一切以物质为核心的宇宙观让我无法找到任何活下去的意义。我当时异想天开地冒出了一个念头,我在想,也许我生活的这个世界全部都错了,他们可能都不对。但是当我看看眼前的现实,从小到大的教育体制、一位位重点学校的教师、一个个都遵循这一体制的同学,我又感觉自己对的可能性也就万分之一。难道所有人都错了吗?那这个社会岂不是要解体了?但是我的内心始终不安。我努力的思考让我感到绝望,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人生似乎毫无意义,我甚至想过,如果生活真是如此,自己大概随时可以面对死亡。但是我转念一想又想到了我的父母,我觉得我这么做父母一定会伤心,我舍不得他们伤心,所以我暂且还不能这样。我在高中开学一个月左右,开始苟且地混日子,因为觉得生活没有什么希望。除了理科,所有的课程我都不太愿意学,我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我总是觉得,可能它们都错了。后来,我接触儒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它们还真都错了,我原来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和社会里。

我的高中语文课是一门奇怪的课程,这是文学的一言堂。老师是一个自以为对文学深有体会,但觉得似乎不太被人理解的人。刚开始的学习经历是恐惧的,因为老师上课讲的那些要学生去体会的文学感受,我都没有。后来,上了大概一个多月,我觉得我比较有把握了,我感觉我的艺术天分被激发出来了,语文成了我的长项。我当时因为相信语文老师说的,艺术当中有永恒的价值,一度非常认真和投入地浏览一些文学和艺术作品。我自己感觉到了艺术给我的一丝慰藉,但是我感觉我依旧难以找到那些困扰我的答案,比如,生命的意义到底何在。我感觉艺术就像是建筑物天花板上画着的星空,它只能让我触摸到天花板,看到一个描摹出来的宇宙。但是我真正想要的是那个真正的宇宙和星空,不一样。

头两个多月的高中生活我感觉迷茫的同时,内心也极为痛苦,因为自己获得不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自己感觉生活乱成一团,似乎不受自己控制,学习也很差劲,而自己内心也激发不出丝毫的“功利心”来,决定在学校里面做一个好学生。同学们感兴趣的事务我似乎都感兴趣不起来,我持续低迷的状态也让我和家长时而出现很多矛盾。一件件自己困惑的事情不断地涌现在心头,自己只是觉得压抑得极为难受,但是事情多得让自己已经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困扰自己。内心好像一根绳子打了无数个疙瘩,不知道从哪里解开,也没有办法去解。我最常做的便是每天时时望向湛蓝的天空(那时因为北京马上开奥运会,天空还是很蓝的),好像只有在这个时候,内心才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舒畅和莫名的生长。

期中开始不久之后班里开始进行国学社的招生,这个是班主任老师主导的,班里很多同学都参加。我因为在学期初学校各大社团招新的时候没有通过热门社团的选拔,没有什么学生社团可以参与,所以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地参加了国学社。我印象中当时第一次国学社活动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带着大家跟上一届的一个国学社社员沟通。那个高二的学姐没有说出什么,只是说“朱老师负责这个社团。”我当时不知道谁是“朱老师”,只是觉得这个社团似乎不是特别火热,因为明显没有太多学生参加。

第一次正式国学社活动是在办公楼四楼的会议室。先生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就开始讲课。我第一次听先生讲课,觉得稍微有些晦涩、难懂,但是听起来津津有味,似乎里面特别有味道,有一种真诚和感人的力量在调整我的状态。我印象中我第一次课没有听懂太多。其他很多同学听完都没什么有兴趣,还以此相互开玩笑打趣。当时班主任老师也在场,问大家国学社如何活动,多久活动一次。我说:“一周两次。”班主任说,这个不行,太频繁了。我心想,这么好的课一周怎么也得听两次才好。然后班主任说,“两周活动一次”吧。我听了大失所望,但是看周围的同学似乎都还能接受,我也没敢说什么。

大概是第二次或是第三次国学社活动的时候,先生讲到“人是有灵性的”,人有“超验性”,人性是“绝对的”。我听了之后当时感觉开心得不得了,终于有人说出了我一直想确定但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就是肯定了道德不可动摇的超越性,而人的意义和目的就是在追求这个超越。先生讲东、西方的圣人关于超越性的论述,听得我浑身发热,好像整个人在燃烧一样。当先生大概讲到人要“立起来”“安身立命”的时候,我感觉一束光照进了我的心脏,这束光好像一只手臂抓住了我的内心,把我从一座坟墓里面直接拽出来,把我立起来,立在这束光面前。我当时明确而清晰地感受到,我活了,我活过来了。我有了我新的生命,这是我的精神生命。我喜悦得不得了,像个木人一样呆呆地看着先生讲课。先生讲的课就像是我的精神之旅。我记得当时在课后我分享我的感受,我的同学们都以为我疯了。下课之后从走廊回到教室的路上,没有人跟我说话。那个学期先生大概总共就讲了五、六次课,每一次讲课我越来越期待,似乎是我在学校感觉最开心的日子了。我感觉我不想死了,我可以继续活下去了。因为我的生命有了意义。我获得了我的精神生命,而就是我的精神生命保护了我的物质生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这两个生命都是先生给予我的。先生讲古人对于超验性部分的高度,让我开始对教科书的泛物质化的史观产生怀疑,同时也为中华民族之后的衰颓感觉更加疑惑。我在课上当时问先生,先生说是因为满清把中国文化破坏了。这个回答对我来说太有意义了。因为历史课本的思路是中国文化是“自生自灭”的,而实际上却是因为外力中断,这一下子让我对中国文化重新有了信心,让我对自己的祖先亲切和敬仰的感觉又回来了。这个信心对我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不仅是解决了我对历史的疑惑,更是同时为我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古今本来就是一心,历史的频道对了,当下和未来怎能不贯通起来!当时先生在讲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座的同学对于先生讲的内容感兴趣的就很少,认真听的就更不多了。似乎其他人都不像我这么在意先生讲的这些事,大家似乎也都不把这些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中国的往圣先贤的高度到底在哪里,值得不值得我们敬仰?人的道德到底是否具有永恒性?西方文明和中华文化到底是不是殊途同归?我们的民族未来到底在哪里……我发现大家对这些问题并不那么感兴趣。有些同学听得很认真,但是大多数人都不行。我当时在班里学习不太好,感觉很没有信心。先生当时讲,为人“厚道”是一个人了不起的天分,“忠厚”是最了不起的品质。我从小学校的老师就说我“厚道”,但是他们都是当成一种贬义词来说的。我头一次听有人说这是最了不起的品质。我想我在学校里面,学习、学生活动处处都不行,就是“忠厚”行,没想到我有的是最可贵的品质。那我就这样坚持我这个品质下去了!因为我这个品质是最宝贵的,我因此而骄傲,为什么要因为在学校里名次不好而放弃呢!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年纪,如果不是先生说了这句话,我可能会因为自己在大环境中的不如人而放弃自己这个品质,从而堕落下去。先生在当时给了我极大的自信,让我一下子似乎从最下面的人成了最了不起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先生,我不知道我能否在那样一个环境下支撑下去。

