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下半年至今，我跟随先生学儒学已经有七年了。我对儒家的理解，对自己人生的理解，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感到自己实在是一个幸运儿：2009年下半年，几乎是先生供职于北京四中的最后半年。我听课的次数很少，与先生私下的接触也不算多。但我似乎没听几次课，就认定先生讲的学问，就是我最想要的东西。我生命中此前似乎有一个巨大的缺口，等待儒学出现，一旦我抓住了学儒学这个线索，我就不肯撒手了。后来上高三、高考失利、去外地读书，我都没有想过放弃儒学。我常常怀念北京四中，感谢北京四中，因为这所高中给我一个机会，能让我加入四中的国学社，遇到先生，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以下略述我在高中学习儒学的一段经历。
2008年秋季我进入北京四中人文实验班。那时候我对儒学不是很感兴趣，而比较喜爱文学，尤其是诗词一类东西。进入四中，我听说这个学校没有诗社，几乎立刻就决定要成立一个诗社，并且真的找到三五同好，一两周之内就开会成立了。我的性格是很有热情的，有时候容易三分钟热度——在遇到儒学之前，我的许多一般的“爱好”，都是坚持不了多久就要放弃的。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听说了：四中是有国学社的，讲传统文化的有一位“朱博士后”——当时语文老师们喜欢戏称先生为“朱博士后”或“朱后儿”。并且我还听说：这位“朱后儿”是讲“宋明理学”的，讲“程朱”的。我那时候读了一点不入流的书，已经晓得嘲笑理学、嘲笑程朱了。心里面对这个国学社不是很以为然，觉得还是应该好好搞我这个诗社。其实那时候读诗词也不入流，还在读李煜、李清照、周清真他们。
2009年初的寒假，我跟随人文实验班去江南游学，那时候先生也去了。人文班游学，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各个景点游玩的时候，总有几个老师身边跟着不少学生——当然，有的老师一个人走，有的老师身边则围满了学生。学生的兴趣，老师的“人气”，都可以从中窥见。那个时候我是经常跟着我校著名特级教师李家声老师——李老师随口能引用很多古诗文，兴之所至，还会为学生们吟唱。我以为李老师是非常风雅的，很愿意常常听他谈话。不过我也注意到，也总有几个学生在跟着朱翔非先生走。其中高二年级段昊坤学长几乎是寸步不离。朱老师和他谈话时神情严肃，声音也不高，段昊坤学长的神态很深沉，听得非常专注。我当时觉得这一对师生，与“风雅的江南”（当年游学的主题），似乎有一些格格不入。
游学中有一天的安排是去王阳明墓。那时候我确实不知道谁是王阳明，听说高二那个班还要搞一个什么敬畏仪式，大感无趣。头一天晚上，先生给学生们做讲座，给大家讲阳明子。我因为白天游学很疲惫，加之连日负责编辑“游学文集”，在先生的讲座上睡了个不亦乐乎——抬起头一看，大概三分之二的学生也在与我共会周公。转过天先去看了黄白安、黄梨洲父子的墓地——那时候更加不知道谁是黄尊素、谁是黄宗羲了。如今想来，没给二位先生磕个头，很遗憾。更遗憾的是，我在阳明子墓前似乎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触，稀里糊涂，与众进退，可能鞠躬礼都没好好行。
这个时候我主要都是关注自己青春期那点儿情绪问题，其余就是醉心诗词、小说，对国学社是全不在意的。但是高一下学期有一次讲座的时候，我发生一些变化。那时候先生给我们人文班讲课，讲的什么我可能没认真听，不过我很喜欢和老师交流，可以逞一逞自己的“学问”。讲座结束后，我就和先生一起往外走，问先生对于李煜的词的看法。先生那时候也不怎么理我，我还是一直自说自话谈自己的看法。走到楼梯转角先生忽然停下来，问我：你觉得李白伟大吗？我说：伟大呀，了不起的诗人。先生又问：那么李白与孔子，谁更伟大？我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先生追问：李白与释迦牟尼、耶稣比起来，谁更伟大？我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回答。先生说：你要记得“一为文人，便不足道”。我那时很不服气，但内心又很受触动。我在想：我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我这一生追求什么？那个时候起，我就意识到朱翔非先生不是泛泛地谈传统文化的老师。他教的东西可能有一点不一样。
