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百九十一年

2016/01/01

崇祯皇帝手书「九思」，取自《论语·季氏》「君子有九思」。

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天，首先预祝各位读者在新的一年中清明康泰、日日能新。

其实，这样以耶稣诞辰之年为零点的公元纪年法，直到1949年起才成为中国（台湾地区除外）的法定纪年方式。

在此前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表达年份的通常方式就是皇帝年号，就像我们熟悉的贞观十八年、靖康二年。

今天，我们就谈一谈皇帝的年号。

试问：中国哪一个皇帝的年号使用时间最长？

回答康熙的朋友已经具备一定水准的历史知识。康熙皇帝八岁登基、六十九岁去世，在位61年，可谓空前绝后。如果您的答案是乾隆，想必您的历史知识丰富程度足以排入国人的前1%。乾隆皇帝在位60年，内禅成为太上皇之后3年去世，在内廷等许多场合，乾隆年号一直使用至乾隆六十四年。

以上就是这一问题的全部答案吗？不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实可以说，康熙或者乾隆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最长的皇帝年号，不过……

不过什么？康熙皇帝活了70岁，乾隆皇帝活了90岁，这才有可能在位60年以上啊，还有比他们更长寿的皇帝么，炎黄尧舜那些非信史时代的帝王不能算数啊……

空口无凭，请看下图，特别注意左下角落款使用的纪年：

韩国近代学者田愚（字子明，号良斋，1842—1928）在为前儒撰写墓碑碑文时，落款称「崇禎二百九十一年戊午十一月」（约为1918年12月3日至1919年1月1日）。见《竹川先生文集》卷7

什么？崇祯？是明朝的那个崇祯？

是的，你没有看错。这一篇碑文落款所书的时间是「崇祯二百九十一年戊午十一月」，换算成公历是1918年12月到1919年1月。

同一时间，以崇祯皇帝自缢为标志的明朝灭亡已经是275年前的事情，而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也过了7年多，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苏维埃联邦已经在俄国建立，几个月后的五四运动将席卷中国。

而就在此时，东方的朝鲜半岛（当时已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上却仍然有人使用崇祯年号纪年。

天方夜谭！这恐怕只是二三好事者的自娱自乐吧？

用崇祯年号来纪年并不单单囿于个别的学者，比如下图这一篇祭文，亦使用了「崇祯二百八十七年」（1906年）称呼：

朝鲜王朝晚期的大儒崔益铉（字赞谦，号勉庵，1834—1906）在1906年1月20日前往忠清道的鲁城阙里祠祭拜孔子，在祭文之始使用「崇禎二百八十七年」来表征时间。在祭文之中，崔益铉表达了对世衰道微、日本侵朝的强烈痛彻，同年，他以73岁高龄起兵抗日。见《勉庵先生文集》卷24

而这一篇祭文的作者并不是籍籍无名的乡里书生，而是朝鲜王朝晚期的士林领袖崔益铉。

崔益铉自幼年起便受到传统的理学训练，考取功名后官至议政府赞政（副丞相）。甲午战争后，朝鲜表面上从清朝「独立」，实际上却遭受日本逐步渗透，已经年过六旬的崔益铉上书朝鲜高宗痛陈时弊，多次被亲日的政府逮捕。直到1905年底，日本在日俄战争获胜后强迫韩国签订了《日韩议定书》，韩国丧失了自主权，沦为了日本驻军占领下的保护国。

次年，崔益铉以73岁高龄募兵起义，数次战败驻守日军，几乎光复全罗道的首府全州城，直到大军迫近之后，方因寡不敌众兵败被俘。在监禁之中，崔益铉拒绝了到傀儡政府就任高官，最终以绝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临死前留有绝命之诗称：

起瞻北斗拜琼楼，白首蛮衫愤涕流。
万死不贪秦富贵，一生长读鲁春秋。

据说，他的灵柩行经之处，「男女万余人皆呼号先生，哭声震地」。

几十年后，日本战败、朝鲜民族独立，北方的金家政权表彰崔益铉是「朝鲜人民抗日斗争的典范」，南方的大韩民国则授予他代表最高荣誉的建国勋章。那是后话。

不仅在文章之中使用崇祯年号，崔益铉在画像上也称自己生活的国家为「有明朝鲜国」，即「大明的朝鲜」。

使用崇祯年号或者自认是「大明朝鲜国」也不限于士大夫之间。比如下图所节选的官修史书《朝鲜王朝实录》，便是朝鲜国王在「崇祯七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亦即1644年甲申之变发生60周年之际，亲自在宫中设坛，率领文武百官祭祀崇祯皇帝。