还有一次,先生讲,你们在追求道的这条路上,越走会发现身边的朋友越少。越深入,能陪伴你的朋友越少,最后你发现,可能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而如果这时你身边还有朋友在你身边,这个人就是你一生的朋友。先生讲完这堂课,同学们跟着先生走出教室,来到北京宁静的夜空下。皓月当空,繁星点点,万里无云,我看着这个星空,心里一直在念着这句话,一个人走着。我忽然想起,先生说“身边剩下的最后的朋友”,我一转头,我看见王兆珅也在看着星空。我看看他,他也看看我,我看他的时候就知道他当下心里想的也是这句话。我在想,我一生的朋友就是他吗?我当时觉得挺像的。上完课之后,我开始主动给先生写信,说明我的想法,先生给我回信,肯定我的想法,鼓励我。听先生讲课,得到先生的回复,这是我在上高中那个时期唯一开心的事情。

高一的第一学期很快结束了,班里组织去河南游学。先生也跟我们同行。在游学的途中,先生总是一个人在走,很少有同学主动跟先生互动。我也偶尔去跟先生说话。先生总是就着我的话题说。后来一两次过后,我感觉先生在有意地找我,想跟我说些什么。我就过去听先生说。先生问我以后想做什么?我说,我想从政,改善百姓的生活。先生跟我说,从政恐怕不是好的选择,如一个一身白衣的人进一个满是灰尘的屋子去打扫,屋子可能没有打扫干净,自己已经一身脏。我听了之后觉得先生说的有道理,从此开始改变自己的想法。那次游学,先生在行程的一开始为大家讲了二程夫子,主要是讲小程子。当时先生讲得震撼而感人。我听了觉得二程夫子这样的人真是中华文化的脊梁,生而为人就应该尊崇、追随这样的圣人。当时全班同学全部在场听先生讲课,大多数同学都非常震撼,感觉灵魂被重新洗礼一样。大家都非常崇敬先生。我母亲当时也以家长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游学,对先生也是无比尊崇。母亲跟我说先生是一个人格伟岸的人,应该尊崇这样的老师。可能是全班同学、家长以至于导游等工作人员对先生高度的认同和尊重,让当时同行的个别老师们心里很不高兴。当时在现场我看他们心生妒忌就感觉非常奇怪,后来在行程里也偶尔听到他们对二程夫子心怀偏见就感觉更是惊愕。我忽然意识到,原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想。先生讲座之后,跟同学们一起讨论交流,当时很多同学都是一张真诚、似乎被打动而洁净的脸。那些脸真是一个人一生最美的时刻。

讲座之后的第二天,游学团队来到了程园拜谒。同学们在大体参观完之后,准备在空地上集体照相的时候。先生拿着一束花来到了伊川先生墓前,献花之后,行了一个大礼。在先生行礼之时,当时全场都被震撼了,时空好像忽然静止了一样。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今人向往圣行大礼,我忽然意识到面对圣贤,人应该是这样面对。先生之一拜,似乎是真真切切地把道立在了那里。先生震撼性的行礼让全体学生、家长和导游为之动容,一时间没有人说得出话来。静穆的天空下二程夫子好像魂兮归来,他们的精神魂魄屹立在天地之间。我后来为当时没有在二程夫子面前行礼心里感到无比的遗憾,而这个遗憾在一年后的余姚阳明夫子墓前终于实现了。

游学到洛阳的一天晚上,我负责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我选的是从小我外祖母教我的一些经络知识。先生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跟我讲,“内视返观”不是高深莫测的,人修炼一下都可以达到。还跟我母亲说我比很多大学生思想都深刻,以后有大用。我母亲听了很高兴,跟我说先生可以信任。之后我的母亲对先生一直有很深的好感。

游学过后的第二学期,我满心欢喜期待更多跟先生学习儒学的机会。那学期先生依旧没有开成选修课,我能听先生讲课的机会只有国学社。我记得第一次国学社活动的时候,我们当时在科技楼一间教室里商量学习内容,当时屋里的灯打不开。我作为电教去找电闸。一会儿,把电闸打开后我回到教室,先生打趣说,“普罗米修斯把火种带到了人间”。我当时没懂什么意思,后来先生讲课的时候经常引用这个比喻,我才明白。其实先生就是这个时代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把儒学这个火种带回人间来了。我本以为那个学期的国学社会是我和同学们大张旗鼓学习儒学的一个学期,但是当时国学社的活动并不多。国学社的活动几乎被我们班把持着,经常被团支书宣布因各种理由不活动。比如,下周要期中考试,同学们这周比较忙等。那个学期五一的时候先生还跟我们班几个同学去了一趟扬州,但是先生跟大家交流的机会也很少。我不知道先生当时心境如何,想把儒学告诉学生但是找不到学生听可如何是好。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也就是2008年7月。当时我们班第二次组织游学,就在北京。一天晚饭之后,同学们从饭馆步行去人艺。先生在途中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我说我在看梁漱溟的采访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先生大笑,摆了个梁老那张经典照片的神情。我把我心中的最大的疑惑拿来问先生,我说,为什么明末当时的高度那么高,会被满清打败呢?难道是中华文化自身的问题?先生为我讲明,那是因为明朝当时正在处于转型期当中,是其凝聚力和力量最虚弱的时候,所以才不幸亡国。并非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我听了,心里最后一段关于历史的疑惑终于解开。原来我中华文化,自身并没有问题,只是命途多舛,意外中断。也正是因为这个文化的中断,近四百年中国人的生活才落得到了这个地步。民族的出路不在于西化,反而在于把中华的道统重新树立起来。我当时听了之后,心里无比高兴,当时正式立志把中华道统重新树立起来。那次游学讲座,先生讲了“通往国学的三重门”,再次把历史梳理清楚,我听了之后,心中的志向也更加清晰。

暑假的时候,我跟先生保持着邮件的通信。一次,先生发邮件告诉我,中国美术馆最近在办岭南画派的画展,如果我感兴趣可以去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名画的真迹。那一次看画,开启和激发出了我对古代艺术的热情,从此看画成为了我又一大爱好。

暑假结束,新的学期开始,是2008年的秋天。当时我心中最大的希望是这个学期的国学社能多活动几次,此外就是先生在我们年级的选修课要开成。国学社当时每两周才活动一次,一个学期下来,顶多只能见先生六、七次面,但是选修课是每一周都有八十分钟,如果开课成功,能听先生讲课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了。那一学期的选修课后来终于勉强开成了,我得知后兴奋无比,在学校的楼道里面大吼大叫。选修课的题目是“国学概论”,内容就是“中华人文精神简史”,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听先生讲一门课。我心中震撼而喜悦,眼睛紧紧地盯着先生,手中紧握着笔,似乎想把先生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这门课我听了头几堂之后,便开始有了自己的心事,先生明面上讲的只是古代的圣贤,但是听在我心里更是在招募真正有志于儒学的年轻人。我觉得我应该真正立志追随先生,参与到这件真正属于我自己生命的事业当中。就在一次课后,我恍惚之间好像想起了从我小时候开始,一直埋藏在记忆深处的一件事。我忽然想起,我的命运似乎让我在十五岁的人生节点上在某地等某个人。我一抬头看,我忽然想起来了,原来我在等待的人是我的先生,原来我这一生注定要做的就是儒学这件事。我心中一时热流涌动,久久不能平息。我忽然发现我和身边的同学都不一样了,因为他们都没有我这么认同儒学,有些同学有兴趣,也有热血,但是几乎还是把儒学并列为跟其他学科一样的位置。大多数的学生在学校氛围和老师的影响下对儒学嗤之以鼻,更谈不上有志于中华道统了。

