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匹夫匹妇复仇也

2019/02/19

笔者6岁时，在崇祯皇帝思陵。图/家父

一

我对历史产生兴趣，是在很小的时候。我的父母热爱访古，几乎每年都要带上我走访全国数个省的数十处古迹。我印象很深的是，3岁那年在清西陵，我抬头仰望着蓝蓝的天空和黄黄的琉璃瓦，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从那之后，很明确的是，历史对于我来说便有了一种强烈而神秘的吸引力。

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古人的陵墓。这是在大人看来可能是一种不可理喻、疯狂的怪癖，不过我的父母还是很能容忍、支持的。6岁那年的春节，我听闻明定陵考古出了本新书正在现场签售，下午便和父母赶到了十三陵去。在场的有赵其昌，是发掘定陵的考古队队长，北大历史系毕业，做过首都博物馆的馆长，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我跟赵老先生「请教」了一些关于明代的知识，赵老先生对我颇为怜爱，在给我签名时写了很长的一段话。不过转过头来，他又跟我的母亲说，「这孩子喜欢历史，不过长大了可千万别干我们这行」。

1999年春节，笔者（中）与赵其昌夫妇在明定陵。图/家父

幼儿园和小学都没有历史课，不过打那个时候开始，读历史书、走访古迹，以及想像古人的样子，就伴随了我的成长。历史书一页白纸上几百个铅字，就能把我很多在日常生活中从未有过的感觉调动起来。去那些名胜古迹的时候，我也常常想，几百几千年前的那个谁谁谁站在这里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些什么啊。

我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我跟历史之间的感情，并不是记下很多帝王年号这类知识上的满足。但那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最近搬家，我找出了很多小时候的东西。其中，在一篇我不到10岁时写的日记上，有这么四个字：

远慕古人。

时隔十六七年，再读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也在想，「远慕古人」，我当年到底慕古人什么呀？左思右想，还是不能给出一个宛如语文考试阅读理解题一样的答案。或许是古人那种「国士待之，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死的风范，或许是忠贞谦退、高尚其事的美德，或许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终生守之而不渝的执着，或许是一诺千金、生死以之的气节，或许只是那种彬彬的礼仪……这些在当年，确实都已经给我留下来了很深刻的印象。但与其去分辨这些，毋宁言是历史本身的魅力，是那种自然而生的愤悱之情，是「古人能，我们今人也能」，是「我们今天应该沿着古人的路走下去」。

可惜的是，在当时所处的环境中，我很难得到什么回应。

笔者5岁时，在曲阜孔庙。图/家母

二

上初中后，学校里终于有了历史课。那本来应该一个最能给人以温暖、最能让人感到人之为人的生命力的地方。

可是，翻开教材，编者们想告诉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的是什么呢？他们跟我说，历史的本质是铜、铁、水蒸气或者电，因为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生产工具起主要作用。他们跟我说，要自觉运用巩固和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观点分析历史，所以岳飞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他们还跟我说，「我们走了一些弯路」。

在这里，历史被全然地当成了碎片化的知识来讲授、记诵，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连那些客观的知识都比不上的空洞的逻辑，是意识形态的说教，还美其名曰「历史规律」。温暖？没有。正义？更没有。有的只是从各种生产工具、各种「××阶级」、各种「××性」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冷漠和无聊。

几乎无师自通地，我渐渐学会了自我的「思想改造」，学会了像大人一样说话，学会了去开始「扮演别人」，学会了在被问到辛亥革命时要提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不能说「秋瑾的诗让我非常感动，我也想成为她那样的人」。

当然，那会儿我根本意识不到这些有什么不妥或者荒谬，更想不到要去反驳谁、怎么反驳。靠着积累和兴趣，我能把历史课学得不错，但似乎还是生物课上去观察蜻蜓、物理课上仰望浩渺的宇宙，更能让我觉得有一种生命的活力。

