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1
孔阳先生，我的老师

我的老师是孔阳先生。我只有这一位老师。

其实平日里我并不常叫他「老师」，而是称为「先生」。因为现在的社会中，师生关系往往随着求学生涯的中断而终断，但是孔阳先生对我来说并不是这样的「老师」。先生教我开启了形而上的高度，教我传承了儒家的血脉，让我终于能站起来、有了生命，有了尊严。

父母赋予了我身躯体魄，而先生则给了我真的生命。有一个词叫「恩同再造」，我觉得特别好。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要感恩天地父母。但是对我来说，还要特别感恩先生。在追求儒家的道路上，是先生扶着我，让我开启了自己的精神生命，能够真正地站起来，能够真正地活着。我这个人如果在儒家的学习上有一点所得，那都是先生给的。

可是，先生并不太喜欢我们对外说这些。

面对我们的宣传方案，先生最常说的话就是「不要把我说的好像多高大全似的，那样不好。」我们在文章下评论说先生多么多么好，先生都会希望删掉一些。

有时候坐在一起，先生会突然说一句「就现在这样多好！」那往往都是一些特别普通的时刻，不过是我们三三两两团坐在先生身边，谈工夫，谈历史而已。但是也不太普通，这样的时刻太久没有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了。

图：本文作者与孔阳先生

图 / 颐钊

师承有自

先生常说，儒学没有一点神秘的东西。先生自己也不神秘，是个特别普通的人。

先生祖籍山东即墨，出生、成长在吉林，所以有时候说话会蹦出东北的特有名词出来。长得一点也不魁梧，平日都是乐呵呵的；很多事上有些笨拙，对电子产品的使用也不是非常灵光，不太会照顾自己的生活，很多地方都是靠师母打点，先生很幽默，我们听先生讲课常常被逗得哈哈大笑。

2018年3月份，我结束了海外的学业回到北京。这是我跟随先生学习儒学九年来第一次能够长时间在先生身边亲炙。也是从这一年起，我更加切身地感受到先生的辛苦，他是在透支着生命去做事，去做一个本应整个中华民族一起来做的事情——让儒家回来，让儒者回来。

那时，田九七学友一直跟在先生身边做事。他才二十出头，是个孩子。但是师门无人，九七就临危受命，放弃了保送北大的研究生，一整年的时间，留在先生身边，没日没夜地为儒家做事。我回来也是希望能跟随先生、学友们一起为儒家拼命。对我来说，这不过是全职为儒家做事的第一年，但对先生来说，2018年早已不是第一年，先生已经这样不顾生死地做了16年了。

2003年，先生在吉林大学博士毕业，老师是陈恩林和吕绍刚两位先生，而往上追溯，则是金景芳先生，再往上则是马一浮先生。2004年到2006年，先生在北师大做博士后工作，老师是刘家和先生，钱宾四先生的学生。

先生在博士后出站之前，已经决定要走为儒家传道的路，而传道就在民间。

在民间传儒学，这在外人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很不划算的决定——以先生的程度，做学术绝对比现在风光富裕不知多少，可是先生没有这样选择。在博士后出站后，先生拒绝了厦门大学的聘请，来到北京四中，成了专职的中学国学教师。

先生当时其实去厦门大学看了，后来先生回忆的时候跟我们说：「厦门大学真是非常舒服，你在上面讲课，底下是大海，到那儿之后生活状态一下子就慢下来，你要是想生活，那肯定到那儿去。我福气太薄，做不了这个，我必须得回北京去摸爬滚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我还是要在民间把儒家传出去。」

谈笑之间，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便从此分开了。

儒家重师道，孔阳先生是马一浮先生和钱穆先生的学术传人，我们的办公室也一直放着马、钱两位大师的相片。

两条道路的分辨

做学问，成为大学教授，在学术体制内发声，从古至今都不缺这种研究儒家的学者。可是，这些学者又有多少是儒家信仰的践行者呢？在学术体制框架下讲学，是否依然能够保有儒家的高度？几百年来，学术上的儒家研究一直存在着，可是，民间再无儒者，中国再无儒家信仰。那么在学术中存在的儒家又有什么意义呢？

先生经常跟我们强调，儒家从来不是语言文字上的学术问题，而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信仰。讲儒家，不应该只是做学术，而该让每一个人心中都点起儒家的圣火，把儒学做的更大，把儒学真的传出去。

为了把儒家的火种带到民间，带到每一个孩子身上，先生豁出去了，放弃了大学和学术体制，转而走向了民间，走进了中学。从一个可期的大学教授转而成为一个中学老师。这不仅仅是身份上的转变，更是从体制内走出来到民间、到体制外传儒学的转变。一切只为了把儒家真正传出去。

