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国学经历

人类观测到最遥远的星系，距离地球460亿光年，在这样广袤的空间中，人的生命，不也是十分渺小的吗？

人类已知的宇宙历史，有137亿年，在这样悠久的时间里，人的一生，不也是十分短暂的吗？

然而，生活在这大虚空的一粒微尘之上，人，却注定感受到这渺小与短暂之痛，这，是人的天命。不甘这渺小与短暂，追求超越，以达到无限和永恒，这，也是人的天命。前者，是人的宿命；后者，是人的天职。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然而人的一生中，感受到那宿命之刺痛的时刻，又是何其短暂呢？十三岁仰望星空的少年，会感到这刺痛，会思考，“我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但如果他轻易地与这宿命相妥协，滑过这唯一属于他自己的、真正的问题，那么只有当垂垂老矣、死神临近的时候，才会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又有谁不妥协呢？一个人可以有才智，可以有美貌，可以有强健的体魄，可以有数不清的财富，可以有一切让他获得一时称道的东西，但在这宿命面前，在这真正的问题面前，所有这些都派不上用场。于是，他们恼羞成怒，或者嬉笑着，滔滔不返！

我就是一个几乎彻底妥协、完全滑过这问题的、平庸的人。但是我却被改变了，我意识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给生命一个交代，必须要完成自己作为人的天职——实现超越。这个改变发生的具体的时空，就是在北京四中国学社。

在来到四中之前，在一个没有文化氛围可言，乃至充满着侮辱和压迫的初中，我度过了自己十二至十四岁的人生。在初中时代，我颇以豪杰自命，嗜读《老子》，每天早晨上学之前必读上一小段。那一种超越这充满痛苦和不自由的现实、直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对我充满了诱惑，这令我印象很深。

考上四中，在当时是一件令我狂喜不已的事情，因为我终于摆脱了那所令自己压抑的初中。而且更令我高兴的是，四中的环境相对自由，自己在传统文化方面的爱好，在这里能获得身边人的认同。但是这种自由、容易获得认同的环境，却给自己带来了另一种误导。我被获得别人认可的这种带有眩晕的快感冲倒了。在没有人认可自己的岁月里，自己有一种为了冲破现实的压力、为了自己能向上超越、获得内心的自由感而发愤的心情，这还带有一点“为己之学”的意思。但这心情，在我一进入四中之后，几乎立刻消灭了，而变化为一种“凭誉显扬”的“为人之学”。当时我注册了人人网账号，在上面发布了不少矫揉造作的状态和日记。但在这种生活中，我也不得安宁，因为一旦把自己幸福的根源交了出去，从追求内心的自得变为了追求别人的认可，那么就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了。这样一种病，深中于心，影响自己极为深远，完全足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底不堪造就的人。

但在之后发生了令我至今觉得极其幸运，并且感激不尽的一件事，就是和王舒墨学长的结识。那是2010年的8月31日，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当时念高三年级的王舒墨学长来我的寝室探望新同学，这是第一次见到王舒墨学长。我2013年曾写文章记叙此事，说学长是“一个大汉，身长八尺，白净面庞，长发飘逸，浓眉大眼”“只记得那人滔滔不绝，妙语生花”。第一次见面，主要是说笑，所谈不深。我当时对他十分佩服，因为之前没有见过这样开朗、雄辩的形象。

开学第一周的周五晚上，王舒墨学长第二次造访我的宿舍。当时我们宿舍有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我在2013年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当时宿舍只开了两盏台灯，室内比较昏暗，音响正在播放维瓦尔第的《四季》，学长走进来，由维瓦尔第谈到巴赫，以至于六合之外。那一晚我听学长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中者谓之文。这音乐，美术，哲学，都属于形而中的范畴，但没有达到最高的层面；至于饮食男女，更是属于形而下；至高的形而上的境界，是一种超越的，永恒的，绝对的境界。人固然有自己形而下和形而中的追求，但是倘若没有形而上的追求，他便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天地之间，弥漫的道，道物化，变成了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们都是道在这时空中的化身，因此人性在天地间最有尊严。西方宗教改革之前，人们必须要通过教会才能认识上帝，马丁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之后，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信仰直接面对上帝。学长站在宿舍的过道里，一只脚踩在宿舍床的梯子架上，侃侃而谈，目光烈烈如炬，谈到弥漫于天地间的大道。当时，我感到胸腔中一种潜伏了很久的激动被调动了出来，让我感到无比的充实，有力量，好像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就在这里被发现了。我隐隐感受到这九月的深夜意义重大。似乎在这一刻，这间屋子里，历史就这样发生了。

后来的一天中午，我有什么东西落在了宿舍里，回宿舍去取，在门后忽然遇到了学长，学长问我，你要不要加入国学社？我说好啊。学长说，那你把手机号留给我一个吧，以后联系会比较方便。我就把手机号留给了他。