似乎没有人想去戕害孩子，似乎每一个人都是在为了孩子好，似乎所有人都没有恶意，但是孩子却就这么被戕害了，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笔者初中时，曾以「初探清朝皇陵的排水系统」为题参加北京市中小学生科技创新比赛并获奖。回视彼时媒体上的报导，感慨良多。图/不详；《中国教育报》2006年02月20日第3版

三

平心而论，我那时所处的环境已经算是很不错了。父母对我比较放任，在学校也是老师眼里的「主流派」和「好孩子」。特别是当时在初中的年级组长是一位历史老师，对我颇为器重，我到现在都十分感激。然而，我的困惑——或者通俗一点说，那种「别扭」的感觉，不仅没有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而渐渐消除，反而不断向内加深。

后来我也了解到，类似这样的感受并非是我一人独有，毕竟我们都是在「新」社会中成长的。今年（2019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1949年有人写了篇名作〈时间开始了〉，好像从那一刻开始，一切才变得有意义起来。至于历史，那就仅仅是过去的事情而已，能搁到博物馆里不给统统砸烂就已经算便宜它了，总之绝对不应该跟我们新时代的新生活的发生什么联系。如果说从事实上看，历史和现实还有什么联系的话，那也是因为我们「除旧布新」还不够努力，必须还得再加把劲。要是有人小声地说一句——说我们与古人是活在一脉相承的历史当中，说我们应该给历史上的古人一个交代，说我们应该沿着古人的路走下去——那么这种人在20世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在21世纪恐怕也会被周遭的人士视为精神病，至少也会投来某种关切的目光。

当然，我那会儿倒还不至于被别人觉得或者自己觉得真得了精神病，但在潜意识当中，也意识到了某种风险，某种与这个时代对立的风险。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模模糊糊地有一种感觉：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最珍视的那个东西只能死死地埋藏在心底里。我并没有把这种意思跟任何人说过，包括父母和最亲近的朋友。不是我装清高、不屑说，而是我太害怕了。我害怕我得不到我想得到的回应，我也不想坐实我真的跟这个时代对立，因为这带来的后果是当时的我接受不了的。当然，也是我说不太清楚。

我隐隐觉得，我心里向往的那个世界，跟我身体所在的这个世界，宛如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尽管这面玻璃有时可以被擦得干干净净，好像完全不存在似的，但是当我满心欢喜、加足马力想要冲过去的时候，砰的一声，便会撞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本能一般地学会了自我保护，学会了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学会了和身边的人一样，尽管我还是觉得，和古人在一起的时候最能让自己觉得安全、感到舒服。于是，当我在家里发觉父母要过来看我的时候，我会应激一样地把正在看的历史书藏起来。我也知道父母其实对我在干什么、看什么并不太管，但是我还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于是，我在学校和同学谈起历史、谈起时事、谈起个人关怀的时候，我总要将一番插科打诨式的自我调侃贯穿其中。因为我害怕，害怕当我把真话说出来的时候别人嘲笑我，便抢先一步把谈话转入开玩笑的气氛，这样我就能自我麻醉说别人再怎么笑话我，也是因为大家本来就都在开玩笑嘛。在很多同学的记忆中，我的形象大概已经停留在了一个诙谐、幽默、不正经的样子，但在那背后，是巨大的痛苦，甚至至今，仍感痛苦。

这不是我的本能，但我竟然学会了这些本能，现在想想，真是太可怕了。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一段当代学者对夏完淳的评价。不过，类似「局限性」、「某某某不可能意识到」之类的话语，充斥我从小到大读到的今人撰写的历史书，这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历史学感到厌恶。多年以后，我读到了一段话，说「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图/weibo@狐周周

四

如果不是因为上高中后的一段机缘，我现在大概会是一名铁路工程师，会反复劝说自己，自己对历史的那些所谓感受，不过是小男孩的一场春梦而已，等再长大一些、等再把那些事儿忘一些，就全都妥了。而我精神生命的成长，大概也就永远被封印在了懵懂之中。

上了高中，学校还有历史课，自不必表。在课余时间，我参加了北京四中国学社。那个时候，我对于「国学」的认识，停留在一种宽泛的「传统文化」的概念里，觉得大家多认识一些古字、多念一些古诗、多学一些礼仪、再像百家讲坛那样讲一讲《论语》，就算是「国学」了。我对这些嘛，还算是有一丢丢兴趣，但老实说，一开始去听课，主要还是随大流、试试看的心态。