我在这之前,是老师在班里和年级里标榜的文艺青年。我忽然发现老师对我的这个定义和从某种程度上的“推崇”,一文不值,反而似乎扭曲和“有辱”于我内心真实的自我定位。我没有大张旗鼓地在班里声称自己转向儒学,但是之后每一堂语文、历史、政治课让我听得如坐针毡。当时我身边有个别非常要好的爱好文艺的同学觉得我不像以前做文艺青年时那么可爱了,问我是怎么想的。我用了弘一法师由艺术转入宗教的例子来说明。我很真诚地解释,对方很真诚地听,听了之后,我们的关系就疏远了,再也没有之前那么亲密和无话不谈了。我感觉内心很孤单,我也热切地渴望我身边的同学能真正明白先生在讲的是什么,也能投入到儒学中来,但是绝大多数同学们都止于好感和兴趣。我开始觉得高中的语文、政治和历史课对同学了解真正的“形而上”或中华文化的真相,只是徒有害处。因为它们几乎都在否定形而上的前提上建立,并且还各自有一个自认为可以代替形而上的伪理论在支撑。我觉得他们讲课简直就是在杀人,他们都讲完了,一个年轻人就再也不会问形而上是什么了。上学、听这些课对我来说内心煎熬、度日如年。看到身边同学们还都认真、投入地听课,时而点头,我心里更是伤心。我无可奈何,我能做什么呢?我多么想站出来跟同学们说老师讲的是错的,应该学儒学。但是我没法这样做,我一旦站出来大声这样说,大家便会以为我是疯子。

“你看,学国学的人果然应该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了,他想的所有的东西都跟我们的人生经验抵触。”我表面上对老师不做反感的表情(但其实一些老师也心里清楚我不认同他们),一方面对同学也不大声声张,还是跟他们谈一些文艺和琐事,但是总是想办法借着这些话题引到儒学上来。内心是焦急的,收效是甚微的。语文课老师还是在继续讲艺术,依旧非常推崇我,但是我心里也有了自己的算盘。并非我不喜爱艺术了,而是我忽然发现,老师没有我懂艺术了。我开始糊弄一些语文作业,把自己认为很一般的艺术感受写出来,我发现老师非常推崇。我感觉很遗憾。我发现原来我已经超越我的老师了,原因在于,他对艺术没有像我那么真诚。而我当时觉得,那么了不起的艺术,在于形而上面前,也不足道。那个艺术我都不想追求了,难道我还会享受这样的语文课吗?

班主任老师对我当时非常地器重和信任,让我和王兆珅负责寒假江南游学的线路设计。我觉得这次我不能留下去年在河南的遗憾,同时我也找到了向班里同学传播儒学的机会。我想把这次的江南之行变成一趟关于儒学的信仰之旅。当时学期已经过半,我和王兆珅都听了很多先生讲的内容,便在江南的行程中加入了很多跟儒学相关的内容。阳明子成为了这趟行程的灵魂,东林君子、钱先生、马先生被正大光明地塞入了这次行程之中。一天早上,王兆珅拿着地图忽然神秘兮兮地跟我说,他发现阳明夫子的墓在兰亭附近不远。我想,那还犹豫什么,赶紧加进去!于是我们就暗暗地把阳明墓加入到了行程之中。其实阳明墓那个时候非常荒凉,既不怎么顺路,也更不是一个旅游景点。我当时就想到,如此的安排在行程之中肯定会收到一些老师的不满。我将我内心的一片热诚都投入到了这次的游学设计中。我自己也预想到了,我如此在行程中突出儒学,势必会意味着我和学校里很多老师和同学的“决裂”。

这个学期的国学社比上个学期还糟糕。学校里面活动不断,班里同学也没有什么热情。开学头一个月活动了几次,人数多的时候大概是三、四个,人数少的时候只有两个,就是我和王兆珅。后来我发现班里都没人提国学社活动这个事情了,社长都不组织活动了。我想,这下不太好了,活动都办不起来了,我怎么学呢?我想,那也许这样更好,不如我单独去找先生去学。于是,原本每周一下午国学社活动的时间,我就单独去先生在办公楼四楼的办公室去听先生讲课,王兆珅几乎每次都跟我同去。本来国学社每两周活动一次,每次也只是一个多小时,这下变成每周活动一次。先生经常单独给我们从下午四点多讲到六七点。这下实在太过瘾了!我把我内心所有的困惑都拿来问先生,先生对我毫无保留地讲解。先生一边讲,我感觉我心里的心结一点点被解开,我想当儒者的志向越来越确定。当时,先生的选修课是在每周二下午的第一节课,我后来和王兆珅在先生下午上课之前就提前半个小时到四十分去先生办公室听课,尽量争取多一些时间跟先生接触。

江南游学终于到来了,我等到了我弥补去年遗憾的机会。一,我要跪拜圣人;二,我要每时每刻紧紧走在先生身边,不让先生身边没有一个人。我从出发前在火车站上就开始跟着先生,只要有机会,我就在先生身边。我想抓紧一切机会听先生讲话。我知道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宣誓和宣战。在当时游学,同学们基本上都是以很轻松的氛围在游览。关系不错的同学们走在一起,老师们自己走在一起。学生跟老师走在一起的时候不多,只跟着一个老师走的更没有。我充满敬意地跟在先生身边,表情庄严。这样的行为表明,我作为当时名义上班里推崇的文艺青年代表宣布自己一心只向儒学。同时,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看见了,自己的班主任和学校其他老师身边没有学生愿意跟着,也没有学生愿意一路听他们说话。我想这对当时其他老师内心的冲击是极为巨大的。我看到了他们当时内心复杂而沉重的表情,心想,我下个学期再开学之后肯定完蛋了。我的行为和表现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我感觉压力巨大,每走一步都像上战场、打擂台,但是我豁出去了。我知道道在此,我就这么跟下去了。我的行为也带动了周围一些其他同学,随着游学行程的展开,也有其他很多学生也逐渐跟着先生走。大家一边跟着走,一边听先生说话。这成为了一种仪式。人心开始变了,越来越多的同学注意到,开始跟着先生走,这个人流成为了主流。净慈寺,咸亨酒家,六和塔,于忠肃公祠,先生身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我清晰地记得,在于忠肃公祠的时候,先生走过一个门廊,一转身。我忽然发现,身后一大群人也跟着一转身,大家都准备听先生下面要讲的话。在先生的正对面,只有几个老师,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我当时给先生打着伞,站在先生身后,看到有些老师的表情,我知道了一切。

行程走到西湖边的时候,那天午后细雨绵绵,湖光山色一片朦胧。同学们大多都被西湖的美景吸引过去,我也看得痴迷。当时王兆珅在西泠印社门口叫了船家,招呼我一同上船去湖上游玩。我心里激动,也想上船游湖。忽然间,我看见在远处,先生一个人在白堤上行走,身影正在远去。我当机立断,不能让先生一个人独行。我立刻谢绝了王兆珅的美意,跑向先生,跟了过去。先生看我跑过来,很高兴,一边走一边跟我讲话。我撑着伞,一路听着。先生原话的大意是,我们需要传承道统的义勇兵。我当时心里就想跟先生说,先生我就是这么想的啊,我就想做这件事业。但是当时一直没有光明正大地说出口。我当时无数次地想,我应当当即给先生跪下,拜先生为师,跟先生一起做这件再造乾坤的事业。但是我始终没有表现出来。我只是在马先生的故居遗像前也行了大礼,我心里想,马先生是先生的太先生。我认拜马先生,表明自己当时归入儒学的心志。虽然我自己拜马先生无数次,我也把那次的一拜算入自己决心向道的标志,但是我一直没有拜过我的先生。八年已经过去了,我真是一个不忠不孝之徒。我不配做一个真正的儒生。我自己把我这个不肖之徒的事情真真实实地记下来,希望所有人都看到,引以为戒。