2009年9月下旬，我加入了国学社。2010年元旦我写过一篇短文总结这一年的经历，认为当年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加入了国学社。这篇短文现在看来有点幼稚，但非常真实，节选如下：
……朱老师的第一节课是随便谈谈。我满脑子还是从西哲课上搞出来那一套，一边“批判地微笑着”一边听课。我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听朱老师的课，那时我觉得朱老师说的话挺有道理的，但是未免不够“客观”，不够“辩证”，但是回头一琢磨他的话就觉得很有滋味儿。
……在此之前我只信任理性——这可能是出于对启蒙运动的误读，也可能是没信仰的人的通病。我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批判一切也承认一切，仿佛所有那些“先验”的东西都不值得信任似的。然而最终我发现我们批判来批判去其实根本无所立足，我们没有一个赖以着落的灵魂支点，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必然是无所为的──最终还会走向虚无，走向怀疑。这时我再回想起朱老师的一些话，孔夫子的一些话，突然就觉得豁然开朗。我们需要信仰，需要坚定而强大的信仰。全世界只有不到十几亿的人没有信仰，他们绝大多数在中国。这着实是一种病态的情况，我们的承递千年的信仰被一次性肃清了。所以现在的我，正处于灵魂塑成期的我，就需要一种信仰来让心灵有所依靠，不要再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批判者”的姿态，发泄所谓理性的自我满足。
朱老师的几堂课，同之前我所受到的教育，加上我自己心里一些天赋的东西，共同给我一种强烈的感召：我所需要的信仰就遁迹于我们过往的光辉历史中，就匍匐在我们生息的伟大土地上！
我自己心里也很清楚，青少年人容易冲动、容易轻信，上述这番话说出来难免会有人认为这是青年人的一时热血。但是这次我所感受到的东西的的确确不同以往，我也没有打算抛弃掉理性和批判精神，因为没有思考的相信叫迷信，这也不是先贤们所鼓励的啊。我只是确定了自己的一条方向，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关于儒家其实我涉足还太浅太浅，很多问题都想不明白，但我想我会求索下去。
……现在我感到时间格外的宝贵，要想做学问我这一辈子要读那么多的书，之前实在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然而想是这样想，真正落实到生活中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说今天学儒明天就成圣人了，知行合一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希望二零一零年的我能在心性功夫上有所突破，学问功夫上初窥门径。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2009无论是得还是失都已经过去了。我期待着崭新的2010，一如田垄间的麦子期待雨水。
回看这一段文字，我特别注意这样一句话：“但是这次我所感受到的东西的的确确不同以往。”我想，那个时候我写下这句话，多少还是带有一定文学夸张的色彩。我可能没想到儒学会给我的生命带来这么大改变，没想到儒学会成为自己的终生追求。这件事说起来实在不可思议。这篇文章写在十二月末，距离我加入国学社其实只有三个月左右。我听课的次数，应该真正就是“几堂课”—因为我当时热爱合唱，只有在合唱排练和国学社活动不冲突的时候才来听课。当时先生讲课，其实就是以漫谈为主，有时谈史，有时谈经，有时谈工夫。我听得也不成体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居然能够对儒学升起那样大的信心！现在想来，这真的是一种幸运——先生的几堂课，就能点燃了我心中的火种。2011年9月初，我在去四川读书之前，给当时新高一人文班的同学讲了一次人文课，就谈到先生的课在这方面的作用。
给我们这些高中生传道真的很困难。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吧：中国有着庞大的手机市场，苹果和诺基亚为了攻占中国的手机市场而绞尽脑汁相互竞争，看起来蛮辛苦──然而试想，假若中国根本就没有手机市场，苹果和诺基亚就要口干舌燥地告诉大家世界上还有手机这么神奇的东西，鼓动大家来用手机。我们这位老师，首先要为习惯了处于无信仰状态的我们创造一个全新的“信仰维度”，然后才好在这个维度里传道。