国学社正式开课已经到了高一那年的12月底。任课的是朱翔非老师，带着圆圆的粗框眼镜。一上来，朱老师没说别的，先讲起了中国的历史，这让我这个自诩对历史有兴趣特长的学生还有点儿高兴。但是接下来讲的内容，就让我开始觉得惊讶了。

朱老师说，有一个东西叫做「道」，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多厉害的人物为了捍卫这个「道」最后都死了。我心里嘀咕，那些人我们一般讲，不是因为他们深受「爱国主义」影响吗？怎么就成「殉道」了呢？

朱老师接着说，我们现代人看历史，差得太远了，文革、五四、满清，必须得能跨过去。这样的讲法我闻所未闻，一听之下觉得匪夷所思，在此之前，我一直以清代历史文化的爱好者自居（参见上述笔者初中时所做的科研项目）。

而朱老师接下来讲的，就让我坐不住了。他说，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人文精神」，我们现代人可以而且应当接续中国历史上的人文精神，在我们的身上活出那些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的样子。什么？这是真的吗？

2007年12月24日那堂国学社的社课上，我在笔记本上一连写下来7问题，再加「历史真他妈的乱」7个字（见下图）。两三堂课听下来，我既有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历史情感全都被冲击成了碎片。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又是错的？历史到底是什么？我跟历史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种种问题充满了我的脑海，乱的不得了，好像漂浮在真空中一样。

但是，与此同时，我又隐约地感觉到，光明，就在不远的身旁。冲过这一关，现在困扰的我的这些问题，以及曾经那些让我倍感痛苦、苦求难解的疑惑，即将找到答案。

笔者2007年12月24日听朱翔非先生在北京四中国学社讲课时所记笔记。「他妈的」三字为次年划去。图/自摄

所幸，我等待答案的时间并不太长。

一个月后，我们班去河南游学，朱翔非老师同行。我负责全权设计线路，见伊川县有一处名胜「程园」，便将其加入到了行程之中，并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当天，我们入园游览，只见朱老师手捧鲜花，径直走到北宋大儒小程子程颐的墓前，当着领导、同事和学生的面，扑通一下，跪了下去，磕了三个头。

这一幕，震撼了在场所有人。我当时对程子其人了解并不深，只是觉得心头一个疙瘩一下子被打开了。在那之前，我走访过颇多的古人墓葬，除了那种用招徕游客的表演之外，从没有见到有现代人仅仅为了向先贤致敬而在墓前行礼，何况众目睽睽之下的如此大礼。原来，先贤的陵墓可以不仅仅是旅游景点；原来，那些先贤在人文精神的谱系上是真的有后人的呀。

2008年01月31日，朱翔非先生在河南伊川小程子墓前行大礼。图/张文虚

从高一下到高二上的那一年，是对我个人生命至关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我继续参加国学社的社课，同时也选修了朱翔非老师开设的「国学概论」课程，即今日「中华人文精神简史」的前身。

国学社的社课常常并无一定的教学计划，有时来听课的学生只有两三人，朱老师就跟我们海阔天空地聊着经典和历史。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朱老师说，「他们都错了」。朱老师说，当年的中国人，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尊严，为了那一团火，流过那么多的血，可是那些血呢？那些血被这三四百年来一层又一层的谎言，被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冷漠给稀释了，这些谎言和冷漠居然，居然就成为了潮流。「你不要怕跟身边的人都不一样，你不要怕做你自己，你不要怕沿着古人的路继续走下去。」

而在那年秋天的「国学概论」课上，朱老师从孔子到当代，按照时序讲了中国历史上那些了不起的人物，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校的课堂之外系统地听历史课。

