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硝烟中的圣贤血脉——马一浮大师的儒者之路

2017/03/16

一九四二年，马一浮先生摄于四川乐山，图片来自陈星《隐士儒宗》

二十世纪，有一位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他先后拒绝了北大蔡元培、浙大竺可桢校长的聘书，却在抗战期间创办书院，以专门培养圣贤为宗旨。梁漱溟曾称赞他是“千年国粹，一代儒宗”。他就是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
昨天，我们简单介绍了马先生的生平，并分析了他拒绝大学聘书的真正原因（点击回顾），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述马先生是如何在抗战中创办书院、在硝烟中传承孔子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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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九月，因日寇逼近杭州，马一浮先生携外甥一家，与学生张立民、王星贤等人避兵桐庐。一九三八年一月，再至开化。三月，马先生应浙江大学“特约讲座”聘，来到江西泰和，为浙大师生讲授国学。“引端”之后，第一场正式讲座，马先生以北宋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教”来教导学生立志：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讲座中，马先生说道：

故学者立志，必当确信圣人可学而至，吾人所禀之性，与圣人元无两般。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曰理也、义也。……今当人心晦盲否塞、人欲横流之时，必须研究义理，乃可以自拔于流俗，不致戕伐其天性。学者当知，圣学者即是义理之学，切勿以心性为空谈，而自安于卑陋也。

王阳明教弟子立志，要立“必为圣贤之志”，而马先生也是如此，马先生要培养的就是真正的圣贤。立志，就要确信圣人的境界必然可以通过努力学习达到。圣人和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本性和圣人是完全一样的。圣人只是先做到了那些所有人的本心都认同的事情而已。所谓“心性”“义理”之学，就是努力追求、实践自己真正的本心。人必须如此，才能在乱世中保全自己的天性，不使它遭受侮辱和伤害。特别应当注意的是，马先生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不是在介绍古代的某位遥远的大儒有什么观点，而是在恳切地请每一位当时的听众、后世的读者在当下反向自己的内心，在心中给自己的精神生命一个交代。

一九三七年，竺可桢摄于禅源寺，图片来自网络

在江西泰和的讲座，一共进行了十二场；每场讲座之前，马先生的讲稿都油印发放给听众。这些讲稿后辑为《泰和会语》。
八月，战事紧急，马先生随浙大师生离开江西，取道桂林，于十月二十六日抵达广西宜山避难。在宜山，马先生又作九次讲座，并为浙大撰写了校歌歌词《大不自多》，经谱曲后，沿唱至今。

浙江大学校歌曲谱，图片来自网络

马一浮先生“出山”在浙江大学讲座，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泰和期间，重庆的友人谋求扩大讲学范围，“为天下存读书种子”，遂向马先生倡议创办书院。于是在离开泰和前夕，马先生撰写了《书院之名称旨趣及简要办法》（一九三八年八月），定书院名称为“复性”。马先生写道：

书院古唯以地名，如鹅湖、白鹿洞之类是也。近世始有以义名者，如诂经、尊经之类是也。以地名，虽得名胜之地如青城、峨眉，似含有地方性，不如以义名，使人一望而知其宗旨，观听所系，较为明白正大。今若取义，鄙意可名为“复性书院”。学术人心所以纷歧，皆由溺于所习而失之，复其性则同然矣。复则无妄，无妄即诚也。又尧舜性之，所谓元亨诚之通；汤武反之，所谓利贞诚之复。“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教之为道，在复其性而已矣。今所以为教者，皆囿于习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复性之义以为宗趣。（《马一浮全集》第四册，第327页）

马先生认为，书院的名称应直接体现书院的宗旨，让人一目了然，明白正大。《中庸》有言：“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人如果能遵循自己的天性，则无往而不明善，教育的真谛，就是恢复人固有的天性。当时自命为“教师”的，都只知道有外在的灌输，而不知道人天性本身的可贵，因此要以“复性”为名，创办复性书院，践行孔子之教。
马先生还要求书院必须“超然立于学制系统之外，不受任何制限”。原因正是在于，孔子之教与古今的公立学校教育存在根本不同（相关论述请详见昨天的推送《人性难复，北大便又怎样？——马一浮大师的儒者之路》）。
欲创办书院，则必须筹措经费。在马先生看来，书院是讲求义理之所，因此对其资金来源必须谨于去取，以保障书院的自由独立。因此马先生在《办法》中写道：

书院经费，暂由倡议人筹集，称家有无，以开筚路蓝缕之功。然须为久远计，宜设基金会。基金来源，由个人志愿捐输，略如佛氏丛林及基督教会之制，不由政府支给。但政府为扶植文化，意主宏奖，量予资助，义同檀施。其经济须完全属于社会性，不为国立、省立，不关审计，由书院自设主计委员会掌之。