那一个午后,烟雨蒙蒙,好似仙境,我跟先生独自走在白堤上。我内心沉重,我感觉我一下子被压深沉了。因为我明白了儒家现在到底境遇如何,但是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是义无反顾,就像先生当时在阳明夫子祭文中写的那样,“尽未来际,色正芒寒”。

这次江南之行的另一件大事是去拜谒阳明夫子。游学的第一天晚上,先生办讲座,为全体师生讲了江南之魂阳明夫子。我跟王兆珅这时便开始准备购置鲜花、玄酒以方便之后到阳明夫子墓前祭祀。我们把这个想法上报了于鸿雁主任,于老师认为这个想法不错。不如借机把这个由我们私人发起的祭祀活动办成一个全体参与的仪式。这个仪式变成行政安排之后,果然有些老师不快。先生当时亲自撰写祭文。我当时读了祭文,极为震撼感动。当时祭祀之前,先生跟我和王兆珅说,今年是阳明夫子诞辰四百八十周年,祭祀我来办。等到五百周年的时候,要由你们来办。我当时设想二十年后,在阳明夫子墓前应该是一支壮观的儒者队伍。因为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当时在祭祀后行了大礼,个别老师当时非常愤怒,表现出对先生一些无礼的言辞。先生没有做任何不尊重这些人的事情,我们这些学生只是私自在墓前行了礼,做了一个人生而为人该做的事情,并没有任何错。但是,有人就是不高兴。“不容而后见君子”,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当时儒者是不能容下的。

游学过后的第二个学期,先生继续在国学社讲课,这回我们班和其他班级闻讯而来的学友一下子多了很多。先生在这学期也开了论语选修课,有二十个学生报名,大家很热情。先生这学期在讲解经典的同时也开始为我们大家讲关于工夫的内容。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快乐的学期,我经常可以跟先生见面,不仅是课上还是课下。来听先生课的同学也越来越多。在论语课上,我和王兆珅每节课前主动为先生买两瓶水放在讲台上,略表我们的敬意。我开始为上学期听先生讲“国学概论”没有录音感到遗憾,一个是我听完之后才发现没有机会再次温习;另外,我发现这学期听先生上课需全神贯注,似乎顾不上做笔记。我觉得不妨把先生上课的内容都用摄像机录下来,待课后再慢慢整理笔记。于是,这学期的课程我开始第一次自发系统地录先生的讲课,这也是“论语十三讲”这套录音和录像的由来。那个时候,我也开始在琢磨如何能让先生的声音在校园里传得更广,我开始主动为其他同学推荐先生的课和国学社活动。当时我自己并没有自信能把儒学说清楚,能让更多的同学来听先生讲课是我认为我当时最好把握和努力的一件事。

因为在江南游学时毫不掩饰地表露身份,我在新学期的课堂上更加显明地表露我自己的立场。我没有过任何迎合,表现为更多时候的默不作声。我知道并感觉到老师和同学对我的看法跟之前很不一样了。我在我的所有课桌和笔记本上贴上了三寸来大“儒者”两个字的纸条。我每天坚持和王兆珅一起晨读,练习读经法,在这条路上“一意孤行”下去。我当时以为所有的人如果真正了解历史的真相和儒学的高度,没有人会拒绝儒学、不接受儒学。同时,我也认为,应该把儒学还给每一个人,让大家能享受到真正的尊严和自由。那个时候我比较正式和认真地开始思考怎么给同龄人传播儒学,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同学们都很单纯、很可爱,有些人我抓住了机会告诉了他们,有些人没有。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我本应该做得更好。现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我还经常想起他们当年可爱的样子,这也一直激励着我面向未来,寻找更好传播儒学的方式。

那个学期有一幕我记得很清晰,是在学校教学楼门前松树下的长椅上,一天放学之后先生坐在那跟我说话,我现在只记得内容很重要,但是已经想不起内容。当时下班、下学的老师和学生在我身边经过,我觉得我跟他们好像两个世界的人。这个学期结束了,高三到来了,这是2009年的秋天。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家里也因此着急,我心里的压力很大。一方面,我希望能够学习成绩优异,考一所好的大学,这样无疑会让儒学的事业在之后发展得更加顺利。但是我面对语文、政治、历史那些考试大纲实在看不下去,觉得实在是浪费生命。自己正是想如饥似渴学习儒学做工夫的时候,却不得不要全身心地投入这样的复习生活,真是每复习一秒钟都觉得煎熬。另一方面,因为我学习不好,大概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来这样一个印象,学儒学的人学习一团糟。我多么想我是一个学习出色的人啊,这样我就可以宣传儒学的时候说我学习好是因为学儒学了。暑假末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先生发短信给我问我要不要参加他在北京举办的面授,讲威仪论。我收到短信好开心,又很难过,我是多么想去啊。当时我给先生发邮件说明我当时学习儒学的感受,先生回信给我,说我的状态很喜人。但是我无法继续花很多精力在儒学身上了,我进入了令我非常痛苦的高三生活。

我刚上高三的时候成绩不好,长期在全班倒数后十名。我感觉来到学校各种的压力。个别课的老师不是完全投入地进行高考复习,而是利用其特有的时间向全班同学说明自己的观点,而那套理论,我觉得就是在刻意消解儒学对班里学生的影响力。我感到极为伤心和痛苦,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死不悔改”了。而因为我这种“死不悔改”给个别人带来的冲击,使得其对全班同学进行这种有害青年人身心的思想宣传。每一天上学都像是一场搏杀,儒学把我保护得像一只穿山甲,刀枪不入,同时还杀伤力极强。

我为了给自己鼓劲,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我把孟子养气章打印了出来,用胶带粘在了自己的课桌上,时时为自己打气。我还在课桌上除了“儒者”之外,贴了一系列为自己加油的话。十月初的时候,我特别选了马先生和钱先生的一张照片洗出来,装好框,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勉励自己,不要辜负两位先生的寄托,把儒学肩负下去。