可惜，对很多人来说中学老师就是中学老师，甭管你之前什么程度，甭管你是北京四中的还是什么四中的，都一样。一说你是中学老师，马上就好像比大学教授的水平差多了。现在很多人天然地会以一个人的职位来判断他的程度。失去了某某大学教授的身份，仿佛这个人的一切高度就都没了。

现在看来，这样的论点这真是荒谬。不过在当年，在北京四中跟随先生学习的学生常会被这样劝诫：「你们上了大学再看，有的是比你们朱老师更厉害的，你们要多去看看。」

在今天，那些曾被人不断劝诫着再看看的孩子们，上了中国一流的大学，上了外国的一流大学，上了常青藤的硕士，甚至在攻读博士，他们依然跟在先生身边，不光跟着先生学习，也跟着先生一起做儒家的事业。这些孩子看了全世界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大学教授，为什么还回来？如果先生只是一个中学老师，他们为什么还要时时向先生请教？因为只有在这里，只有在先生身边，才有真正的儒家，才能得到真正的让生命闪闪发光的信仰。而这份信仰的力量早已超越了中学课堂的限制，成为了立身行事的依凭。

当年看似简单的论语课，在十几年后的今天，才真正被这些长大了的孩子，这些跟随了很久的成年人听懂。是信仰，是工夫，是永恒的、无限的、绝对的、超越的道。中国人，很久没有把儒家作为一种信仰来考虑了，是先生把这个给了那些孩子，给了我们。我们因此追随先生，追随儒家站了起来。先生用生命给我们能够堂堂正正站起来的权利，也用这个救了我们的命。

图：2009年，孔阳先生在北京四中讲授《论语》

图 / 颐钊

面向社会、风雨无悔

事实证明：跟随先生，是一生的事情，学习儒家也是一个人的终身所需，这不是一个学校的事业，也绝无可能仅在中学阶段就真正完成。

2006年9月到2009年12月期间，先生一直在北京四中讲儒学，这三年零四个月，先生讲授了《论语》《大学》《孝经》等等经典。除了学生，还给北京四中的老师讲，去人大附中讲，给学生家长讲。先生所做的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学老师的工作，先生一直是以一个儒者传道的身份在做事，面向的人群也绝不仅仅是中学生。

在北京四中期间，先生白天上课，晚上下班还要回家上网，因为还有许多成年学友在等待着先生讲课。先生给这些「静远学堂」的成年学友讲儒学，常常是一讲就讲到半夜十一二点，真的是下了班又上班，还加班。这些成年人来自五湖四海，有的年龄比先生还要大十几岁，有的自己是大学老师，他们就这么通过网络跟着先生学到今天，学了十几年。而先生面向民间，面向成年人传播儒学的工作也一直持续到今天，从中学到大学再到社会，这样的传播脉络成了孔阳国学工作室的传统。今日先生在网上讲学时间也变得多起来，有80多岁的老人跟着学，也有高中刚毕业的学生在这里学。

先生所讲，从来不是某个身份，某个年纪所固定的东西，更从来不是某所学校，某些教授所教授的「学问」。先生一直说，要把儒家的路永永远远地走下去，先生几乎是匍匐在地，以一己之力托着学堂的老老少少走上了追求儒家信仰的道路。

然而，先生在其中，却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

我跟着先生学习10年，认识先生11年，从没给过先生一分钱。过去学儒学，孔门弟子变卖家当拿着武器跟随老师流亡，舍生忘死！可我呢，我学习到今天，有9年的时间，就在国外，不用说三节两寿，我每次回国都只能给先生半天到一天的时间，然后就要离开北京回家了。即便如此，先生见到我的时候，还是拼命讲，讲好多，我听不懂先生也讲，争取能让我似懂非懂地又能做上大半年，做到能够再见先生的时候。不光这样，先生还要给我解决我在国外遇到的问题：心里难受了、身体不好了、状态不好了、不想活了等等。

我这个人软塌塌地甩在先生面前，先生二话不说用力扶着我站起来，并竭尽全力期盼我能站得久一点。先生从未要求过我什么，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明白，先生也没法要求我什么。我有学业，有父母的期望，有各种现在看上去那样牢牢绑住一个人的东西，能分多少给儒家？多少给先生？不仅如此，因为太久没有儒家的老师了，我们无论长幼，都不知道该如何做师生之间的礼。先生只能手把手教，不敢重不敢轻，掂量着说话。即便如此，先生仍然带着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跌跌撞撞走了十年，走出儒家的道路来。