在朱老师的课堂上，我的认知中出现了这一全新的维度。我开始认识到，我需要的是具有如下特性的学问：超越、永恒、无限、绝对。这与我此前的认知完全不同，然而当我开始涵泳这些词语的意义时，我发现他们恰恰解答了我在文艺与思辨中都无法解答的问题：即关于我这个个体的价值、意义与立场的问题。我不再是一个审美者，亦不再以研究者自居，我开始关注自己到底什么立场，我对价值到底有着怎样的判断。我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开始重新审视我既往的所知与经验。
现在看来，我五年前写下的这段话是基本准确的。在遇到先生之前，没有人能明确地告诉我们信仰是什么，人应该有信仰；即便谈到，也是一种泛泛的谈论。是先生打开了我的这个维度，让我从形而上的维度来看自己和这个世界。
2010年初开始，我对儒学的认可已经很深了。那次寒假游学是去福建，先生当时因为有要事在身，只是跟大家一天。我想起2009年游学，段昊坤学友紧紧跟着先生的样子，自己也暗下决心，虽然只有一天一夜，也要对先生寸步不离。记得刚下火车，我就跟上先生请教。先生站在大巴车外面给我讲了“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那时我已经自己读过《大学》，先生讲得我怦然心动。我对“恶恶臭”“好好色”“自慊”的理解，似乎一下子就贯通了。我最开始对儒家的工夫有一点感觉，是从先生给我讲的《大学》“诚意”章开始的。后来我们游访武夷山朱子的旧迹，我也一直跟在先生身边。当天先生的讲座，我真正听进去了。朱子“泰山乔岳”的形象，就是在那时候确立的。
第二天先生就离开队伍了。那次游学安排了祭祀朱子，当时我主动请缨撰写了《祭朱子文》，先生连夜修改，第二天与人文班诸生去拜谒朱子墓，行了简短的祭祀礼。当时大家行的是鞠躬礼。我和国学社的学弟袁一帆很想行跪拜礼，但同学们都在旁边，自己又有一点矜持、胆怯，最后没有磕头。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惭愧。
那次游学之后，我对儒家更热心了。高二的下学期，我开始每天早晨去老校长室门口读经。其实我很早就注意到段昊坤、张为等几位学长每天都去读经，但是我懒得早起，从来没想过要加入他们。从福建回来，我决心要认真学习儒学，就开始去读经了。
参加读经一段时间以后，我与段昊坤学长渐渐熟悉起来。每次读经之后，我们会简单交谈几句，他会指点我读经的方法，也偶尔谈一谈儒家的心性工夫。那时的我似懂非懂，常常妄置口舌，他也并不深辩。几年以后我才懂得，读经并不是理性的分析，亦不是灵慧的解悟，而是生命的沉潜与人格的证成。读经这行为本身，即是儒门心性工夫之一端。我们在日复一日“实、节、匀、响”的读经声中，将放逸心思收落到了腔子里面，将经文溶化进了自己的血液——后来我在大学主修哲学，对于《大学》《论语》等篇目的句子，常能随口引用，自己都要奇怪：这句话怎么从我嘴里跑出来了？现在想来，一年半的时间，在老校长室前读了近一百遍《大学》，那些句子早就成为了我的一部分。
段昊坤学长这段时间对我影响佷大。这时候先生来四中的次数慢慢少了，即使来，也是在办公室找几位学友谈话。段昊坤学友那时候给我讲了很多先生传的东西，更主要的是，他身上有一种对儒家的担当。谈到国学社，他总是有一种深沉的语调，似乎负着很大的责任。他这种状态感染了我。那时我对于自己一手创建的诗社没有多大热情，但渐渐把传承国学社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从那个学期开始，我就经常注意带着身边人一起学国学，也敦促学弟学妹来听课。我的同学李文博等，都在那个时期开始听先生讲课。我学儒学这件事情，年级上很多老师、同学都知道了。记得那时候有一位老师经常在课堂上攻击理学、攻击朱子，我总是要和他辩得面红耳赤。我自己那时候渐渐就确定了儒者的身份。
这时候我已经快到高三了，觉得自己学儒学，好像学出一点意思来，—开始常常感受到自己对变化气质的渴慕与顽固不化的习气之间的张力。偶尔也能够认认真真地对待自己的心灵，对待经典中的道理。有一次国学社活动，来的同学不多。先生让大家漫谈一番，说说自己学儒学的心得。轮到我说的时候，我的状态很真诚、很真实，就说：“我最近感觉，看到经典中说的很多东西，都很认同；而且也觉得自己应该展现出那样一个样子。可是有的时候做不出来……”先生沉默了片刻，反问：“做不出来，是为什么呢？”