“檀施”指施舍。也就是说，书院仅接受出于信任的自愿捐赠，书院资金的使用，必须保障绝对的独立和自由，一切政府、个人，不得干涉。
在倡议创办复性书院的友人中，就包括当时担任最高国防委副秘书长的陈布雷。在《寒江雁影录》中，保留了马先生致陈氏的一封书信，在其中，马先生将自己创办书院之用心、对自由讲学之要求和盘托出，兹节钞如下：

义理不明，经籍道熄，由来已久，不待异族之侵陵而吾圣智之法已荡然无存矣。唯学术不亡，然后民族乃不可得而亡。今日亦盛言固有道德、民族精神，然未闻抉示吾先圣所留贻其为精神、道德之所寄者，果为何事也。以某之愚，窃谓当求之六经，而后学术之统类可明，文化之根本可得，自心之义理可显，而后道德可立，精神可完。果欲立书院而使某为之说，则舍是吾不得而知之。故以为书院性质在现行学制之外，不当隶于教部，不唯与今之学校不同，亦与旧时之书院迥别。诚得政府加以扶植，社会人士加以赞助，当略如佛氏之有丛林，政府与人民同为檀越、为护法，如某者得自比方外，是亦足示国家宽大之美、深厚之意。不以世法相绳，然后某乃可尽其说，庶几成就得少数人，使知中国异于夷狄，而不致以夷狄为神圣；使知凡民可为圣贤，而不致以圣贤为虚无。如是方有意义，不为虚设。而或者乃比之大学文科哲学系，比之国文专修馆，比之存古学堂，则为拟于不伦。审如是，则今之所有者亦既备矣，安用此骈拇枝指为哉！（《马一浮全集》第四册，第36-37页）

通过陈布雷，筹建复性书院一事，得以上达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蒋介石得知后，对马先生创办书院的各项要求均表示赞赏和支持，并同意自愿与行政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长陈立夫共同充当创议人，礼聘马一浮先生为复性书院主讲。
一九三九年二月，蒋介石汇寄川资千元，派汽车将马一浮先生接至重庆。抵达重庆后，马先生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隆重欢迎，蒋介石亲自设宴，并当席允诺提供三万元专款作为复性书院建院基金，约合今天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左右。之后，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决定每年为书院提供定额补助，同时允许书院在现行学制之外，教育部始终以宾礼相待，一切事务，听凭书院自主安排，不加过问。时值抗战极端艰苦的时期，最高领导人代表政府资助民间自由讲学，足见当时国家尊师重道的精神与魄力。

乌尤寺，图片来自“北京四中国学社”百度贴吧

乌尤寺，位于位于乐山市城南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汇合处的乌尤山顶，紧邻乐山大佛。一九三九年五月，复性书院与乌尤寺借屋条约，确定租借乌尤寺寺院房屋，作为书院的讲学、居住场所。先生撰写了《复性书院简章》《复性书院征选肄业生细则》，面向社会印发，书院正式开始招生。《简章》中，先生立下三条戒律，要求学生遵守：

来学者须遵守三戒：一不求仕宦，二不营货利，三不起斗诤。绝贪躁矜妄之习，方能收敛向内，自拔于流俗，其不能遵守三戒者遣去之。

一时间，邮寄个人文字作品，申请入学者计八百余人，多数文字，都由先生亲自审阅、批示、裁答，但最终入选者仅三十余人。多数申请者，要么根底浅薄、文理欠通，要么徒尚多闻、不事义理，对于书院旨趣缺乏了解。再给一名申请者的信中，先生写道：

天下之为学者亦多术矣，约之不出二涂：一则资多闻以求时用，一则重体究而贵自得。二者不可强同。今观足下之所尚，似取前者，而书院主后者，是其未必有合也亦明矣。（《答颜慎之》，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一日，《马一浮全集》第二册，967页）

当时，马先生以类似理由回绝的申请者，为数不少。
九月十七日，复性书院在乌尤寺旷怡亭举行开讲礼，以昭告孔子，书院正式开讲，马先生所作《谒圣文》中有句：“实秉遗教，以与斯人；将竭微诚，俟诸百世。”可知马先生是竭尽了自己的决心和愿力，要在乱世当中把孔子的遗教传下去。当日，由于战乱影响，学生仅十三人到院参加典礼。而先生，则仍以“学而至于圣人”开示诸生，教诸生立志。先生说：

儒者先务立志，释氏亦言发心，此须抉择是当，不容一毫间杂。圣狂由此分途，惑智莫能并立。……性具之德，人人所同，虽圣人不能取而与之。学而至于圣人，方为尽己之性。此乃常道，初无奇特。须知自私用智，实违性德之常；精义入神，始明本分之事。书院师友所讲习者，莫要于此。今当开讲之初，特举是以为说。当知此理平实，勿谓幽玄；此语切近，勿谓迂阔。（《马一浮全集》第一册，《复性书院讲录》，85-86页）