这一天，就是我加入国学社的日子。

这年的9月28日，我第一次参加了祭孔。这是一次至为神圣的体验。“有一种神圣从天而降的感觉”。祭孔之后，我和王舒墨等三位高三的学长一起进晚餐。在回宿舍的公交车上，学长忽然问我，何为人生第一等事，我说，是玩儿吧，学长一声叹息，说，阳明十二岁的时候问老师这个问题，老师说，应是读书取功名，阳明却说，恐未是，当是读书做圣人。我当时说，哎呀，这才对嘛！这种话自己怎么没说出来呢。

后来王舒墨学长把我介绍给了时任国学社社长的李想学长。通过两位学长的介绍，我知了朱翔非先生的名字。先生令我非常景仰。一天课间，我和李想学长在教学楼三层的楼道中谈话，遇到了先生。我赶紧向先生鞠了一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当时自己有些意外，因为先生岁数不算太大。

当时先生几乎每周都会来四中给我们讲课。来听课的同学，第一学期人较多，第二学期人较少。印象中我应该是每次活动都参加的。但是现在反思自己在高中阶段，特别是高一、高二听先生讲课，很大的问题在于自己并不能虚心。自己当时主要是听先生所讲和自己想法一致的内容。因为一致，所以觉得讲得好、十分认同。在这里面有一种倨傲，觉得自己完全能理解、评价先生所讲的内容。自己当时实际根本不抱有一种学习的心态，遑论带有一种敬畏之心、将其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来看待。这种极端的浅薄和狂妄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而这种浅薄与狂妄，完全足以断送一个人的精神生命，让一个人永远和自我超越绝缘。高中时期，我在国学方面吸收的东西很浅、很少。

王舒墨学长在当时给我以巨大的帮助和提携。当时，高三年级和高一、高二中午还是同一时间就餐。学长经常利用中午一起吃饭的机会给我讲儒学。据2013年回忆文章：“相当一段时间，我和高三人文班一起吃饭的次数远远多于和我们班同学一起吃饭的次数。”在我高一的时候，听舒墨学长讲过《大学》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慎独”，《论语》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除此之外，学长每天早晨坚持到老校长室前用“孔阳诵读法”读经。这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学长高三的这一年，早上参加国学社晨读的同学人数相当多。我2013年回忆，“学长当时经常领读，他的声音浑厚而坚定”。

2011年的夏天，参加国学社活动的人数已经变得很少了。这时，我听课的状态也有了一些转变，对先生的敬意渐渐升了起来，印象中，当时每次听课，自己都正襟危坐，但是时间一长，就坐得腰酸背痛。但不知道是这一年夏天还是次年夏天，有一天傍晚，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我听先生讲课，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但是听得感觉内心中光芒万丈，完全感觉不到身体的不适。走出国学讲堂，外面一片漆黑，自己冒雨昂首阔步而行，沉浸在那光明的状态中，久久不能离开。我觉得国学讲堂的门内和门外完全是两个世界，在这房间里我是自由的。我曾回忆当时的心情：
 

就在自己每天去上课、考试的那所学校，竟然就有这样一个课堂，讲的不是一般的知识、也从来不以考试成绩衡量一个人，而教的是一个人如何去追求形而上，这真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在门外，好像自己如此平凡，进到门内，先生说的却是：孔子、孟子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宇宙精神，都可以有与天地同流的境界。这是多么幸运！然而，走出教室，自己却如聋如哑，不知道该怎么与人分享这种感受，甚至再想找回那种感受、亦常常渺不可得，这又是多么让人难受。

我在高中阶段学习国学，基本上学得不太明白，就是觉得好，和自己的内心相契合。但是好在什么地方，先生讲的是什么意思，自己说不出来。

我高二担任了国学社社长一职，那一年可能是国学社至为惨淡的一年。自己不知上进，没有读什么儒学方面的书，看了很多外国小说，因此很难给别人讲儒学。在为人方面，我也乏善可陈，甚至在中人以下，难以服众。今天看来，当时的我是一个特别不靠谱的文艺青年。先生一如既往地每周来国学社讲课，但是来听课的高中生非常少，我当时也看不清楚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当时听课的大学学长，远比高中生多。我几乎每次都来听先生讲课，但是有一次，是学校办足球比赛，自己就中途出去踢球了。今天回想，令人汗颜！当时我仅担任球队的替补，那一天似乎根本没有上场，但是却因此中途离开先生的国学课。可见我当时也并不真明白先生所讲，也不明白这对自己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高二这一年，自己处理情感问题颇不得法。自己先后追求了两个女生。一次没成功，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另一次在谈恋爱的意义上成功了，这段感情从2012年5月1日延续到2016年1月8日，但这段感情，没有能够真正和精神生命的成长相结合，因此双方在其中都没有收获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过借此机会，拉拢她加入了和先生学习的团体，直到现在，也算不无裨益。