朝鲜肃宗国王在崇祯七十七年（1704年）三月十九日，即甲申之变崇祯帝去世60周年之日，率领文武百官在王宫祭祀崇祯皇帝，并自称「朝鲜国王臣李焞敢昭告于大明毅宗烈皇帝」。

看到此处，想必读者都会萌生这样的困惑：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成百上千，论疆土的广大、论武功的强盛、论内政的修明还是论绯闻的流衍，崇祯皇帝绝非榜单上的佼佼者，或许有的还叨陪末座，而之后缔造大清盛世的康熙乾隆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都是远迈汉唐的圣君贤王，何以独独「崇祯」二字却在朝鲜延续了近三百多年的生命力？以至「虽下贱无书清国年号者」，进而有人在祭文中「欲书康熙，一门惊骇，谓之家贼」呢？

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先要从16世纪末一件对中国来说「微不足道」的小事谈起。

这一年是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岁次壬辰。当时的中国，除了朝野为了立储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之外，可谓是海晏河清、天下太平。

而东海另一端的日本，战国时代渐入尾声，一代雄主丰臣秀吉刚刚结束了百多年来的割据纷争，便挥师西渡，意攻降伏中国。

首当其冲的朝鲜王国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安逸之后，自然无力抵抗，旬月之间全国八道沦陷了七道半。朝鲜国王溃退到了鸭绿江畔，日夜翘首，眼巴巴地指望着大明的援军，正是「君臣逋亡，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

万历皇帝在许多事情上给后代留下的印象都是颟顸、昏庸、懦弱，不过至少这一次，在接到朝鲜的救急文书之后，万历皇帝乾纲独断，当即调配九边骁勇以及富于抗倭经验的浙军开赴朝鲜。经历了7年多的艰苦鏖战，中朝联军把战线从鸭绿江畔一步一步推回了对马海峡。最终，明朝以数万人的死伤及千万两白银的消耗帮助朝鲜光复了八道全境。

战争结束，朝鲜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因而得以保全，而明朝并未烦劳属国割让一亩一寸的土地或者支出一钱一两的军费。毕竟，万历皇帝在胜利后平倭诏书中所讲的「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才是真正的天朝气象。

抗倭援朝胜利，明军撤回国内，万历皇帝也回到中国的史书上继续做他的昏君。但在朝鲜，上国天子在社稷危亡之秋义无反顾地出手相助，已足以使他们感戴数百年。翻检朝鲜的史书，在嗣后的几个世纪里，「恩同再造」一词完全成为了万历皇帝的专属。

类似「神宗皇帝再造藩邦，生死骨肉之恩，寤寐不忘」、「我国家之有今日，莫非神宗皇帝罔极之恩」、「神宗皇帝再造土宇，东韩三千里含生之物，莫非帝德之所濡也」、「我神宗再造之功，深恩盛德，侔天无极」之类称颂堂而皇之出现在朝鲜的公私文书之上，即便今日中韩读者看了都会觉得瞠目结舌，却实实在在是朝鲜官民直到20世纪初年仍然普遍具有的一项「常识」罢了。

在明亡之后，朝鲜君臣感念万历皇帝的「再造之恩」，特别修建了大报坛等一系列建筑追怀万历皇帝和东征将士，并定期祭祀。吴晗曾经将《朝鲜王朝实录》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单独辑录成书，以朝鲜英祖四十三年（1765年，乾隆三十年）为例，当年朝鲜一共做了9件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其中祭祀明朝的太祖皇帝（洪武）、神宗皇帝（万历）和毅宗皇帝（崇祯）就占了4件，而其余5件中的2件亦与追念明朝有关，当时距离明亡已经超过120年。