孔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尽己之性，学至圣人，是做人的常道与本分，也是马先生讲学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线索，虽然在学绝道丧之余、颠沛流离之际，马先生仍要把这作为书院讲习最重要的追求，真正落实。
在创办之初，复性书院定于每周三上午九点开讲一次，马先生每次主讲大约两个小时。其余时间，学员在院自学，读书、实践，或向先生各别请益，每学期期末举行考试。

马一浮先生所书乌尤寺方丈室楹联：“要使鱼龙知性命，不妨平地起波涛”，图片来自“北京四中国学社”百度贴吧

一九四〇年四月六日，寒食。马先生作诗一首，以酬答前来馈问的朋友及书院学生：

海沤电拂倏无邻，乘化观缘得暂亲。
岂有风轮持世界，但凭愿力向斯人。
黍离麦秀终漂泊，谷响泉声孰主宾？
留取瓣香酬古佛，衰残何意惜余春。

唐代永嘉玄觉禅师《证道歌》有句：“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在这个无常、生灭的世界当中，一堂师友的相聚是何等的机缘，何等的不易！我哪有风轮来支撑、左右这个世界呢？内心中的誓愿之力，就是我唯一的凭藉。在国破家亡之际，寂寞的山谷当中，如果能存续一线法嗣，就是对古圣先贤最好的报答了，在这衰朽之年，我无意吝惜自己残余的生命。
先生当时的心境，有谁能体会得到呢？

一九四一年，马一浮先生摄于乌尤山（“青衣别岛”），图片来自陈星《隐士儒宗》

然而，就在四个月之后，一九四〇年七月，先生向书院创议人陈立夫提请辞职。一九四一年六月末，马先生正式结束了在书院的讲学。此后，书院事业，仅以刊刻图书为主，直到一九四九年改组为儒林图书馆。
马先生的罢讲，最开始的起因，是因为一九四〇年六月，教育部要求书院报讲学人员履历及所用教材“送部审核”，违背了“始终以宾礼相待”的诺言。一九四〇年年底，陈立夫亲自从重庆来访道歉，马先生遂应允再讲半年。但此事似乎并非罢讲求去的主要原因，一九四四年，在给学生张立民的信中，先生写道：

廿九年教部欲审核教材，仆始有去志。三十年学生反对刻《答问》，此为罢讲求去之主因，不独专为经济困难也。（《马一浮全集》第二册，808-809页）

民国三十年（西历一九四一年）复性书院学生反对刊刻《尔雅台答问》之始末，笔者未能考证清楚。但可以确信的是，尽管马先生已经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反覆强调书院与一般学校的差异及其独特的价值，但无论是一般社会，还是同事、学生，都并未真正理解、认同马先生的用心。书院讲学的效果，也很难令先生感到满意，学生在“复性”之学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
早在一九三九年冬季，马先生的好友、和马先生同为“新儒家三圣”之一的熊十力，就提出变复性书院为“国立文哲学院”。可知熊先生也不知道书院与公立学校、研究所之间的根本差异何在。之后，因为和马先生意见不合，以及在乐山空袭中伤足，熊先生选择离开了复性书院。
四〇年夏天，期末考试后，先生写《暑假告诸生》，以劝勉书院学生：

观诸君此届试文，知平日讲论，所益实尟。诸君才智虽各有所长，然泛泛寻求者多，真实体究者尚少，故出之未能沛然。若夫思绎之勤，则固有之。时方危难，中土圣贤之学，晦而不明久矣。吾以炳烛余年，获与诸君一日共学，虽其言未足以为益，其属望诸君负荷斯道之心，实无有尽。……义理之学所以不同于俗学者，正在不从人得，须是自家着实体究，方有入处。讲论只与作缘，实不济事也。诸君若体究有得，自知受用，于一切境界能作得主，于一切事理更无所疑，方知此言不缪。否则虽朝夕相语，只是一场钝置，都无饶益。诸君多曾受现代教育，具足现代知识，其可为之事甚多，又何必来此共甘枯淡邪？（《马一浮全集》第四册，346-347页）