图：本文作者与孔阳先生合影

图 / 自摄

2016年，我们录制了一个视频，叫《国学十年》。先生没有出镜，我们各自录了很多，说了很多，截取了先生的一些话，做成了一个纪念视频。这个视频流传很广，很多人被这个视频所感动。但是这个视频不足以说明先生一路坎坷的百分之一。

做儒门的克家子

在北京四中实际上先生待了没多久，就被借调到国务院参事室组建中国国学中心了。那时候先生想，如果能从国家的层面让儒家真正起来，这就太好了。同时，四中这些孩子们，这些正在对生命感到疑惑的中学生们，先生也要继续托着。除了这两件事，在网络上追随先生的学友们也需要先生的时时关注，先生常常讲到嗓子沙哑。十多年前，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话，「我挺忙的，也有点累，很多事我一个人干，忙不过来，我希望有一个助手，组建一个工作室」。直到这之后六年，才有了一个孩子跟在先生身边做助手。再过了六年，先生才有了一个勉勉强强算是自己的传播儒学的地方。这期间，先生一个人干两个人、三个人的活，累得晕倒了，就等着自己醒了再起来干。

直到2014年。

2014年，我最不喜欢这一年。因为这一年先生累病了，在单位上直接累晕在桌子前，幸好有人发现，送医院了，要是没有人发现，那我就没有老师了。送医院抢救，醒来之后，先生暂时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一边的身子不听话了。

先生是有儒家工夫的人，儒家讲尊严，讲一个人行立坐卧的礼。我当时不懂事，只觉得慌张害怕，但这都还是我一个小孩子自己的想法，没真正替先生想过。现在再回想那时候的先生，心里太难过了。先生躺在那里，肯定想按照儒家的礼来，但是都做不了了。记得师母说，先生在病房很要强，别人都随随便便擦擦，剃头就可以了，先生虽然说不出话来，但是表现非常强硬，坚决不同意这样草率邋遢的状态。一场差点没命的大病后，很多人都要休息个一两年，可想到儒家，想到我们这些孩子，先生都不敢病太久。

那年的7月，我同门的段昊坤学友把先生从医院接出来，我们几个人一起在咖啡店等。我知道先生病了，知道先生没完全好，但不知道具体什么程度。看着先生出现，我就开始想哭，这还是在我出国前叮嘱我的那个老师吗？他怎么这么瘦啊，这么老啊，这么不灵光啊，我坐在那里，不敢看先生的眼睛，我怕自己哭出来。先生说不完整话，很多时候脑子里想到了，说不出来，支吾很久，说出来也很不清楚，即便如此，先生对我们笑，一个一个地问我们未来的打算，然后说，「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儒家。」

师母担心先生身体，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催先生回医院，先生就静音，继续跟我们说。后来在阳光下，我们合了个影，我低头看到，先生的头发大部分都白了，心里第一次有些埋怨，为什么只有我的老师承担了这么多，为什么只有人能弘道，总是非道弘人。

那之后，先生逐渐好起来。好起来不是说完全康复了，只是能做事了。一能做事，先生马上召开会议，让大家一起商量怎么学儒家，怎么把儒家做出来。先生2013年的时候，跟我们说，要做这个家门的克家子。但是直到今天，六年过去了，我是个克家子吗？我不是啊，我如果是，先生就不用这么累了。师生之间，老师能够倾尽一切，学生却拿不出状态，这是最可恨的事情。

先生和我之间多年来都是这样，仿佛儒家有先生撑着，我就可以慢点，晃晃悠悠学着就不错。这一晃悠，就是九年的时间。

图：2014年07月28日孔阳先生病中与诸生

图 / 颐钊

追寻永恒之乐

2018年春天，我回到北京，跟随先生做事。先生在很多个场合表扬我，说她什么都不要，就这样一个人在北京为工作室全职做事。我听了总感觉脸上烧的慌。我跟在先生身边，才知道自己原来根本没学明白儒家，也根本没有真正属于儒家。如果真正属于，我为什么不在老师身边学习？！如果学明白，我为什么做不了儒家的事业？！在我刚回来的时候，这些问题让我感到自己一无是处。这时候，倘若我还能做点什么，就是跟着先生走。可是我从未亲炙先生，之前短暂相处还没有的问题，现在一点一点都在暴露出来。我租了一个和先生同楼不同单元的房子，得以每次忙完工作跟先生同路回家。这样先生在路上就可以教我，今天哪句话说得不对，哪句话说多了，哪句话不应该在这个场合说，应该单独跟先生说，哪个状态比较好，哪个想法不对等等。先生对我的调整，是事无巨细的，到今天仍旧如此。