「原来历史还可以这么讲啊！」我知道了，原来历史课也是可以讲良知、讲正义，也是可以为了那些忘不了的人和事去感慨、去流泪的。我知道了，不正义的事情，过了一千年、过了一万年，依然还是不正义，只要人一息尚存，就应该把颠倒的乾坤给正过来。当然，更主要的是，我知道了，我可以堂堂正正地活着，我可以像古代那些了不起的人物一样，自己也去做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大概在那一年，我感觉自己终于找到了那扇门，那扇我曾经无数次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的门。多年后，我知道了，那扇门不是别的，就是那一团火，那一团从古至今在人的心头煌煌不灭的烈火。所谓「远慕古人」，也正是要把这团火继续烧下去。

2008年春季学期，笔者（右）与段昊坤在北京四中国学社听朱翔非先生授课。图/杨柳青青

2008年秋季学期，笔者在北京四中听朱翔非先生讲「国学概论」时所记的笔记。图/自摄

五

那学期「国学概论」最后讲到「明末绝响」，也就是明清之际的慷慨悲歌的时候，朱翔非老师说，现在人们对明朝历史的认识太浅陋，也是因为明朝的历史被后代篡改涂抹得最为严重——「有朝一日，我们要重新写一部明史，要把泼在那些人头上的脏水洗干净」。

我印象十分深刻，说这句话的时候，朱老师是看着我的。

我记得那一阵子，一天当中最让我觉得兴奋、也觉得紧张的事情，就是每当深夜做完作业开始捧读明代历史。看顾诚的《南明史》，将近80万字一个星期读完，第一次因为看书而通宵未睡，看完了正好天亮，揉揉眼睛、洗把脸就去上学。读《明季北略》，读《万历野获编》，再通读《明史》，把感兴趣的人的名字和出身抄下来，然后跑到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一个个找名字。又读朝鲜的燕行录，上溯到整个朝鲜史，惊见东国君臣把崇祯年号用到了「崇祯二百九十一年」，于是自己也开始以「崇祯三百八十二年×月×日」纪历……

从万历到崇祯，从弘光到永历，看史可法、瞿式耜、张煌言、李定国，再到江阴八十一日、广州庚寅之劫——明末清初、天下将亡的那几十年，血腥的杀戮和光芒万丈的气节，更是直接构成了我永生不忘的历史记忆。

不知道有多少个深夜，我坐在书桌之前读书，经常是读到一处就突然感到血脉喷张，根本坐不住，便跑去厨房偷拿家里的料酒喝，然后攥着长柄雨伞好像握着一把宝剑一样，咬着牙在屋里一小时两小时地绕着圈快走，仿佛自己是在崇祯十六年两次几擒李自成、却在大旱多年的河南两次阻于暴雨的孙传庭，仿佛自己是己亥年在南京城外、终于等来郑成功的军队祭祀孝陵的父老，也仿佛自己就是那些不甘心但又薙了辫子、忙活了大半辈子地下反清事业最后赍恨以终的遗民……

在那若干个时候，我觉得自己胸中的那团火真正开始熊熊地燃烧了起来。我站在那些古人身旁，为他们摇旗呐喊，替他们高兴、替他们哀叹，与他们并肩战斗。我觉得，我身体当中全部的生命力被调动了起来。我在真真正正地活着，在真真正正地为了自己活着。

那是我在此前从未体验过的感受。

2009年01月20日，笔者在杭州张苍水祠为同行北京四中师生讲解南明历史。图/杨柳青青

在高三准备高考的最紧张的时候，我仍然坚持每天读书，给自己一个体会能够生命活力的空间。其中一天，我在日记里写到：

观乎明人，于忠肃十七而做《石灰吟》，王阳明十七而志为圣人，烈皇帝未十七而魏客伏诛，夏忠愍未十七而先殉国难。反躬自察，敢不愧怍？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生命，和那些了不起的古人，是不会分开的了。他们在哪里，我的道路就在哪里。

高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到江南观光，去了松江（夏完淳墓）、嘉定（嘉定守城纪念地）和江阴（江阴守城纪念地）。既是到历史现场向那些古人表达自己的敬意，也是对即将满18岁的自己的一个宣示：我认这些人是自己精神血脉的列祖列宗，我要把那团火永永远远地烧下去，我也要洗尽这几百年来中国人所遭受的耻辱去给全天下的人看。

