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明代基督徒的奋斗

2015/12/22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姓陈，名于阶，字号不详，大约出生在明朝万历年间，直隶松江府华亭县白沙乡（今属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人。有关他的历史记载相当稀少，第一手史料归总相加也不过几百字。陈于阶从未考取举人或者进士，所担任级别最高的官位只是从九品，也并无诗文著述流传后世，的确，在晚明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这样单薄的记载倒是与他的历史地位十分相称。

不过，有一件事确须注意，陈于阶在年轻时起便信仰了天主教——他的舅舅正是大名鼎鼎的内阁次辅、虔诚的天主教徒徐光启（教名保禄，Paulus）。

利玛窦与徐光启

就上海来说，不必等到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早在16世纪末的晚明，就已经开风气之先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刚考中进士不久的徐光启因父丧返乡丁忧，意大利籍传教士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随行。回到家乡上海后，徐光启便邀请郭居静为徐氏亲友二百余人施洗，陈于阶大概在此时便受洗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
17世纪上半叶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沉痛而光辉的时代。万历皇帝刚刚收到了利玛窦神父（Matteo Ricci）进献的《坤舆万国全图》，览毕之余大喜过望，下诏全国刊刻，还特许在宣武门建造教堂；利玛窦还同徐光启在南京译成了6卷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锐角」、「钝角」、「垂直」、「平行」、「三角形」、「正弦」、「余弦」、「几何」等数学概念从此沿用至今；隆庆年开放海禁之后，载满丝绸瓷器的商船络绎于途，远达欧美，全球三分之一的白银流入中国；北京的钦天监则编译介绍了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乃至同一时代伽利略的天文学著作，引入日心说编纂成了《钦定崇祯历书》……

在西风东渐、东西共融的同时，连年的自然灾害却令广袤的帝国猝不及防，民变的烽烟糜烂了西北和中原，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新兴政权则在数年之内席卷了辽河东西，朝堂之上、君臣相猜，朝堂之下、党争不歇……作为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我们的主人公陈于阶对这一切并无力改变，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发挥他精于西学的专长，或是在铸造兵器时帮忙校准矫正，或是在巩固城防时协助安设火炮，为他所钟爱的王朝贡献自己的所长。

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中所列的习题。该书翻译的钝角、锐角、垂直、平行、三角形、正弦、余弦等概念通行至今。本题为求三角形外接圆的作法

很快，历史的车轮就翻滚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一个被时人称作「天崩地解」的年份，一个应当被吾人牢记的年份——农历三月，李自成攻陷了北京，崇祯皇帝走上煤山，多尔衮又在收降吴三桂后不旋踵间击溃了闯军、成为了北京城的新主人，整个中国顿时陷入了空前的大乱之中。
不过，历史真相与大众认知的明亡于崇祯迥异的是，在1644年之后，面对北方的铁骑，生活在南中国的文武将吏与更多普通的士人百姓一起，形成了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抵抗，大陆上有组织的军事行动至近20年后的1663年方告一段落；而宗奉明朝衣冠正朔的郑氏祖孙三代据守台湾和福建沿海的金门等地，迟至1683年才以失败收场。

在这四十年里，我们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上涌现了无数志节之士，他们大多从未享有高官显爵，只是一介布衣甚或贩夫走卒，却用性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三百多年过去了，山河如故，而他们用颈血书就的史书与拼死保卫的精神生命，却很早就因为无意与更多有意的缘故而堙没于尘埃。我们应当记住他们。

《崇祯历书》集合了哥白尼、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天文学说，尝试糅合了日心说与地心说。而就在《历书》刊刻的同时，伽利略仍被宗教裁判所拘束，违心地否认了自己提出的日心说

言归正传，在1644年甲申之变发生之际，陪都南京的留守诸臣迅速拥立福王嗣位，是为弘光皇帝。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史可法则自请督师扬州，以屏障京畿并伺机北伐。面对国破君死、家园危殆的巨大变局，陈于阶坐不住了。没有出身功名的他，因其技术长才有“西学者陈博士”之雅望，被任命为兵部司务，负责训练史可法部的士兵使用西洋枪炮。半年之后，陈于阶奉调回京，任职于钦天监。又过了半年，扬州失守、史阁部殉国，弘光帝出奔芜湖，南京主事的文武大臣献城乞降，清军趁势渡过长江。
「风雨如晦，陵谷沧桑，国家已经到了地步，我身何以自处？」
陈于阶走进了聚宝门外的雨花台天主堂，紫金山麓太祖皇帝的孝陵峨然在望。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次祷告之后，他拿出了提早准备好的白绫，端正衣冠，面向东北方，就此结束了自己生命。
在陈于阶的家乡上海，抵抗仍在继续，强大的天主教势力更是中坚力量。嘉定三屠发生之时，上海县敬一堂的意大利籍神父潘国光（Frarcuis Brancati）动员教徒加入抗清义军，在史书上留下了「于是……西儒上海潘国光……竞起兵为恢复计」的记录。徐光启的子孙也毁家纾难、身先士卒，在嘉定、华亭、上海、太仓等多地举义，不少人亦因此殉难。