几十年后，后金汗国崛起，迅速吞噬了大明辽河以东的国土，并虎视眈眈地窥伺山海关内。欲扼其喉，先断肩臂，朝鲜再一次面临亡国之灾。

只是此时，大明自顾尚且不暇，联络两国的陆路交通业已完全中断。尽管崇祯皇帝一再批示研究从海道援助朝鲜的可行性，但终究还是敌不过满洲铁骑风驰电掣的速度。

朝鲜国王退守汉城南郊的南汉山城，山下团团围困的清军则是皇太极亲征率领的八旗精锐。面对皇太极勒令称臣、断绝与明朝来往的要求，朝鲜方面用「宁以国毙，义不可从」的理由断然拒绝。适逢崇祯皇帝的生日，朝鲜国王在围城之中还坚持朝着西方北京的方向行君臣之礼。

不过，内乏粮草、外绝救兵，对朝鲜君臣来说，实际上并没有权利选择是战还是和，只剩下了在死与降二者之间抉择。最终，在坚守了43日之后，朝鲜国王在百官的「搥胸哭踊」之中，匹马青衣走出南汉山城，向皇太极行三跪九扣大礼，献上王子作为人质，称颂「天恩罔极」，并宣示「永绝明朝」。

这一事件，在史书上被称为「丁丑下城」，这一天，则与日本吞并朝鲜的那一天并列，成为韩民族历史上最耻辱的两日。

在清廷的要求下，朝鲜被迫在国王向皇太极行礼的汉城三田渡树立「大清皇帝功德碑」，颂扬皇太极对朝鲜的「恩德」。1895年朝鲜独立后，原来迎接清朝使臣出入的汉城「迎恩门」立即改名「独立门」，此碑也被迅速埋入地下。尽管此碑近年来被挖掘出来作为文物重新保护，但因「丁丑下城」被视为国耻之耻，屡屡遭到破坏。图片来自wiki。

获悉朝鲜不得已叛明而降清，明朝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谅解与同情，不仅未加丝毫责难，反而对正在北京出差的朝鲜使臣一再安慰，在回国之时赠与他若干粮食和布匹，请其宽慰国王，令朝鲜君臣感动不已。

几年之后的甲申年（1644年），李自成、多尔衮先后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殉国。当时的朝鲜与大明联系已断，几经辗转才证实这一的消息。当崇祯皇帝的死讯传入朝鲜之时，「虽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

1644年甲申之变发生时，大明与朝鲜的官方联系早已中断，陆路交通也已阻隔。朝鲜方面费时一个多月，才终于证实了北京城在旬月之间两度易手、崇祯皇帝自缢殉国。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是时，我国与大明绝，不得相通，及闻此报，虽舆台下贱，莫不惊骇陨泪」，读之令人唏嘘不已。

从万历到崇祯短短的三四十年时间里，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而明清两朝对待朝鲜完全迥异的态度和做法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朝鲜的人心以及对中国的看法。

或许，韩民族是一个颇富历史感与自尊心的民族，无论是恩情也好，还是耻辱也罢，他们都能世代牢记，因而「君臣忍屈崇祯膝，父老争含万历恩」得以成为了此后十几代朝鲜民众的历史意识。

值得指出的是，在明代，朝鲜使用「大明」、「皇朝」、「父母之邦」、「天朝」、「中华」等来指代明朝；入清以后，对清朝的称谓则至多止于「清国」而已，反而「皇朝」、「天朝」之类则用来专指已经逝去的大明。个中变化，甚至玩味。

给朝鲜带来巨大震撼的并不止17世纪初的若干历史大事，明清鼎革之后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变化也被远道而来的朝鲜人看在心里。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一位明代基督徒的奋斗》中曾经提到「华夷之辨」是儒家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而华夷之辨的一个重要面向是「用夏变夷」，即以中原诸夏开明发达的礼义制度濡染原为封闭落后的四边夷狄，从而实现文「化」的功能。可以说，明代时期的中国与朝鲜，便是用夏变夷的生动展现。

曾几何时，朝鲜将派往中国出使的大臣称为「朝天使」，将在国内接待大明使臣的驿站称为「慕华馆」，定期派遣留学生到南京和北京学习。而国内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朝鲜人并不讳言自己是「夷」，反而倾力学习华夏文明，使用汉字、适用明朝法律（朝鲜使用《大明律》直至1909年被日本吞并），政治制度也一准乎中原。