在讲习结束前一个月左右，先生给书院董事会的信中，也谈到自己罢讲的原因：

书院讲习旨趣本与今时学校迥乎不同，过去之缺憾，约而言之，乃在所采之方式，不期而有类似学校之处。一般人心目中，对于书院之期待，亦是以另一种之学校规之。来学诸人，虽知书院不可以求禄利，其视经术义理之学，亦认为此是另一种知识，其求之之法，亦与在其他学校无异。以为随班听讲，计年可毕。其高自期许者，将求表现其学力，以能作考辨之文而止。于书院所举求端致力之方、进德修业之要，未有以相应也。其间质美而肯读书者，颇不乏人，然大率向外求知之意多，而身体力行之意少。虽复不惮辞费，终觉劳而少功，未见其进。是以望之弥切，忧之愈深。盖由诸人根柢不一，趣舍亦异，各安所习，猝难变化。而浮不善教之过，实不容辞。此所以亟思避席而深用自疚者也。（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234）

大学里面学的是知识、思辨之学，学了这些尽可以有事情做，不必来书院。先生创办书院，讲的不是知识、思辨的俗学，而是义理之学，虽然马先生内心当中，如此殷切地希望学生能把中土圣贤之道担荷传承下去，但是学生并没有实质的变化。
不少学生知道书院不追求禄利，但是却对书院产生了另一重的误解，把经术义理之学，当成了另一种知识的学习，以为做一个肯坐冷板凳、潜心研究学问的学者就足矣。殊不知书院培养的是圣贤，而不是学者。宋明理学讲求，你我从普通人转变为圣贤，必须要“变化气质”。“变化气质”，是一个人在生活、行为、内在心性的状态的根本变化，比如由冷漠变得富有仁爱之心，由懦弱变得勇敢，由懒惰变得勤奋。但一个人无论学多少知识，进行何种思辨，生命状态也不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因为这不是“坐而论道”的层面能完成的，它要求一个人必须“起而行之”。“坐而论道”，还常常会成为一个人回避自身种种缺点和问题的“避风港”、“安全区”，殊不知一个人就算可以讲说孔子，可以解释颜、曾、思、孟、濂、洛、关、闽历代儒者的思想，也不足以成为儒者，不做实践工夫，那么实际上就还是一个普通人，一生只可能在环境、因缘的影响之下随波逐流，而不能让自己的生命昂然挺立起来、超越环境的影响、成为圣贤、豪杰之士。
可以说，先生是带着深深的失望结束了讲习，在给早期弟子袁心粲的信中，先生写道：

书院在今日已无存理，自是吾德薄不能感人。向来讲论都无所益，今刻书亦难为计，所忧者不在绝粮，俗情难喻，无足深责，而相从二三子于自己性分内事亦未能见得亲切，故知共处无益。吾不能弃忠信以为道，动而有悔，所遭之时则然，但其所以自处者，欲求不害义而已。（《马一浮全集》第四册，17页）

先生在书院，共讲学四个学期，先生所作讲义被编辑为《复性书院讲录》，刊刻发行。

一九四八年与熊十力（前排右三）叶左文（前排左三）摄于东迁后的杭州葛荫山庄复性书院，图片来自陈星《隐士儒宗》

马一浮先生像，1953年摄于杭州活佛照相馆，图片来自陈星《隐士儒宗》

一九五〇年代，在各大学教授竞相接受“思想改造”，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之际，熊十力孤独一人，在自己北京的寓所著书度日。一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杭州的书信，来信者正是马一浮先生。后来，熊先生高兴地对自己的学生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
文革爆发，马先生在八十四岁高龄被红卫兵赶出西湖畔的寓所蒋庄，多年收藏的古书、字画遭到焚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日，马先生告别了这个充斥着喧嚣与暴力的国度，长归道山。临终前，先生留下了一首五律《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先生讳浮，字一佛，后取《楞严经》“反观父母所生之身，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句义，改字一浮。
先生曰：“我为学得力处，只是不求人知。”

笔者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学生，但是因为种种殊胜的机缘，有幸在六年前结识了朱翔非先生。二〇〇六年九月，朱翔非先生在北京四中创办国学社，接续马一浮先生的遗愿，以历史与心性工夫为讲学线索，传承圣贤血脉，继续培养中国的仁者与圣贤。在先生那里，笔者接触到了真正的义理之学。
马先生、朱先生亲身的实践让我知道，人世间固有一条不同于大学学者的儒者之道，很值得向往，并促使我开始努力。
转眼间就要毕业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也会对这条道路有兴趣，所以去年，我和学友廖嘉祈创办了“明远修习会”，今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孔阳国学修习会”，尝试用儒门的、而非学者的方式，重新学习经典和历史。我们希望能追随马先生、朱先生，把孔子的道践行、传承下去。
我们的活动主要包括儒学沙龙、每日读经、《中华人文精神简史》暑期课程以及“儒门对话”等内容。
本周日，我们将在北大一起学习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作品《中国历史精神》，以及朱翔非先生讲解心性工夫的文章《入道如箭》。如果您对我们或我们的活动感兴趣，欢迎您扫描下面的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与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