同时,我也在构思如何把儒学真正地传下去。我利用一些课间和放学后的时间,不断地找机会送我认为对儒学有善意的同学一些礼物,多为钱先生的书。我当时买了两箱钱先生的书放在班里的储藏柜里面,把那些同学的生日认真记好,不断地送书、联络他们。希望他们在高考之后,可以一同来学习国学。此外,我也注意到高二和高一同学其中对儒学感兴趣的学生,也送书给他们,和他们联络。一方面鼓励他们多参加国学社和先生的选修课,一方面向他们介绍儒学。高三开学前,因为受益于自己之前上选修课的经历,我组织当时我们班数位同学一起在新高一各班定点宣传先生的国学社和选修课,以至于那一届上选修课的人一下子有三十多个。我不断勉励自己,努力再努力,“多做一事,就是为天地间多留一颗种子”。真正理解我的同学没有,让我觉得很冰冷和孤独。我每天放学回家,先听一会儿之前先生论语课的录音,让我在其中获得滋养和勇气。我觉得自己的心事只有苍天可鉴。我又觉得自己为自己骄傲,因为我是因为儒学这么做,我觉得历代圣贤和列祖列宗都在支持我。我时而偷偷去听先生的一些讲座,让我自己能找到生命中新鲜的活力。也几次去单独找先生沟通,向先生寻求帮助。那时去见先生的场景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学校其他教师办公室在先生的办公室和我的教室中间。我带好考试用书,假装去找其他考试科目老师问问题,然后谨慎机警地观察周围是否有人看见,趁没人发现,一下子溜进先生的办公室。之所以这样,我是怕被任课老师发现以此跟我家长说我上高三不务正业,国学耽误学生学习。这样让先生和我无端受到压力。另一方面,是不想让这些老师看见,心生妒忌,在课堂上借机发挥。在十一月底的一次跟先生的见面中,我和王兆珅偷偷再次溜进先生的办公室。先生当时说:“既然我们明白了儒学,就要这样去做,这是理所应当的。明白的人都不去做还行么!”先生也要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当时的这个场景,中国人学习自己老祖宗的东西居然不能光明正大,还要掩饰。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耻辱。后来,我又去单独见过先生一次。我跟先生说,我希望我的一生和儒学紧紧联系在一起,请先生从儒学未来事业的角度帮我选一个专业。先生选了法律。我心里感到非常的幸福,我感觉我的人生不能再和儒学分离了。所有的一切都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高三期间,先生还教了我一些工夫,其中除了每天的“读经”,还有“呆法”“行不顾影”“内断疑悔外绝牵制”“全神贯注”“诚”。这些工夫,我都用上了,在每天的生活中让我越来越顺畅和从容地解决好高三的学业。其中一次先生给我的回信,让我尤其受用。我当时就把自己电脑的桌面背景,换成了“诚者,天之道也”这几个大字。下面是书信原件(括号内为先生批语):

 

老师:

放假后总体上状态比起上学时有了不少好转,但还是有所起伏。通常感觉状态不好的时候,便去读经或看书,好转后便继续做事(理应如此)。遇到困难,现在通常先把自我的意识放下,再做事,感觉效果比以前好了不少。(记住这一点)现在越发的体会到需时时关注状态,头脑中不能存自己的私心私念,否则无论是做功夫还是生活都会障碍重重。(历代圣贤也都是如此做功夫)目前的问题主要还是受自身习气影响较大,常常会犯错,我也提醒自己不要“在意”,要很快克服。有时做事还是会太急躁,把握不好效率和心态闲的关系,便容易急躁起来,所以现在我自己所幸告诉自己(要经常这样告诉自己)慢慢来,不知这样处理是否恰当?(这样很好)

一直以来也在校园中对“统一战线”有所关注,有一小部分的高三同学表示高考后希望对儒学有系统化的了解,我也和他们保持着不错的交往和联系。兆珅和我一直担心在高一、高二同学中没有人能挺身而出,等到我们毕业后将少人为此忙碌(你和兆珅的担心不无道理)。学校中有的老师爱以私智小惠好为人师,气量狭小且爱煽动,我们担心他们会更加戒备老师(井水常犯河水,真是莫名其妙),而使国学发展在学校受到更多阻碍(乌云蔽日?)。学生虽天资不高(参也鲁),但日常中发现,只要有人能真心担荷,有所实践,风气会因一、两人而改变(卓哉斯言)。兆珅和我还有张博骁、张恩博等时常在班中谈论交流,班中风气也因此变化,有人因此希望高考后能向老师系统求学,有人因此给予国学必要的敬意与尊重(成绩已经不俗)。当下在高三对国学还保有一份温情的人基本都是心地较纯至的人,可能有一部分人对国学的了解并不完全深入,不过我想在高考后做些努力,情况可能会很乐观。想到现在高一、高二的情况,心中不免有些痛苦。每日清晨的读经已经进行一年多了,在这所有日子中,还没有过一次中断(不容易)。当时这个活动就是以国学社名义发起的,希望能让大家看到国学的生命力,不过似乎当下了解的不少,知道是国学社所为不多。您觉得应该为此作一宣传么?(要把这番经历告诉他们)

以上都是学生近几日所想。

 

昊坤叩首


昊坤:

天下惟至诚可以昭日月、贯金石,独修如此,与人交亦如此。历代圣贤无他,惟此心耿耿不灭耳。

2010 - 1 - 30  22:30


高三的第二个学期很快开始了。在这其中先生因为我的学习和升学花了很多心血。高考之后我才知道,我是唯一一个先生破例因为学习的原因打电话给年级主任和班主任询问情况的学生。先生也特别单独在我考前报志愿之时跟我父母见面,让我父母对我未来的发展有信心,帮助我报志愿。后来,在高考结束之后,因为我报志愿的失误,先生又再次帮我联系学校的老师。2010年的上半年很快就过去了,高考也很快结束了。走出考场的那一霎,我感觉欣喜无比,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学习儒学了!一考完试我就给先生发了短信,报告情况。先生让我先好好休息,等他消息。

在那个暑假里面,我多次去见先生,有时候是我一个人去,有时候先生也让我叫上其他的学友一起去。我一个人去的时候,先生给我讲工夫,也带着我规划工作室未来的工作。那时候我第一次开始接触怎么做事,先生让我设想四中国学社发展的一些规划和一些制度。我当时也很想把四中的事情重新梳理清晰,让儒学能继续扩大影响。有其他学友在场的几次面授,有几次内容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晰。首当其冲是不要早恋,因为谈恋爱耽误工夫。先生说,十年之内不要着急谈,除非有特别合适的。我当时听得信誓旦旦。先生每次也都根据大家各自的特点针对每个人讲工夫,都是建议式的,很轻松,没有对大家提出过要求。任何人愿意来听先生说,先生都会讲,而且先生每次都请大家吃饭。我记得当时先生就询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且有能力参与礼仪剧。但是当时大家刚刚高三毕业,能力还都比较有限,这个事情直到三年之后才真正成型。

我那个暑假考完高考的第二天其实就已经动笔现在这篇文章了,当时屡次动笔,屡次写不下去,没想到一拖到了现在,中间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我都忘了。我本该更清楚地把这些事情交代好的,这点我做得不好,也希望诸位读者引以为戒。

那个暑假除了面授,我主要学习的内容是静远堂上的文章和帖子。先生当时告诉我静远堂,我如获至宝。每天没事的时候就一篇篇地浏览帖子内容,一个暑假大概把所有文章看了两、三遍。看了之后我感觉功力大增。当时最打动我的是先生讲“入道如箭”“提婆投针”的那篇文章,我看完觉得自己不能完全投下去。我当即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如箭”,来勉励自己。除了静远堂的帖子之外,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先生发给了我“中华人文精神简史”的录音。我拿到之后开心坏了,这正是我以前一直想要但是没有录的“国学概论”这门课的内容。我一边自己听,享受先生讲的内容,一边觉得自己获得了传播儒学的利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感觉我给别的同学讲不了儒学,因为入门的东西我不会讲。一个是形而上,一个是历史。我当时就想,我要是有“国学概论”这门课的录音就好了,我把这个内容分享给其他同学,我想没有人听了之后不会震撼的,没有人听了之后不对儒学心生向往。现在我有了这份资料,正好可以大干一番事业。我刚开始听录音的时候,第一天听了三、四个小时,但是当我听到党锢列传之时,我感觉停不下来了,于是我在一天之内,从天师与佛陀一直听完到明末绝响。我听明末绝响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我一个人躺在我的床上嚎哭。绝响,没有,就是真的没了,再也回不去了。居然是这样!当我听到大结局的时候,已经是过了凌晨,那天正好是8月30日,先生讲钱先生,也是钱先生的忌辰。我当时心中对钱先生的感情难以言表,万分思念。我发短信跟先生说,先生说我可以写一篇文章纪念一下钱先生。我于是动笔写了一些话。我当时收到这份录音之后,把它也分享给了身边其他的一些学友。但是我发现其他人并没有我这样的热情,大家很多人拿到之后都没怎么听。