即以儒门为例，程朱理学此时在朝鲜取得了正统地位，无论是士大夫讲习还是君臣奏对都引证儒家义理与西周以来的典故，绝不认为是外国的思想家抑或是外国历史。

若曾去过韩国的朋友想必了解，今天的韩圆纸币共有四种面值， 1000元所印的李滉和5000元所印的李珥都是明代中叶朝鲜杰出的朱子理学大师，而50000元所印的申氏则是李珥的母亲，被称为「东方孟母」，明朝时期朝鲜对华夏文明的尊崇及至今的影响可见一斑。以至到了明朝末年，朝鲜已经蔚蔚然以「小中华」自居了。

韩国现行纸币共四种面额，正面列印的肖像均为明代朝鲜王朝的人物。其中1000元上的李滉（号退溪）与5000元上的李珥（号粟谷）合称「二大儒」，均为明中叶朝鲜杰出的朱子理学大师。李珥年轻时曾在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年）作为朝天使团的一员访问北京，对大明的衣冠气象颇为赞慕，如作诗称「身沐皇恩雨露边」等。见《粟谷全书拾遗》卷1

1644年之后，朝鲜仍然勉力维持着与清朝的朝贡关系，表面上，这似乎与明代并无二致，但其内涵却已经悄然变化。朝鲜仍然定期排出使臣出访北京，不过名称已经从「朝天使」改为了「燕行使」。「燕」指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从「朝天」到「燕行」，朝鲜官员的使命不再是到上国天子的首善之都朝觐学习，而只是走到燕地出个差罢了——甚至有使者抱怨说自己本来不愿去北京受辱，只是为了对国王有个交代，才不得已为之——两字之差，折射了韩民族对中国（或者说是从「天朝」到「清国」）心态的深刻变化。

那么朝鲜使臣再来中国时，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首先打动他们的自然是中国人衣冠服饰的嬗变。

众所周知，中国人自古以来，无论男女，一律束发，衣服也是宽袍大袖，孔子还因为管仲能避免华夏遭受「披发左衽」的命运而认为足以矫正其叛主之罪，正所谓峨冠博带、汉唐衣裳。

到了明清异代之时，面对清廷「薙发易服」、「留发不留头」的命令，许多中国人为了能够保有受之祖宗的衣冠发服不惜前仆后继、血涌山河。经历惨痛的抵抗与残酷的屠杀，几十年后，天下粗安，同样把衣冠发服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朝鲜人再到中国，举目所及，曾经的汉官威仪一变皆为「辫发胡装」，倒是朝鲜使臣的明代装束显得格格不入了。

即便到了乾隆、嘉庆时期，距离薙发易服已过了几代人的时光，许多中国人见到朝鲜使臣仍然不禁称赞他们「制度古雅」，而当朝鲜人自豪地表明「此乃大明服制」时，闻者多为动容，至有垂涕不能已者。甚至辽东某知县还曾将使臣带入家中，借用他们的衣冠自己穿上，「与其妻相对而泣」，其他官员看了或者「垂首默然」，或者称赞「好个知县」，朝鲜使臣不得不感叹「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

而清代虽然以行政力量大张旗鼓地鼓吹程朱理学，对朱子的尊奉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朝鲜人看来却是另一番景象。

朝鲜使臣照例购买中原书籍回国，但在煌煌盛世的乾隆年间，北京的书肆上竟然连程朱理学的经典《朱子语类》都找不到了，使臣还要转托纪晓岚到南方购买。

一方面，清人的研究兴趣已经转向训诂校勘之类的考据之学；另一方面，程朱理学也日益成为空洞的意识形态，儒经大力推崇的春秋大义、尊王攘夷几乎绝迹，吕留良等许多晚明大师的著作皆在禁毁之列。朝鲜使臣不无感叹地表示，「其所以动遵朱子者，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

更令朝鲜燕行使惊愕的则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明代，尽管朝鲜使臣在访华途中也目睹了朝政的腐败，见识到了贪官污吏的刁难，还有许多不愉快的经历，但并不影响朝鲜对华夏文明的向慕之心，正是「冠盖结轸于幽燕，文章被服，彬彬华制」。