后来做《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儒学》儒门会讲，我负责除了内容之外的一切事务。那时候我刚来北京两个半月，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先生说要做，那就做，这件事我没考虑过其他。因为在北京这两个半月使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一切都是那么浅薄，跟着先生走才行，一切的一切，就是跟随，努力地跟随，除此之外都是错的。不会做就硬做，一两日做不了，就花更多的时间。

宣讲结束后，很多学友说我辛苦。但我知道我只做了先生三分之一的事情。四个月的时间里，先生白天上班，然后傍晚给内容组开会，我住得近一些，先生就深夜再找我了解事务上的情况。这段时间，也是先生批评我最多的时候，批评也没用，还是做不对。那时候我觉得学儒学真难啊，怎么突然间好像什么都不会了呢！先生批评完，还要再鼓励一下我，怕我受不了，其实批评也是温暖啊！

不知道这么多年间，先生一个人面对天地，没有老师，没有同伴，没有理解的人，这么多年，先生是怎么过的？我为儒家做了四个月的事情，就觉得累，难，不知所措，先生从无到有数不尽的四个月，怎么过的？我找不到场地，找不到人手，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哭一场，再找先生。400年来没有人教，没有人重视，没有人知道儒家在今天该怎么复兴的时候，先生能找谁？

信仰儒家的人，不是不会觉得辛苦的人。信仰儒家的人只是辛苦也快乐的人。我在北京，现在每天都能感受到这样的快乐，还是感恩先生。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感觉到隐隐能够窥见先生一点点的想法，可能我想的那么多先生的苦痛，在先生看起来也就那么一回事，毕竟儒家的高度在那，儒家的工夫在那，造次、颠沛，我们内心有所动摇的话也就不是儒家了。

先生曾在开会时说，「你们要快乐地面对荆棘」，后来我再提到，先生说，「那是你们有荆棘，反正我没有。」对于先生来说，儒家的一切都不是外在于生命存在的事情，我们看到的痛苦，不过是外人想到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对先生来说，儒家传道没有不可为之事。在外人看起来的痛苦，在先生这里，没有什么。先生常常笑着说，「一切才刚刚开始。」

先生太忙了，能抽出两个小时什么都不干地散散步，都是极为艰难的事情。我们常常想着让先生过得好一点，但是先生虽然自己有各种饮食上的偏好，但实际生活中对这些都不太在意，常常讲到一半饿得不行，才想起来自己中午还没吃饭呢。

先生能想到的所有时间都给了我们，给了儒家。

先生自己也有孩子，叫团团，是个特别可爱的九岁的小男孩。先生曾说「我给你们的时间是十分之九，给我儿子十分之一都不到。」我刚回北京的时候，团团和我不熟悉。现在熟悉了，常常跟我说他的想法，说他爸爸其实在忙非常了不起的事，所以不能常陪他。有时候团团会熬夜等先生回家，先生在办公室跟我们常常说到凌晨，团团等不住了，就想喝咖啡继续等。

儒家不等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那么充分的时间和先生在一起，只能如此。

图：2018年「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儒学」儒门会讲

撑起儒家的一片天空

占据了十分之九的我们，在慢慢长大。

工作室开始有更大的发展，有很多人都加入了我们，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了我们。先生讲的课程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学习，这时候，很多人是不理解先生和我们的关系的。跟随先生学习挺好，但是有时候提到钱，这些师生关系就碎了；有时候提到付出，这些师生关系就停滞不前了；有时候，我们这些自诩跟先生贴得最紧的人，也需要先生掰开揉碎地不断跟我们说事情要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先生这样费心，只是担心有人因此就不学儒家了。

现代人很难理解生死相依的师生关系。老师嘛，就是教了你这个，等你毕业之后，就不再有更多关注的人。所以有人批我们孔阳国学工作室，说这些人对老师已经到了疯狂崇拜的地步。他们错了，他们不懂我们对先生的礼，远远够不上先生对我们的恩。他们不知道对我来说，先生是我的终身依怙！

也有人说，我们越来越爱收钱了。他们错了。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能用钱买，那么给了你精神生命这件事情，给多少钱算多？何况给多了先生还不要，先生说，大家都没钱，不能让学友们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