明末设计的“水雷”——水底龙王炮

而与史可法交相辉映的内阁首辅瞿式耜，是晚明大学者钱谦益的学生，也是一位教名多默（Thomas）的第二代天主教徒。在讨论火器枪炮等西洋器物之外，他的诗文中常常可见他面对「死」、「上帝」和「天」时发出的思索，亦有不少讲求天主教义理及与儒家相化的痕迹。永历三年（1650年），瞿式耜奉诏留守广西省会桂林，终因寡不敌众失守被俘。面对恭顺王孔有德威逼利诱的薙发劝降，瞿氏始终不为所动，四十余日内与一同被俘的总督张同敞诗酒唱和，不见惧色。临刑前作绝命诗称：

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

到了此时，想必他已经解开了生与死、耶与儒之间的疑问。

基督宗教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排斥吗？封闭愚昧的儒家思想怎么可能与西方传来的宗教共处呢？我们熟知的近代史上，晚清的大臣们不是指斥西方文化「邪说惑众」、器物都是「奇技淫巧」吗？怎么可能还主动地接引学习呢？

「因为农耕文明的本质特点，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儒家思想，历来就具有封闭与保守的特质，排斥歧见、唯我独尊，这是中国自秦以迄于清末两千多年毫无发展的内在根本因素，特别是近代面对西方势力的侵入，儒家思想非被彻底扬弃实不足以促成中国的现代化。」——对于上述问题，这是我们国人自幼年开始就十分熟悉并习以为常的答案。

不过，历史上的中国与儒家中的主流，似乎并非如此。

即以广为人诟病的「华夷之辨」来讲，作为阐扬于春秋大义的本门核心主张，儒家从未将区别华夷的原因归诸地理抑或是血统，更非用以来抵制外来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反之，《春秋》的经传注疏却留下了「中国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谓之夏」的判断，区分华夏与否的标准端视其衣冠文物的发达程度与礼义信仰的精神高度。易言之，对于域外传来的思想或器物，儒家向来采一包容的态度，而与地域或者血统并无关系。

翻开儒家经典，类似的论述比比皆是。孟子说，儒家的两大圣人中，大舜生于诸冯、卒于鸣条，是“东夷之人”，周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是「西夷之人」，但是他们「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绝不排斥「中国」以外的人士君临天下、行道斯土。宋儒心学大师陆子九渊说「东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

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是第一部包含美洲的中文地图，万历皇帝观摩后十分喜爱。该图将太平洋放置于地图中央的做法，也为今日亚太各国所效仿采纳

到了明代中后期，当「西海圣人」们真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时候，这样的思潮更是涌动不息，左都御史王廷相称「天下之国，何啻千百，天象之变，皆为中国之君谴告之，偏矣」。以中国只是天下各国之一来讥讽谶纬之说。瞿式耜的伯父瞿汝夔指着地图说「尝试按图论之，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并且论断「其人忠信明哲，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汩汩、寡廉鲜耻，虽近于比肩，戎狄也」，即华夷的界限不决地理的远近而决于道德的高卑。东林三领袖之一的邹元标说「门下二三兄弟，欲以天主学行中国，此其意良厚。仆尝窥其奥，与吾国圣人语不异」，认为天主教的义理与儒家思想被不相悖。

在历史课本上，魏源那一批人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若以晚明为界向前而观察的话，似乎很难确切地指出某一人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毕竟，直到此时，中国人从未闭上过张望世界的那一双眼睛。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官居一品的文武大臣甚至宗室皇亲，主动接洽传教士探讨天主教的精微，许多士大夫学习西来科技，以遂其经世济民的抱负，甚至转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徐光启等人在系统研习了解西方器物之精密与思想之深邃后，下定决心「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并且期待「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传教士在游历中国之后兴奋地向欧洲友人介绍说「中国人爽快地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地自承不如。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

细读晚明的历史，那时中国人表现出的精神高度与恢弘气度，每每令读者惊讶，甚至赧颜相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何以在短短一二百年里，从晚明传教士笔下「世界上最文明国家」国民的大气而优雅、谦逊而自信一变为马嘎尔尼眼中的肮脏、算计、丑陋及至清末的「东亚病夫」，以至今日的中国人回望三百年前常有不相信这是本国历史的感觉呢？

这，恐怕是今日每一位抱有兴复华夏梦想的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索、亦不得不解答的问题。

乙未年冬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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