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人间耳尽聋

2017/01/27

过年了，谈谈心里话。

在当代的中国，立志做一名儒者，恐怕还是一件需要莫大勇气的事情。

近代以来，列强交侵、国政不纲，面对着「中国应该往何处去」的议题，几代有识之士为救亡图存，或宗苏俄，或师欧美，要之，无外乎是「搞西方的这一套」还是「搞西方的那一套」。左右两条道路的分歧延续至今犹是社会争执的焦点，但在对待本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态度上却别无二致，论及中国历史，则「二十四姓帝王家谱」，论及中国文明，则「两千余年封建专制」，必欲根绝而后快。这也俨然成为了一位现代公民的政治正确。

一百多年来，这样心态上的转易悄然而深刻，实在可悲、可畏。

然而，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他国历史上与我身渺不相关的某一片段，而是每一天我们打开手机、走上大街乃至睁开双眼就要面临的现实景况。皇皇苍天，茫茫人海，俯仰之间，我们大概并不能心平气和、客观中立。

尽管如此，现实的沉重感仍旧是我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霾。许多人，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与生俱来的兴趣，或是因其敏感的直觉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审美的好感，当听到「是否愿意贡献一生，把本该属于中国人的精神生命还给中国人，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就在此身」时，大多选择了转身离去，留下一声黯然的长叹。

笔者少时有幸，猥能结识了许多同辈中的先进人物，可以算是「杰出的中国人」的候选人。现而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或者在美国奋斗着，或者在为能去美国奋斗着，或者已经在为把中国改造成美国而奋斗着。从个人的选择来说，无论是为了好山好水好空气，还是为了至少不会被当成嫖客在警车上生生打死，这样的选择不仅无可非议，还值得不开玩笑地推荐。而到了精神信仰层面，许多中国人，无论身处国内还是国外，都皈依了基督教，并从其中收获了前所未有的人性温暖与自我实现，也是委实值得羡慕和祝福的事情。

不过，这就够了吗？

黄兴在《民报》创刊周年大会的演讲中说，对革命的事业，本国国民不仅是要「表同情」而已，而是「要他负起这革命的责任」。田九七供图

笔者高中时的一位好友在美国留学，已虔诚地信仰基督教多年，不久前，他回国与笔者一起吃炸酱面并切磋写代码的经验。席间，我们谈起了彼此毕生的志愿。他说，此生只有一件事，就是尽力让更多地中国人沐浴在主耶稣的光芒之中。看他谈起自己的信仰和理想时候的安详与笃定，我很是为他高兴，如果从佛典的角度来说，这样的宏大的理想也算是发菩萨愿了。而后，我们有了这样的对话：

「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已经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

「是啊。」

「我知道你一直在弄国学，弄儒家。可是，儒家在中国的社会基础简直为负数啊。」

「你说的也是。」

「基督教有那么庞大的组织、财源和海外力量，儒家又有多少呢？」

「略高于零吧。」

「儒家在历史上是中国的普遍信仰没错，但是已经被批判得那么彻底了。你现在再搞中国人的信仰，等于说完全是平地起高楼，肯定要去选最容易入手的啊。」

「道理是这样没错。」

「那为何还要这般辛苦？」

我回答说，不忍。

对，就是不忍。不忍放那么多古圣先贤的墓草压过膝盖而无人问津，不忍让「吃人的礼教」、「天生的奴种」和「民族劣根性」之类的标签继续钉在天下万世的脑海之中，也不忍对不起年幼读史时那么多夜晚的彷徨、挣扎、绝望与无奈。

世间的一切或许都是虚妄，但那一声从宇宙直彻我心的召唤却是绝然真实、清晰的。

王阳明是中国近世最伟大的儒者，其墓位于浙江绍兴，系1989年由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募款300万日币修复，令人国人惭愧

1645年，嘉定三屠中殉难的黄淳耀遗言说「异日夷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当知予心！」前人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实在不能不给他们一个交代。图为黄淳耀墓

我时常想起陈寅恪先生的〈赠蒋秉南序〉。这篇短文我迟近三旬才读到，但以已经如此一般的记忆力还几乎能做到过目成诵。此篇作于1964年，十多年起伏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下来，留在大陆的文化界人士要么「文章唯是颂陶唐」，个中贤者也不过「闭口休谈作哑羊」而已。然而作者回忆了一生的出处进退，犹能倔强地自诩「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难以不令人钦佩。

更有甚者，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论可知，而以作者对历史与政治的敏感亦大约可以预见到更大的风暴就在眼前。当自身失明膑足、国运际劫红羊之时，陈先生笔锋一转，倏然论到：

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是中古史上的一段极乱之期。这不仅是说政治上的极大纷乱，54年间经历了五代八姓共十四帝，更是指道德的空前沦丧，所谓「天地闭贤人隐」的时期。「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五十多年间，仅有「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历仕十帝、官皆三公的冯道则被奉为天下成功人士的楷模。宋朝便根植于这样一片大乱已极的道德废墟。而宋初的儒者未为所沮，如其中的欧阳修，师法韩愈，撰写《新五代史》，趋义斥利、标榜气节，陡然扭转了积弊数百年的颓势，一开此下文章道德的新局面。

一样的身值衰世，陈先生的此种志向与期许足令我辈动容与汗颜。

同时代的钱穆先生，辗转百年，也同样地亲历了20世纪中国的衰败，即便流离海外，即便复楚无望，也从来不易其传播振兴中国固有文化的本心。他说：

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借，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

事实依然残酷，对于与钱先生持有同样志向的人来说，即便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在违逆着时代，依然是少数，依然无凭借，也依然没有权势与力量。但「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我们更要坚信，以我们小己个人的努力，终究能够鼓荡风气、开辟时局、一匡天下。

况且，我们又怎么会只是「一二人」呢？就像王阳明在他的诗中写的那样：

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
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