入清以后，朝堂之上，昔日言官犯言直谏、不惜血肉横飞以求直名的景象自然看不到了；朝堂之下，与明代朝天使所见的「天民」相比，此时的清国人给朝鲜留下的印象更多的则是小心怕事、唯唯诺诺，许多时候当中国的官吏与朝鲜使臣笔谈（古代朝鲜人能书汉字，但未必会讲汉语）后，便将字条迅速烧毁，「虽寻常酬答之事，语后即焚，不留片纸」，令朝鲜人难以相信面对接谈的是曾经那个充满自信与正气的天朝上国。

「丁丑下城」之时，三位朝鲜大臣（吴达济、尹济、洪翼汉）激烈反对，声称「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后被清军俘虏，押赴沈阳就义。这三人合称为「三学士」，在韩民族历史文化中具有文天祥一般的地位。

于是，到了清代中后期，朝鲜人终于敢大声地表示「今天下中国制度，独存我国」。

经过了明朝三百年的熏陶，朝鲜实现了「用夏变夷」，自诩「小中华」；而明朝灭亡之后，朝鲜人已不再认为继承的清朝是「中华」，反而视区区东方的三千里河山为硕果仅存的中国了。

了解到了这些，就不会奇怪为何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朝鲜官员上书请求国王称帝，纷纷以「大明之后天下礼乐尽在东方」、「宜承大明之统绪」作为理由了。

无独有偶，大约也就在明朝灭亡之后，日本在文化认同上也与中国渐行渐远。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曾汇编了《华夷变态》，直指明清的朝代交替属于「变夏为夷」，并且主张应该把「本朝」当做「中国」，把清国视为「异朝」。

对于世界来说，今日在西方的价值观念成为了世界主流的大背景下，许多中外学者开始对东亚发生兴趣，认为中日韩地缘相近、风俗相似、文字相同，并且共享儒家文化与历史记忆，至少应当可以整合出某种「东亚文明」而与西方文明相竞。令人遗憾的是，自17世纪中期开始，尽管或许在表面上三国间还维持着某种协和，但因为对文明理解和价值认同的巨大差异，显然已分道扬镳。

对于中国来说，近来甚嚣尘上的「崖山之后无中国」、「煤山之后无华夏」论调自然是文学上修辞化的虚妄之言。明清明清，我们习惯以明朝和清朝并称，在封建时代晚期清承明制也是大多数人的历史常识，但正如上一篇讲晚明世界观的文章末尾所提的一样，我们应该考虑，明清之间存在多大的历史鸿沟，致使中国人内在性格与外在面貌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或者——更恐怖一些——这样的变化使今日的我们浑然不自觉呢？

读到此处，想必您一定有了诸多的感慨，也萌发了诸多困惑。如果再次有人提及「年号」这一话题，希望您能大约记起，曾经有一位中国的皇帝，他在三十岁的时候身死家亡国灭，但是，他和他的王朝却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被整整铭记了三百年。

京畿道大报里的朝宗岩是朝鲜怀念明朝的圣地之一。朝鲜的孝宗大王曾亲自题写「大明天地，崇祯日月」，其上镌刻的「非礼不动」系崇祯皇帝御笔。明亡后，许多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相率逃亡朝鲜，被尊称为「皇朝人」，其中不少于此定居。时至今日，朝宗岩仍然保留使用大明年号与华夏衣冠祭祀崇祯皇帝的仪式。而朝鲜的孝宗大王曾作为人质被关押在沈阳，对清廷具有刻骨铭心的仇恨，返国登基后一度筹划发兵北伐、兴复明室，后不幸早逝。

延伸阅读：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马伯庸、汗青，《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壬辰倭乱》，太原：山西人民，2012年
吴政纬，《眷眷明朝——朝鲜士人的中国论述与文化心态（1600—1800）》，台北：独立作家，2015年
葛兆光，〈大明衣冠今何在〉，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载《中华文化史论丛》2006年第01期
电视剧《大明》，韩国KBS，1981年
电影《最终兵器——弓》，韩国，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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