高考之后的假期,我也在开始思考如何在高中和大学中传播儒学。我首先考虑的还是高中时期上过先生选修课的同学们。王兆珅、张恩博我觉得是除我之外对先生讲学最认同的人。张文虚、杨柳青青、楼悦晨、陶一鸣似乎对此也都很有好感。那个暑假,我先后跟王兆珅、张恩博、杨柳青青出去玩了几次。我感觉我跟他们始终内心有隔阂。其中的大概在于,他们对于儒学了解的并不多,所以对先生没有我那么深层次的认同,更没有特别把儒学当成自己的使命,觉得是当下应该去践行和努力的。所以我当时打算做一些推广儒学的努力,也没有跟他们商量过,我感觉大家都在享受假期的快乐之中,没有太多心思在这个问题上。说了,让大家觉得奇怪和心里不舒服,不提也罢。另外,我和大家对于高中的经历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我心里最痛苦、压抑的时候,可能大多数同学都觉得那是他们永远希望回忆的浪漫青春。我也怀念我十五岁到十八岁的青春时光,但是这怎么也和北京四中那四个字联系不起来。我一直到上大学头三年里,逢做恶梦,必是回到了高中的时候。高中的生活和记忆成了我内心最痛苦的一个角落。当大家都在回忆高中的美好的时候,我感觉对我来说,就是又一次在揭我过去的伤痛。我也想说,在一个曾经那样对待形而上的地方,一个学生真正有青春吗?那如果也有的话,那真得值得一提么。一个没有精神自由的地方。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一度觉得四中就像罗马和耶路撒冷,永远的伤痛和永远的荣耀并存的地方。让历史来审判这里吧!中华人文精神会对此有一个终极的评价的。高考结束了,我自己可以自由地学习儒学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孤独。

上大学之后,先生经常带我去书店,告诉我该怎么买书、看什么书、怎么做读书笔记、专业课哪些应该怎么学。我却几乎都没有好好做。那时先生已经到国学中心工作,已经开始非常繁忙,但是每周还坚持去四中讲国学社的课。我那个时候每周也陪先生一起去。一次活动完之后,我跟先生从校园出来,先生跟我说,(大意)“儒学就有我们两个人做也很好。北京大学这么多年也只有一个牟宗三,不是每年都有。”我能感受到先生对我的殷殷期望。还有一次,我问先生,我的天分如何。先生说,你的天分不差,但是需要勇。我说,我感觉我没有勇怎么办。先生说,儒门这么大的事业在,压在你身上难道没勇吗!丰臣秀吉养马尚且如此,难道学儒学都不能像丰臣秀吉一样?!我听了之后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心里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知道自己该那么做,又做不出来。我当晚心里沉重了几个小时,我自己又把这个压力卸掉了。我后来少有用丰臣秀吉养马这个劲头要求过自己。也是一次国学社活动之后,先生告诉我要做好录音的保存工作。可能我本人对此天生谨慎,从此我开始整理和归档先生的讲课内容。又有一次,我跟先生从四中打车回家,先生问我有没有谈恋爱。我说没有,也没有人追求我。我跟先生说,有同学说我像一个传道士,好像不会谈恋爱一样,所以好像从高中开始就少有人对我表达爱慕。先生听了笑。我当时深深地记得先生在我刚高考完时嘱咐我不要早恋。我自信我不会跌入这个漩涡。现在我回忆起来那个场景依旧清晰。

当时除了国学社,先生每周末还在东四九条讲论语。先生当时在那里为中国戏曲学院的朋友们讲,叫我们这些大学生也去听。我每周负责通知我在北京的学友们。先生在东四九条,讲论语一讲讲了两年,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我后来有幸从刘小军老师手里拿到了他们保存的先生讲论语的部分录音。刘老师大概录了从雍也第六开始的内容,而先生当时在四中讲论语选修课的时候正好讲完雍也第六。这样我把这两批录音合在一起,大概就有了全本的论语录音。这个是在中华人文精神简史之后学堂第二份完整的学习材料。当时我认为先生在周末讲论语,对于初学者来说简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我也努力宣传,推荐大家都来。不过也总有很多同学经常以各种理由不参加,我心里为他们不禁感到有些遗憾,大家也许不知道在这个时代能够有机会这样学习儒学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因为当时有了中华人文精神简史的学习材料,我按照先生的指示,也在网络上开始组织大家进行每周规律的学习。我们最开始使用UC平台,后来也用过QQ,组织起来孔阳国学读经会,让大家每周一起交流学习简史的感受。这也是读经会的最初形态。网上的交流大家参与的并不是非常积极,我也经常去北大校园找很多学友聊天,跟大家谈儒学,希望大家都能结成一个共修团队,一起学习。一些学友在我的反复“说服”下不断加入进来。同时我也在网上跟一些非北京的同学继续联系,不断寻找跟他们宣传儒学的机会。

我上大学之后,先生让我每周发一次自己的周记。我当时就想,这不是自己高中开始就一直期待的“一对一”指导我学习的机会吗?我一定要认真完成。但是自己大概做了数周之后就不了了之了,没有再继续给先生发,也没有给先生一个交代。是我自己没有认真学儒学啊。

也是这个期间,有一次,我与张恩博跟先生一起吃饭。饭后,先生说我们应该去找更多可以一起做事的青年人。我问先生,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人呢?先生说,要有责任感,做事能力强的人。我跟先生说,我一直关注一个女孩,我觉得很符合您说的有责任感且做事能力强。先生说(大意),可以继续关注。跟人打交道要注意礼。

到了2011年,先生提出要我们周末的交流活动规范起来,也给我们规定了交流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交流每周工夫感受,国史新论的一篇文章,以及静远堂上的文章。先生更嘱咐我们一定要做好交流记录。我当时以静远堂周六活动为样本照搬,在UC上也购买了一个专门的交流房间,制定好相应的交流制度和记录制度。那时每周六晚上九点开始交流,通常十二点之前结束。当时先生工作已经很忙,有几次时间虽然很晚了先生还抽空来勉励我们。3月19日那天活动时,已经过了晚上十一点多,先生来到我们的房间,为大家讲“孤独大勇”:

 