我的精神生命完全是先生开启的。在我最开始迷茫对生命失去信心的时候，是跟随先生学《中华人文精神简史》点亮了我萎靡不振的生命；在我自己屈服于社会大众的评价标准，弯下脊梁的时候，是行不顾影救了我的性命，让我再次挺直腰杆；在我不知所措，痛苦难当的时候，是先生讲「命大于身」让我恢复一丝元气。当我自己决定永远追随儒家的时候，是先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血泪生命换来的东西给了我，让我意识到安身立命的根本，让我终于以儒家信仰为底色生活。这一切，再说几十页纸也说不完。这是我的老师。他说，「我这样含垢忍辱地生活，是希望你们可以永葆赤子之心，可以干干净净做儒家的事情，站起来。」先生用生命和尊严，为我们这些学生撑起儒家的一片天！

先生这样保护我们，我常常感觉先生就像是我的父亲，看着我的小毛病，也觉得没关系，调整一下就好了，担心我吃不上饭，担心我睡不好觉。我的父亲溺爱我，某种程度上，先生也溺爱我。先生自己为儒家做那么多可以，我做一点，先生都觉得辛苦了。我平日里在工作室做一些零敲碎打的事情，先生来听我汇报，会说你真是辛苦了。可是先生做了那么多，像是不让孩子知道的父亲，不需要孩子来体会他的辛苦。

2019年，几乎是昊坤和我加上我们的助手，这样四五个人才拼出先生要做的一部分事，我想，我看得到的牺牲都太小了。何况哪怕是我现在的程度，也不喜欢有人把我做的事情看作是我为儒家做出的牺牲。因为这样一说就光有苦没有甜了。所以我想，先生也一定不希望我把先生愿意为之「乘愿再来」的事情说得这样辛酸，说得这样苦涩。

在外面看这件事情的人，充满了对直起来的恐惧，对毫无保留付出的犹疑，对于完全信任一个人的不安。但是我却感觉到，在我20岁的时候，我能有一个可以托庇一生的老师，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了。这个老师给了我牢牢抓住自己的力量，让我从此毫无阴霾地生活，舒展地充满活力地充分完整我的人生，拥有了永恒的快乐！先生曾经问，你如果不能闻道了。你还学吗？我说当然学了。能有机会知道，我这样的人也可以走进儒家，可以有老师，可以成为儒者，这本身就是足够快乐的事情。一辈子可以向形而上无限延伸，延伸到哪里根本不重要，像先生一样，把全副生命都拿出来就是痛快的一辈子。

儒者之路，永永远远

今天，在中国，学习儒学，很多人找大学的学者。这是不对的。学佛学道，知道要出家，要去道观，学儒就要回到大学，这是什么道理？今天的人不知道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儒家，不知道儒家作为一个人精神信仰的高度。所以今天的人意识不到有一个可以开启自己形而上生命的儒家的老师有多难得。但这正是我们要改变的事情，400年，中国人丧失对信仰的了解，丧失对历史的了解，丧失对自己作为一个人尊严的了解，只是活着，为了活着拼命。却没想过，被这一切框住的人生该是怎样扁平的状态，压得我们的脊柱都碎了。今天一个人想要传播儒学，要付出那么多，要忍受屈辱，要减少很多时候正常生活的权利，只为了让更多的人站起来。今天想要站起来的人，应该跟这样的人学习，应该信任这样的人，追随这样的人。

这几年也有越来越多的同道一起做事。先生常常为此感到高兴。儒家复兴是整个中国人的事情，那么多的同道从不同的方面为儒家说话、为儒家做事，中国人开始注意到儒家带给人的那种超越的力量。先生说这是一个好时候，我们可以光明正大谈儒家！同时先生也让我们要无限伸展，去了解这个世界，先生说，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和任何信仰对话！越来越多的人为儒家说话，自然也有反对的声音。有时我们也会感到苦恼，先生告诫我们，不要看别人，不要管别人，我们今天要走出自己的道路，走出直接孔孟的儒家道路。

孔子授课有三盈三虚。先生也常说：「我们现在勉强算盈，还没到虚的时候。可能下面就是虚的时候。」我觉得不会的。学到今天，我勉强算是一个没怎么学好的儒生，尽力去学，可程度实在有限。为儒家做点边角料的事情，有幸算是我的人生应有之意。即使是这样的我，仍然感到有一点比当时部分孔门弟子强的地方。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先生到底是不是真的。我的老师，告诉了我儒家的高度，我对此有所体悟，深信不疑，我要做的就是追随先生。

我记得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今日面前的路依然艰难，但我坚信先生一定会带着我们建立一个儒家的道场，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跟随着我们一起，以此生乃至永恒，面向世界，传播儒学。

图：孔阳国学工作室第2届志愿者大会

图 / 颐钊