最后一站是南京。在一篇祭文的最后，我说：

惟斯丹寸，以拯陆沉。重昭日月，再造乾坤。

九年后再看，文辞自然还没有脱离孩子的稚气。但是那样一种心志，却始终支撑着我直到今天。

2009年12月24日，笔者在日记中摘录的夏完淳《续幸存录》。整个高三，阅读历史、为那些几百年前看上去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感泣唏嘘，让我能从琐碎无奈的生活中脱离出来，认识到了超越时代的坚忍、痛苦、挣扎与希望。图/自摄

2010年08月07日，笔者拜谒江阴八十一日纪念地。图/自摄

2010年08月27日，笔者赴大学读书前，侍朱翔非先生用餐。图/段昊坤

六

高二时，我们跟随朱翔非先生去拜谒王阳明。朱翔非先生在他撰写的〈祭阳明夫子文〉当中说：

古今不隔，息息相关。

所谓的历史，虽然只是排布在几张白纸上的墨水而已，但是，它却可以让人和几百上千年前那些跟自己毫不相关的古人站在一起，想他们所想，做他们所做。

最近几年，我读的书、了解的事情多了一些，终于发现，朱翔非先生所讲的历史、我们所要走的道路，原来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并不是少数，反倒是我们这几十年、几百年所处时代，是颇为少见了。

孟子说「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这是在讲历史的作用，是说听了那些古人的事迹，会让顽劣的人变得慷慨，懦弱的人立下高远的志向。即便过了再长的时间，听说了他们故事的人也会拍案叫绝、应声而起。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史不绝书。比如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他小时候读历史，读到了明末清初的故事，看到了在清朝自我标榜的盛世背后，还有那么多惨酷的屠杀、那么多为了尊严舍生取义的中国人。然而，那段历史就那么被淹没了，过了好几百年，不让再提了。十几岁的章太炎读到了，说，只觉得「心中发愤，是胸中第一恨事」。胸中第一恨事，就是那一团火，就是那种是一种教人坐不住、睡不着，觉得不为了历史做一些什么就枉活一生的感觉。

说到历史，就要说到孔子。孔子六十六岁的时候，经历了十四年流亡国外的生活回到鲁国，专心编写《春秋》。作为一部历史书，《春秋》跟我们今人撰写的历史作品完全不同。它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贬斥天子、抨击诸侯、声讨大夫。一句话，用一支笔让那些帝王将相不痛快。「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因为孔子的历史是讲正义的，儒者的史笔是讲良知的。

这样的历史已经远离中国人几百年了。有学者说从清代开始就「不敢论古，不敢论前人之气节，不敢涉前朝亡国时之正义」。这样的风潮延续到今天，甚至塑造了我们的想象力、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即便是当代很多人谈传统文化、谈儒家，还是不敢、不愿、不能触及历史。须知，历史不应当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不应当是胜利者的抹布，即便再过一千年、一万年，不正义还是不正义；而只要人在天地之间还存活一日，正义和良知就不会殄灭。不能把历史背后的道义讲出来，不能把历史用作评价是非善恶的尺子，那就是孔子的罪人、是良知的罪人。

当年商汤伐夏，人们都说他是「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我们今天读历史、讲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时常想起早年读明末的历史，读到嘉定城破时黄淳耀说「异日虏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事者，当知予心」，以及桂林城陷时瞿式耜说「俘囚热血魂常在，炯炯双眸死后看」，就仿佛在阒静漆黑的深夜当中，真的有那么一双双沉冤待雪、哀哀无告的眼睛在看着我，看着我要去怎么做。

我们这里讲「复仇」，不是真要抄起家伙干什么，而是要洗尽泼在中国历史上几百年的脏水，是要告诉全天下，那些了不起的古人是怎么活着的、又是怎么死去的，他们当年没有走完的路，我们今天依旧可以走下去。

是为了古人，当然也是更是为了我们心底那个想要燃起腾腾烈火的自己。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