在高二的第二个学期，我在李想学长的推荐下，阅读了《阳明学述要》一书，简单了解了王阳明的学问，之后大受启发。自己之前读国学方面的书，主要读的是《老》《庄》，但是觉得恍恍惚惚，莫探其旨。读了《阳明学述要》，才知道天地间竟有如此简明、正大的学问。当时也把这本书拿给了一个自己的同班同学来看，那个同学也觉得王阳明说得很好。自己当时想办一个《阳明学述要》的研讨会，但是最后并没有办成。

与我同届，当时常来国学社的，有廖嘉祈、吕文志两个人。一次在国学工作室，先生讲民族问题，大意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概念，不是血缘概念。其文化，在于尊重人性，崇尚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达到这样的文明高度，不一定血缘上是中国人，也被认为是华夏。如果不尊重人性，没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修养，就算是黄皮肤、黑眼睛，也不算中国人。记得这一次，先生最后问道：“我从这个门出去，一起做一番事业，有谁与我同去？”当时我内心为之一震，当时我的回答是，必须要同去。对这个场景，我们三人印象都很深刻。

我在高二一年，没有什么作为，国学社十分惨淡。自己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每天早晨基本坚持去校长室门前读经。上高三之后，段昊坤等学长回来负责国学社的经营。国学社的情况，出现了一定的好转，而自己，却渐渐离开了国学社的活动。

高三的第一个学期，自己疏远了儒学，在高三的寒假，我觉得自己的生命状态跌至了谷底，沉迷于看电影、小说难以自拔。这个时候，有一天，我的母亲忽然问我：“你是不是太久没有学过儒学了？”这句话突然让我惊醒，一开始还有点抗拒，继而觉得，母亲说得是对的。在2013年的2月，寒假结束回来，我恢复了每天早上的读经，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里面写道：
 

这段时间读了太多生命之外的文学之类，这些东西可以作零食，但一旦吃多了，就会成为毒药，原因在于他们是没有热度的，他们纵然可以激发人思想的火花，视觉的享受，但是不能燃起人胸腔内的火焰，从丹田向上生发的暖流，那些可以让我们感觉到腔子里如有一炉炭火，温暖充实的东西。这些东西没有了，人就如同冰冷的行尸走肉，没有希望，没有感情，如同荒漠。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如同“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一样酷，使人感到一种轻蔑的快感，一种寒冷的骄傲，但是生命需要的是光明，一个绝对的命令：“要有光！”这光的热度泯化一切差别，如同家一样，宽恕我们，给我们力量。现在回头的浪子，迷途的羔羊就站在家门前，门刚刚打开，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觉得仿佛一场恶寒发作，大汗淋漓。

在高三最后的几个月中，每当我想到去寻找内心的那团火，我就会去读《阳明学述要》中“阳明成学前的一番经历”这部分内容，我读了多次。王阳明从人生的巅峰，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乃至流落山野荒寺，却写下“险夷元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这样极其洒脱的诗句，在龙场万山丛棘中，念“圣人处此，更有何为”，最后在石棺中彻悟。与之相比，高考的小小波澜，又算得了什么呢？

临近毕业的一天，我的班主任把大家带到联廊里面，让大家交流高中最难忘的记忆。我当时说，自己高中三年最痛苦的经历，就是自己高二担任国学社社长的那一年，因为那个时候国学社人特别少，每周二下午国学社活动的时候，是我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来参加活动，自己也没有办法，非常痛苦，好像胸腔里面灌了冷水一样。自己将来一定要把儒学传播出去。我觉得那段话，自己说得确实比较诚恳，同班同学也对我表示同情。

北京四中的毕业典礼，是办在高考前两周的时候。我当时坐在会场里，忽然收到一条短信，是段昊坤学长叫我去国学工作室，于是自己就假托上厕所，出去找学长。学长和九七说，高考完了，我们一起做一番事业，学好儒学，再把儒学传播出去，我说，自己正是这么想的，不知学长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学长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有一句先生的话送给你：早知人生如梦，不如大打出手。”我当时就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之后的那两周，自己常常默诵此言。

高考前一天下午，自己在宿舍休息，王舒墨学长发了一条短信给九七，说：“如临大宾，如承大祭。好好干，等你的捷报！”九七回复说：“明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高中阶段学习儒学的经历，叙述至此。

这一阶段，我对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儒学，但是先生、儒学，让我感受到了一束光。我虽然说不清楚那束光是什么，来自何处，但我知道，我必须和这束光永远贴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