“你们一个人,就要带动一片人,要有这个魄力。”
“大事往往不期而至,我们总是仓促上阵。永远都不会完全准备好。”
“舍道,恐堕为巧智,私勇。最后一定不敌人家,落荒而逃,为天下笑。”
“这代人如果做不好,估计下一代就很难做了。我们是开路者,你打不开局面,后人怎么跟进呢?可能就心灰意冷了。”
“以前儒者常说,孤独大勇,现在有点感触了。大概这个大勇也是孤独逼出来的。绝地求生,只能靠我们自己。不可自己限制脚步。”
“无论迟速,生死以之!”
“求仁得仁,足矣。”
“珍惜少年有用身,一副身躯,天地生成,何其自豪,不可辜负此意。要鼓起勇气,入道如箭。”
“时光宝贵,蹉跎不得。一旦疏忽,怕永无机会了。切记!”
“一旦有所感悟,一定鼓荡精神,一日千里,方不辜负自己!”
“扪心自问:我是何人,闻此道理,敢不奋迅刚毅?”
“闻此道理者,概万不一遇,我们都要奋勉自励。”
“你们大家都要在这个层面相互提醒,彼此珍惜。求道途中的学友,比什么都珍贵。将来你们的成就,可能就是身边这些学友提示的结果。岂可等闲视之。有一知己,不枉此生。何况众友济济,何幸如之!但如果就此当面错过,日后那种痛,痛如锥心。”
“应凛然知惧。要懂得害怕。”
“我最近忙,你们不要松懈。不要贻我之忧。”
“诵经不可废。讨论经义,要提起敬意。否则,不会有实在受用。都耍嘴皮子,空过了。要常体察内心,有工夫才算数。”


我后来把其中一些话做成了书签,送给了当时一起学习的每位学友。现在快六年过去了,面对先生当时对我提出的这些要求,远远不能做到无愧。

这个学期,先生依旧坚持去四中讲国学社。偶尔先生时间不方便的时候,我就去四中组织讨论。先生在那个学期的国学社讲了很多重要的内容:“清明在躬”“礼门”“忠诚”这些重要的面授内容都是在国学社讲的。因为当时高中生来活动的人数有限,先生讲这些内容,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些上大学的学友。

我一面组织好网络上每周的学习,每周基本固定一次去北大和那里的学友进行联络。当时大家学业都不是很忙,在一起共同切磋,一个个都志气昂扬。大家在一起相处,也都非常开心。

大一的暑假,先生打算在北京办静远堂第三次的面授。面授前一个礼拜,先生把我叫过去,交代我做好会务工作。这是我第一次全权负责先生交给我的一件事,头一次为先生办这样的事情,我很兴奋也很投入。先生也嘱咐我通知所有青年学友,并且叫我尊重大家个人意愿。先生这么说,大概是因为我一向过于热心让每个学友都来,不要因为我个人的意愿,影响了大家各自的自愿性。先生当时工作很忙,一边工作还需要一边备课。先生在面授那几天经常是下班之后打车从城里很远过来,到了之后开始面授,还需要跟提供场地的四海书院简单应酬。参加面授的老学友都是从外地远道专程来听先生讲课,先生的休息时间基本都用来跟学友们交流。晚上的时候,讲完课很晚,先生再坐车回家。我当时也帮不上先生忙,就想尽心把会务工作做好,不要让先生在这件事分心就好。

我当时对面授是万分期待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其他跟着先生学的学友们。我当时非常期待见到一个成熟、学习多年、工夫深入的学友团队。我多么希望也能享受一下被团队“夹持”的幸福。但是实际跟我的理想相比有一些差距,我开始认识到,在整个的团体中,我有个责任,尤其是面授之后,读经会跟静远堂在UC合并活动,我想,我一定把这个周六的学堂经营好,不让先生担忧。我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负责主持周六的学堂活动,这个工作让我在其中收获良多。我身为主持人,每周活动要第一个发言。这样的一个安排逼得我在周六学堂开始之前不得不打起精神来,提起自己的状态。我有时一整个礼拜的状态都很低迷,但是因为自己周六有这样一份责任,得为学友们做一个表率,所以反而帮助自己把状态调整起来。

面授的时候,青年学友们一起学习了“忠义江南”,大家听了之后都深受感动。我听了之后,感到来参加的学友们都因面授更进一步,但是也想到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的学友们别因此落下,留下遗憾。在面授之后的秋天,我自己把面授的录音整理好,又组织没有参加面授的学友们学习了一次录音,让大家的进度持平。

2012年春天的时候,先生一次勉励我说“我们现在多努力一分,以后儒家就多一分空间。”我听了之后,觉得自己的付出还远远不够。把这句话记下来,贴在了桌面上,经常拿来勉励自己。先生当时也告诉我,要注意不要“师心自用”。我当时听了心里一激灵,然后自己仔细一想,发现自己果然有这个毛病,常在此犯错。

在2012年年初的时候,我自己反思,认为自己在上大学之后虽然也在不断做传播儒学的工作,但是基本还都是靠着高中建立的交往圈,没有真正跟大学同学深入交流过儒学。这时正好有大学同学主动联系我,向我询问儒学的问题,我便借机开始在大学里面办起了雅集,作为交流儒学的平台。刚开始我只是和三、四个同学在人大交流,后来因为刘雪霏在北大经营一个咖啡馆,能提供免费的场地,于是我们就把场地改在了北京大学。每周聚在一起的学友有十个人左右,其中有一些没有接触过儒学的大学同学,也有学堂的一些学友,大家每周定好主题,一起交流,我主要负责组织和主持工作。雅集的活动从2012年的春天一直活动到了年底。后来因为2013年春天启动礼仪剧的工作而停止。

2012年的暑假先生再次在繁忙的工作中抽空为学友们办了第四次静远堂暑期面授。我再次负责会务工作。王兆珅、张恩博、杨柳青青还有张为也都参与到会务工作中来。先生在面授最后一天的晚上,还勉强着用几乎说不出来话的声音给每个学友念批语。先生答到我的作业的时候,说到:“昊坤,要止于不止,不要停下来。”我后来才知道自己在当时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心中一直有着重重的影子,先生告诉我止于不止,大概就是勉励我赶快超越出去,继续前进。

这次面授最后一天的晚上,青年学友们聚在一个房间里商量之后在四中的工作。先生在国学中心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了,我提出来为先生分忧,让青年学友承担起组织国学社的工作。这样先生就不用每周跑四中讲课了。先生让我们尝试制定计划,来做一做,锻炼一下。我听了之后很兴奋,开始构思、组织工作。

面授结束之后,从山东回北京的路上,我和王兆珅、张恩博、杨柳青青还有刘雪霏一起坐在一个火车的包厢里面。我问大家有没有意愿一起为儒家做事,承担这个责任,大家都表示认同。我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了真诚,心里非常感动。我也记得刘雪霏当时在火车上说,能和大家在这个年纪一同做这样一个事业,真是最值得的青春。当时大家都是真诚的,也都跃跃欲试。但是在后来的工作中,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也在一次次这样的经历中逐渐认识到,先生说的真是这样,大多数时候表态是不太管用的。事上才见工夫,工夫不断才是硬道理。当然,也许很多时候,总需要重温自己的志向和誓言。

回到北京,我开始根据先生教我的做事原则安排、设计新学期的活动方案和工作流程。起初工作室只负责了高中国学社的活动,后来随着学期的推进,工作室又接手了初中部的读经、国学社和游学活动。在这些事情中,工作室逐渐形成了一个核心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的形成,也为13年年初开展礼仪剧工作做好了一些准备。