这样一问，倒有点出乎意料！因为我说这个话，其预期多少是要得到一些安慰，甚或表扬。比如“慢慢来，渐渐就能做到了。”或者是：“你已经做得不错了，不要太着急。”没想到，先生反来问我做不出来是为什么？我头脑一片空白，有点儿张口结舌，随口就说：“可能是因为习气比较重……”
我话还没说完，先生就挥挥手：“你不用说了，你这个状态不对了。刚才你说话的时候状态是对的，很真诚的。现在你这个不对了。”
我脸一红，低下头没敢说话。先生接下来讲了一些关于“修辞立其诚”的话，我也没仔细听。我刚才说这一句“习气”什么的，的确不是我的真实想法，而是无话可说之际，随口说了一句书里看来的话。如果是外行人来看，那么这样说，也算是儒学；但是状态有一点偏差，就不是工夫中人了。我当时就在想：原来儒家讲工夫，这么细密、这么严格！我内心一点点的变化，都不让放过。原来我之前理解的儒家工夫，真是太粗疏了！
先生与我的这一段对话，其实我说了什么，实在不要紧。只是我在当时，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状态的变化，诚、伪之间，就是这样仅隔一毫，而差之千里——诚伪一变，人就从工夫中掉出来；最让我惊讶的是，先生居然立即察觉到了这点。这让我的心灵受到很大冲击——后来先生也说：做工夫要做得密，做到“间不容针”。上面这一段经历，让我知道工夫应该密到什么程度。
到了2010年9月，我升入高三了。那时候我虽然不是国学社干部，但已经自发地在为国学社招新出力。刚刚开学，我就到新高一的男生宿舍去宣传国学社。那时候我就遇到了田九七学友。九七学友又瘦又小，目光沉毅。我当时在他们宿舍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他和同班的郭一杰，都是被我拉到国学社去听课的。
那一年“九·二八”孔诞日，国学社要组织去祭孔，我当时自告奋勇撰写了祭文，由先生修改过。我又根据之前诗社祭祀屈原采用的礼仪，和袁一帆等学弟妹排演了祭孔礼。那次祭文的写作给我印象很深。因为写《祭朱子文》的时候我对儒家有信任，但没有什么理解。后来我通过听课、读书，对儒家有了更深的认同。这次祭文相当于我自己儒者这个身份的告白。祭孔之后，我和同班的李文博、吴天枢及田九七学友一同到叙香斋吃饭。我还记得席间我讲了阳明子“读书做圣贤”的故事，九七学友听了当即说：“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就是要做圣贤，不然也没什么意思。”我听他这样说，觉得又惊讶，又高兴，从此和他更亲近了。
高三期间，我对于高考复习其实多少有点逃避心理。那时候书桌上总是摆着一本钱穆先生的《宋明理学概述》，读了又读。程子、朱子、象山、阳明的部分，反复看。我还特别喜欢胡安定、吴康斋。理学家关于工夫、关于天道的话，给了艰苦复习的我很大安慰，让我能超越无聊的、压抑的高三复习，有另外一片精神世界。
那时候自己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觉得自己想好好学儒学，但现在不得不准备高考。自己那个真实的身份越来越藏不住了。那时候我很少有机会见先生，昊坤学长也毕业了，同时我又觉得自己特别需要儒家。我一方面经常读钱先生的书，一方面每天早晨去读经，直到高考前我都没有中断。此外也常常和田九七、郭一杰他们谈话。说实话，那时候我复述先生讲的东西、书上看来的东西，都不是很准确，自己也不懂。但谈这些，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精神生命。
高考结束那天，我一出考场就给先生发了信息：先生，我高考完了！从此以后，我可以好好学国学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四中和国学社给我提供了学儒学的机会，但终究不是我能真正深入学儒家的所在。想起在北京四中国学社的这段时光，我万分感恩，也不禁有一点失落。如果我能一上高中就接触到先生，对儒家产生信仰，我能免去多少青春期的苦痛呢？我能少走多少弯路呢？如果我不需要被应试教育和学校生活所羁缚，能在心智最纯粹的年纪开始做儒家工夫，我会不会更早找到自己做工夫的得力之处呢？我想：人生没有如果。但我们可以行动，把儒家的道场与学校建起来，让未来千千万万的少年能顺畅地学习儒家，这样才叫青春不留遗憾。
留言板
我们期待您的反馈，并将对您的个人信息进行严格保密。
如希望进一步沟通，请准确填写您的联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