当时十月下旬一天,我照常去四中组织国学社活动。到了四中之后,先生通知我要去于老师办公室取工作室的经费。到了四中,给于老师打电话,于老师要我活动之后来办公楼二楼的语文办公室来取。我当时听到于老师这么说,就只好答应了。其实我是非常不想去语文组的,因为高中时候语文课和语文老师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在我心中一直没有真正退散,因此,自毕业之后,我也再没去过语文组,也尽量躲着那个地方。但这次是为工作室取经费,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当时到了语文组,我一推门,就看见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坐在离门最近的那个办公桌在办公,我一看到他,心里就难受了一下,之前期待的他不在的情况没有出现。他一见我,看到我一愣,然后就热情地跟我打了个招呼,大约说的就是:“你怎么来了!”我当时就回了一句,“老师好。”就去找于老师办事了。

取经费的事情很快就办好了,我正要准备离开语文组。当时我看见他趴在桌子上办公,上半身离桌子很近紧紧地伏案办公,头不抬一下。我探身看了他一下,他没有动,依旧在那里办公。当时的情况我本可以简简单单地走掉,不说一句话,但当时我也不知怎样的有“礼”了一回,我就主动过去,先叫了他一下,然后说:“老师您再见!”他见我说话,也答了一句,我便走了。

当时我走出语文办公室的时候,感觉无比轻松。是一种又主动、又洒脱的感觉。不知怎的,突然想到那句:“小人而知礼,则志不摄。”其实在我心里,面对之前高中的老师,总是有着那一种不知名的害怕。之前我也觉得自己害怕得很奇怪,但是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没想到这次有“礼”了一下,居然让自己得以一瞬间如此轻松,感觉自己好像占据了主动权,也好像这么长时间心中的一块阴霾突然化去。而且我感到那么有尊严,那么得体。没想到,原来礼有这般的力量!我当天赶紧把这个感受告诉了先生,先生告诉我把这个感受记下来。

2012年下半年在忙碌中很快过去了。到了2013年年初的时候,先生召集学友们一起来先生家过年。师友一堂,大家一起做饭、包饺子,其乐融融。那天吃完饭之后,先生为大家面授,讲了很多内容。我当时听了觉得非常重要,一时消化不了。觉得应该把这些话整理成文本,这样方便大家的交流和学习。我开始尝试组织学友们一起整理先生的录音,然后进行编辑。王舒墨经常跟我一同来做,对文本整理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并根据内容分段、编排目录。这也就是后来学堂文字整理组“启予者商”的雏形。

有了好的文本之后,在2013年的上半年开始,我提议青年学友们自发来一起温习先生的面授内容。我们刚开始是在QQ上,后来又转移到微信上,构建起了一个平日时时交流工夫、共同切磋的网络平台。在交流的过程中,也逐步形成了“如是”“我闻”的发言格式。带动大家的工夫交流,这是我当时做的最开心也最骄傲的一件事。

2013年上半年的主题是礼仪剧(关于礼仪剧的始末详见其他文章,在此不重复叙述),先生这时经常给我们面授。我一边体会做事,一边听先生讲工夫。对于自己的身份,也开始清晰地认识起来。4月份的一天,我自己在日记里写:

 

先生之前讲,“一句话,这件事情我们得用心。拿出一个我们独立做事,为自己做事(的态度)”。

其实这么长时间,自己也做过一点儿事。但似乎从来没有把做事真正当作为自己做,把自己完全真正放入这个角色。所以似乎很多事情就没有那么感同身受,显得局外且冷淡。自然担当的就少。

很多时候觉得是为先生做事,是为学堂做事。虽然没有特意这么想,但觉得自己像是额外地付出,做一点,算是自己做的一点功劳(真是为自己做事,就不会觉得做了哪些事是功劳了)。

这样其实就是自己没有把自己当做门内之人,所以自然也就没有把门内的事当做自己的事,还哪里说得上为自己做事。自己这时才发现,自己没有真正地认儒门这个家门。想到这,突然觉得自己这么久显得冷漠、势利很多。我须真正认这个家,才做得了克家子,否则怎么可能呢?

突然觉得自己真正头一次这么清晰地找到自己的身份。自己第一次意识到要来认这个家门,而且必须认。我意识到这点的时候正好中午在外面办事,便突然起意要去孔庙拜祭夫子,自己觉得认家门须是一定要有这么一个“礼”,光内心认一下,太轻太糊弄了。没有想太多,就来到了孔庙大成殿,三稽首。


在六月初,高考结束之后,因为注意到工作室后续团队人源不足的问题,我觉得不能只依赖国学社为工作室输送人才,况且两年来情况很不理想。我想,我们应该主动出击,在高考之后,学生们上大学之前就开始组织新大一学生学习儒学,培养工作室的后备团队。当时,我跟王兆珅、田九七一起商量、策划,由田九七主要负责执行,举办了工作室第一期暑期班活动。在暑期忙碌礼仪剧的间歇,把工作室的香火续上。

八月份的时候,为了让学友们更好地做工夫,我想到也许可以在学堂中制定一个统一学习制度和平台。于是就有了第一届静远堂共修大会。我跟学友们汇报了我的想法和计划,大家都表示认同。在这之后,学堂逐渐完善成以云端为平台,如是我闻、周六交流、学堂日记为主要内容的共修制度。从此之后,每年夏天开会一次,学友们反馈各自的经验,大家一起调整学习制度和内容。

在2013年进行礼仪剧的工作时,我觉得在自己这三年的儒学学习中,对于学堂团队的发展有很多不足和遗憾。我觉得应该把这些经验和教训告诉我的下一届,让他们少走弯路,这样工作室才能更好地发展。看到未来的学友,能够在成长中避免自己的错误,更健康地成长,也是自己无比快乐的一件事。于是,我开始着手想办法帮助新一批核心团队进行组建。在这当中,我常回想起我刚开始接触儒学的时候,先生怎么一点一滴地带我。先生的位置是我替代不了的,但是时时去体会先生的用心,也努力用这样一颗心待新学友。看到新的团队成长起来确实是一件非常开心、幸福的事,因为这不是单单地发展组织。儒学的核心就是一颗仁爱之心,新的团队在发展,就是更多的青年人不断走进并在仁爱之中获得滋养,这哪里只是发展壮大组织可以相比的呢?2014年当我得知先生生病的时候,我更加意识到,不要让这件事贻先生之忧,要把工作室的工作顺利交接好。让先生在四中打下的这个阵地能够牢牢守住。这样我才既能对得起先生,又能对得起这些刚刚开始接触儒学的学友们。

2014年,先生生病,这件事让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一方面坚信先生不会有事,一方面觉得学堂的事情一定要带好。如果先生生病,大家共修就不上进了,这实在太可笑了,我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我更加紧密地联系各个学友,让学友们都尽量不要掉队。

2014年年底,到了最后一次国学社活动的时候,先生的身体恢复得比之前好一些了。先生跟我说要去四中看看大家的活动。我开车接先生去四中。在路上,我给先生讲我对“行不顾影”的感受。先生听了之后跟我说:“昊坤,终于有点入门了。”我心里乐开花,也忽然发现这已经是我学儒学的第七年了。

2015年、2016年我开始出国读书,我很清楚我出来读书的目的,这也是我自己对自我一向的期待。这两年,我觉得先生对我那么用心,我却没有那么用心对先生。先生、学堂、事业和学业,我发现我只能在工夫中找到自己真正的定位和方向。因为在工夫中,我感觉自己才真正走在迈向自己生命的路上,才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切。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先生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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